自2016年民進黨執政以來，所面臨的國際格局變化之速前所未見，前政府留下的內外問題尚未整頓，接踵而來的國際、兩岸、全球化與國家發展交織的問題脈絡，已非是以傳統從單一領域的視野或途徑能夠勘破關竅。

當前面對的各種外交與安全困境，正本清源之道仍在於「內修文德｣，其現代性的實踐為解決內部發展問題，才有能力回應外部環境，特別在資源與能源安全的層面上，是作為海島型國家面對大陸強權的基本競逐條件。

中國嘗試解構現有國際體系

這些問題不是孤絕獨立於世界上，能被獨立詮釋和還原現象本質，每一個問題所立足的的問題意識更像是一個三維稜鏡，不只有多個角度，更可能折射不同面向的問題，偏折並連結到另一個問題，所呈現的結構不是平面網路的系譜或生活世界，更像是一個全相式(Hologram)的立體的星圖。

當前以美國為首的一超多強的國際體系結構，其基底來自於金融、能源、與工業革命以來至今，一切的科技與工業文明準則，包括虛擬的數位世界。這些以西方文明為基底的價值基礎，成就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使美國得以撼動他國，施展大國強權，或是提供公共財。

不論是在地緣政治或是國際體系的概念運動，美國都是由以上的元素作為其「大戰略編曲｣的基礎，時而協奏，時而共鳴，主動掌握戰場的旋律與節奏，指揮者自冷戰結束以來的世界秩序。

其中，石油做為推動工業基礎動能的普遍性能源，美國以此陸續重創伊朗、伊拉克、俄羅斯和委內瑞拉等國，甚至持有核武的朝鮮也不得不因能源因素，間接的受制於中美關係的博弈。

中國的「超軍事手段｣涵蓋全相式層面

中國為取代美國作為國際體系的首席，逐一佈局金融、能源，和智慧製造等非軍事領域，作為「超軍事手段｣(Extra-military Emphasis)的資源和工具。學者林中斌教授認為，中國的「超軍事手段｣是運用軍事以及非軍事的經濟、科技乃至文化與文明價值協同佈局，以非軍事手段為先導，軍事手段為後手，塑造有利於己的形式，謀求中國戰略至高的「不戰而勝｣的至高理想。

中國的「超軍事手段｣意圖涵蓋非軍事領域，且超越軍事領域，已跨越式發展的形式於特定領域呈現其成績，例如：尖端的航太科技成功案例，北斗衛星已僅次於美國的GPS的覆蓋率，且在美國停止太空梭計畫後，與俄國成為少數可常態運送太空人至低地軌道的國家，已然「超俄趕美｣，嚴重威脅美國的原有的制天權。

「超軍事手段｣詮釋新的國際體系

而今中國運用「超軍事手段｣從能源、金融、產業等各方面提出不同的語境，給予底層行為者不同的詮釋空間，使這些國家的發展境遇出現不同的選擇機會，從中國的語境重新詮釋國際體系，影響所及深入生活世界的本質。

能源方面，以「一帶一路｣同時佈局中亞與中東的油源，同時串聯自南海到印度洋的珍珠鍊(Pearls Chain)以確保陸海兩路的能源暢通；為打破能源形式，更積極投入各類電池與再生能源科技，謀求解構美國主導的能源體系。

金融方面，人民幣國際化的步伐不只跟著看的見的「一帶一路｣走進沿線國家，更透過數位科技可打破時空間限制的特性，積極穿透各國的金融系統，直接走進客戶端的支付行為，台灣採用支付寶的企業已近4,000間，尚不論其分店與上千台計程車作為支付場域，作為其網路監控體系的延伸系統，牢牢監控台灣人民的經濟生活。

「中國製造2025｣作為重要的產業發展計畫，其目的為輸出中國的工業標準與製程典範，詮釋發展中國家工業發展，並同一於中國的產業界，更可作為國際關係公共財的高度。謀求的是取代西方的製造標準與流程，壟斷供應鏈的價值論述話語權，從而排斥西方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合作關係，當然也包括拒止以美國規範為標準的台灣在內。

由上述的金融、能源和產業發展等「超軍事手段｣解構西方現有的文明價值體系，直接衝擊國際體系結構的底層行為者，也就是強權國家之下的扈從者。以往僅有美國施展權力支配國際體系，同時軟硬兼施的提供各項公共財，從而干預底層行為者的國內外事務。

「超軍事手段｣打擊台灣人文優勢

 這種詮釋方式使得台灣面臨的外交困境不只是看的見的金錢戰或資源戰，而是上升到邦交國生活價值的選擇，使台灣外交原有的人文優勢遭受嚴峻的挑戰，近期多明尼加斷交與梵蒂岡多次暗示與中國建交的訊息已是警鐘。

更顯著且立即對台灣的威脅，是表現軍事方面。中國在「南海爭議｣取得實質上的主導權後，如今更直接佈署導彈於南海諸島，作為回應美國航空母艦戰鬥群的強硬舉措。中日兩國在東海和釣魚台領域的問題也超越零星的衝突，而是直接穿越島鏈迂迴台灣東部，解放軍環島已是常態，台灣已事實上面對東海、台灣海峽與南海的三面包圍和後方迂迴。

經濟發展是弱國翻轉的不二途徑

面對中國採取「超軍事手段｣交織且綿密的大戰略形成對台灣龐大的壓力，台灣需要在有限的資源與行動自由之中排序行動的優先順序。具體能夠提升行動自由和提升國力的是發展經濟與戰略性產業。

回顧1970年代，中國文革結束前的國際態勢，中國一窮二白，僅能以「大三線｣戰略消極面對美國的威脅，並且在中俄邊界佈署百萬重兵，應對不可預期的衝突與壓力。窮兵黷武但傳統軍事力量落後的中國，僅能以「兩彈一星｣作為核威懾的生存戰略，無法在經濟、文化和價值觀上爭取國際認同，僅能以「不結盟｣的旗號招集窮困的第三世界盟邦，境遇更劣於此時的台灣。

但是在1980年代改革開放後，全力投入經濟發展，創造將近10年的9%以上的經濟成長率，至今花了30年才逐步建立今日勉強能與美國競逐國際霸權的經濟基底。反觀台灣近年來，忽略國際體系和政經局勢的轉變，也失去台灣曾有的經濟發展成就，從李總統時期曾有「和平演變中國｣的大好情勢，落入兩岸關係的戰略被動格局。

綠能作為台灣的「超軍事手段｣

台灣國力與資源有限，大戰略的規畫中最重要的是生存戰略的設計，其底層是水、電和糧食的自給安全。面對中國事實上對台灣的包圍與各種「窮台｣措施，設計與佈署應以地下化與分區建置的儲能系統，平時作為分散式智慧電網的基礎，緩減電力備載容量的壓力和兼顧降低火力發電產生的空汙，並且能作為擴大內需的手段帶動各項綠能產業的蓬勃發展。

若急難時，可緩減遭受「斬首式｣或「點穴式｣攻擊造成的癱瘓與打擊，提升盟邦來台關鍵72小時所需的生存能力。若能將電池產業作為台灣的「超軍事手段｣，作為與晶圓代工同等的戰略高度，打造全球綠能產業的關鍵地位，與重視氣候政治的西方國家形成綠色產業與環保價值的精神盟邦，作為台灣除晶圓廠以外的第二項與全球對接的價值鏈，從經濟、能源和國家安全等大戰略層面作為面對中國的重要基底。

※作者為為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