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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濠仲專欄:文化部該收手

李濠仲 2018年05月12日 00:00:00
以有文化深度的國家為鏡,將知,當在地出版能夠茁壯而如巨樹,敵方思想統戰到頭來就沒有存在的空間。(湯森路透)

以有文化深度的國家為鏡,將知,當在地出版能夠茁壯而如巨樹,敵方思想統戰到頭來就沒有存在的空間。(湯森路透)

文化部日前發現「有報名參加本部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徵選之19家出版社計43冊大陸授權出版品,未於事前向本部申請許可而逕行在台發行」,於是發函要求多個圖書公、協會,轉知各出版社,以後「未經許可書籍,皆須依『大陸認可辦法』補提申請」,否則將予行政處分。

 

公文既出,在媒體上引發熱議,且負評不少,因為這觸及了此地琅琅上口的「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等基本價值認定。文化部所提「大陸認可辦法」實為舊法,並非新創,差異只在不同政府究竟打算執行到什麼程度。

 

但若暫時擱置「大陸出版品」這個很容易激發一個人腎上腺素的字詞,或許比較容易在義與不義找到出路。幾位台灣作家、出版業者似乎即是採取這樣的辯證立場,紛紛撰文批評文化部這紙命令。

 

文化部的審查依據,其實還包括一行政命令下的條款,也就是大陸出版品有下列情形者,「不予許可進入臺灣」:一、宣揚共產主義或從事統戰者。二、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三、違反法律強制或禁止規定者。四、凸顯中共標誌者。(但因內容需要,不在此限。)

 

現代正義論從自由出發

 

就此,出版人陳穎青(老貓)在臉書上舉出10年前大法官釋字第644號解釋,強調當時大法官會議就已認定《人民團體法》第二條「人民團體之組織與活動,不得主張共產主義,或主張分裂國土」違憲。再列出林子儀大法官於協同意見書裡明指的:「憲法保障人民言論自由之真諦即在保障人民可以自由地提出其政治理念或言論,接受言論思想自由市場之檢驗,是否能為大眾所接受,政府並無必要代人民作選擇。是政府如欲防止系爭政治理念或言論對社會可能帶來之弊害,最好的方法並不是禁絕該系爭政治理念或言論,而是要鼓勵更多的言論來治療或避開系爭政治理念或言論可能帶來之弊害。」

 

這理當是台灣現今至少兩、三代台灣人對言論自由的基本認知。既然一邊高舉以法限制「不得主張共產主義,或主張分裂國土」違憲,那麼另一方繼續持守「宣揚共產主義或從事統戰的出版品」不予許可進入台灣(或需要送審),是否會出現價值錯亂。尤其歷經源於美德的古典正義論之後,現代正義論則多是從自由出發,這就造成今天文化部對任何出版品的「審查」或「許可」,無論形式上、實際上、程度上的動作,都很容易遭到反感。

 

包括之前資深媒體人黃寶慧主持新節目《慧眼看天下》,因為出現「全面掌握國際趨勢、精準剖析兩岸脈動」的slogan,節目製作單即接到文化部影視局組長陳淑滿致電「關切」,「善意提醒」節目製作單位一旦涉及大陸議題的相關新聞,就應依法送審。此事一樣引起干預新聞自由的批評。

 

話說回來,「大陸出版品若有宣揚共產主義或從事統戰者不予許可進入臺灣」的規定,恐怕也有過時之虞,何況那是什麼領域、事項好像都要有個「兩岸專則」時空下的產物。當統促黨可以走上街頭,五星旗可以插滿西門町,這道「防堵共產主義和統戰」的條文,不已如闌尾一般,真實上的意義就是毫無意義,而何以據此回過頭去為已然焦頭爛額的出版業增加一道「例行官僚作業」的行政程序。

 

讓澆花的手拿成了剪刀

 

另外,尚有作家傅月庵透過臉書發文,認為問題關鍵在出版界行之多年的共識是,對進口大陸簡體版書籍販售的「授權發行」要經過許可,這是基於保護國內出版市場秩序的考量,大家都樂於遵守…但假若出版社已取得大陸方版權,將簡體版改為繁體版在台發行,這是「授權出版」,過去從來不用許可,就算盜版,也只能在出版後依法取締,過程中絕不能審查,要不就有「箝制出版自由」之嫌…所以,除非文化部徵選的書是簡體版(屬於「授權發行」),就要補申請,而如果那43冊大陸出版品是繁體書,就是「授權出版」,誰都不能審查,更不能有「准不准」的問題…(詳閱全文

 

文化部應該從這幾位出版界人士的貼文看出關鍵所在。「言論自由」已經根深蒂固紮根在這塊土地並開花結果,政府有培養沃土的義務,但「修剪」的工作卻不在官方。真為了出版業,豈是兩手交替,讓澆花的手拿成了剪刀。

 

把眼光投射到19世紀的北歐社會,或許可以看到更好的答案。那個時期的挪威還是瑞典王國的一部分,偶爾會有瑞典王室成員和歷史學家、政客親赴挪威考察,多數都帶回了正面印象,換做今天的流行語,差不多就是在說「挪威最美的風景是人」。

 

但真正讓瑞典人驚豔的,卻是土壤貧脊、武力弱小、人口稀少的挪威,竟宛如文風鼎盛的大國。

 

無從被文化入侵的小國

 

19世紀正是因工業革命帶來巨變的年代,瑞典人奮發圖強,在工業上的表現自許要和大英帝國並駕齊驅,於此同時,挪威卻埋首文學創作,風起雲湧對著當時新經濟結構下的社會黑暗面予以抨擊和反省,從而湧現許多文壇巨人。

 

包括寫有《總督女兒》的卡米拉,她直面了父權社會的荒謬,並成為日後挪威女權運動的濫觴;爾後,挪威劇作大師易卜生進一步藉劇作將女性主義發揚光大,《玩偶之家》甚至連中國四人幫的江青都愛不釋手。

 

易卜生的莫逆之交比昂松則在小說《破產》中,把資本家貪婪可恥的行徑描繪得淋漓盡致;《手套》一書更完全違逆了那個年代父權的醬缸傳統。

 

地位和易卜生、比昂松並列者,還有約那斯里和基朗。約那斯里同樣透過小說創作,以中產階級家庭人物當作故事題材,省思社會重重弊端,並且毫不避諱顯露出他對國家內部政治鬥爭的厭倦和不耐;基朗則在《禮物》中,挑明挪威古板且僵化的教育制度有待改進。

 

挪威文壇利用無拘無束的創作空間,不斷注入新血,女作家西格麗德再以一部長篇小說於1928年得到諾貝爾文學獎。挪威人口不過500餘萬,就出了三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另有比昂松、哈姆森),法國至今共有15人獲文學獎桂冠,該國人口有6千餘萬,就比例而言,其成就約只挪威的三分之一。挪威以其文學力量最終斥退了瑞典武統,則又是另一篇章

 

今日的台灣有一非常特殊現象,我們深受中國所擾,從經濟面到文化面,從政治圈到娛樂圈,無一不受對岸左右,問題就在於我們愈是把焦點聚焦在如何抵禦這一「崛起大國」,我們的視野有時反而就愈遭侷限。文化部與其拿著過時且不切實際的「大陸出版品認可辦法」庸人自擾還擾人,或者應該把精力投入在如何以小國之姿,創造本地該有的文風情境。

 

以人文薈萃形容歐洲相信沒人反對,挪威應該也夠格接受這樣的讚美,當地出版業十分興盛,三天兩頭就有新作上架,政府還設有專門基金鼓勵創作。今天挪威首都奧斯陸人口大約60萬人,書店總計有640間,有90%的男性擁有固定的閱讀習慣,女性則高達97%,其中五成女性一年至少會看10本以上小說或者散文,絕大多數小朋友也將閱讀當成常年的休閒活動之一,大約有10%的挪威人迄今已有超過30年以上的閱讀習慣。

 

丹麥、瑞典及至德國(納粹),皆曾對挪威成功發動武力入侵,唯獨「文化入侵」、「思想入侵」、「統戰入侵」難以得逞,應該是挪威人力氣用對地方所致。我們以為,鼓勵培育本土作家乃至振興出版業是一回事,防止中國具統戰企圖的出版品在台上市是另一回事,兩件事需要分別考慮,但以有文化深度的國家為鏡,將不難發現,當前者能夠茁壯而如巨樹,後者到頭來就會是個沒有存在空間的問題。

 

※作者為《上報》主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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