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證實：雖然本質上是認知偏誤，但是外表確實會相當程度影響一個人的自信 註更多Kellerman & Laird, 1982; Cash & Flemming, 2002，也會影響他人的評價 註更多Willis & Todorov, 2006。

在現實生活中，個子較為瘦小的人，有時難免會因為誤以為自己條件不如人，而在心理上感到畏縮。心理條件越是如此，於是也就難免希望自己在生活中可以盡可能的吸引朋友，依賴朋友，附和朋友；希冀透過留在自己身旁的朋友數量來多少強化自信心—有時甚至選擇無視身旁的人是否把自己當做朋友，也忽略身旁的人行為上是否有問題。

在其他諸多因子的配合之下，這樣的人偶爾在心理上會形成依賴型人格違常（dependent personality disorder）：在生活中，或許試著去不在乎身旁的朋友是否酒肉；哪怕初次見面只知道綽號，仍然一通電話打來就騎車外出整夜，有錢共同花用享樂，沒錢同吃一碗泡麵，自覺是一種義氣的表現而甘之若飴。

甚至，就算這個自以為的「朋友」犯下滔天大錯，仍然可能因為種種因素，而從頭到尾對自己無法接受的行為一言不發，過於順服；就怕自己壞了「義氣」，日後江湖上傳出去自己再也交不到朋友。

與此相反，有另外一類的人，具備了較少見的心理特質，例如：極端以自己的感受或利益為中心；相當程度崇尚弱肉強食；為了達成目的可以不擇手段；有物化他人的傾向；對於違反社會規範以及/或者造成他人痛苦幾乎毫不在意；欠缺罪疚感；同理心極弱或者欠缺；衝動傾向高，情緒自控能力差；也常見伴隨物質濫用傾向。

換句話說：慣於操弄他人，冷酷無情，善於欺騙，充滿敵意，易於冒險，衝動，無責任感。聽起來很耳熟？各位別誤會了，我講的不是各大財團的老闆或大銀行家；我講的這些，都是反社會人格違常（antisocial personality disorder）的特質 註更多有關反社會與依賴型人格違常特質，均請參見DSM-5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

當心理特質顯著到一定的程度，就容易出現主導行為模式的高度可能。因此，當上述這兩類人湊在一起，一個主導操弄，一個依附順從的態勢，幾乎就已經可以預見。依據公開審判當中呈現過的證據—精神專科醫師與臨床心理師所提出的醫學證據與專業判斷—發生在民國89年的台南歸仁雙屍命案中的兩名共同被告，謝志宏與郭姓嫌犯，就各自具備了上述的顯著心理特質。

姑不論這兩種特殊的人格特質或違常狀態，在該案件中容易造成如何的互動與心理機轉。單就討論測謊的目的而言，就算我們可以暫時拋開「測謊不得作為法庭證據」的科學原則與正當法律程序論述，退一百步來說，謝志宏案中由官方對這兩種人格違常的被告測謊，再由法院單純依據測謊結果做出不利謝志宏的認定，根本上也完全違背現代測謊程序本身設計的合理性：

第一、謝志宏在情緒激動下得到的無法鑑判（inconclusive），竟被採為不利謝志宏的判決基礎：受測者在嚴重的情緒起伏狀態下，不應該進行測謊，基本上已經是測謊界的基本常識（Furedy & Heslegrave, 1988）。問題是：本案謝志宏在接受測謊之前哭了將近40分鐘喊冤，在情緒極度激動的狀態下為何仍遭測謊？測謊結果為「無法鑑判」，為何法院仍可以用作對被告不利的判決心證認定基礎？顯然法院不僅是不理解科學原則而已，就連基本的測謊原則也一無所知。

第二、反社會人格違常或具有明顯此人格傾向的人，由於對於情緒與罪疚感的反應與陳述等方面，與一般人有重大的差異（Patrick, Bradley, Lang; 1993; Book et al, 2006），因此根本不能接受測謊，這是連測謊界也自己老早承認的事實（Lykken, 1978; Patrick & Iacono, 1989）。但在謝案中，經精神專科醫師鑑定為具有顯著反社會人格傾向的同案被告郭嫌，不但接受測謊，還連續兩日測謊兩次，在第一次的結果未公開的狀態下，直到第二次才號稱測謊通過。

何以這樣具有重大瑕疵，顯然根本無效的測謊證據，還可以被用來判一個人死刑？最後還是要回到一系列法院決策歷程的認知偏誤影響來看—「你若無罪，別人為何指控你？」（未完）

※作者為執業律師／美國NITA訴訟專家師資／司改國是會議委員／現為臺大心理學研究所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