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親

蔡嘉駿的父親是小學校長，身為老么的他，童年甚受父親疼愛，他記得自己五、六年級時念的是父親任教的小學，「每天爸爸都騎著腳踏車載自己一起上學。」

南投鄉下出身的父親很節儉，「我們家五個人，在我國中前住的是15坪大的四樓公寓，黑白電視機一直看到我國二才換成彩色電視機。」

蔡嘉駿回憶說，那時候很流行越野腳踏車，他也想要一台，就對父親說：「如果我考滿分，就買一台給我。」考卷發下來，蔡嘉駿果然得了滿分，他歡天喜地地帶著考卷回家，過了幾天，腳踏車送來了，「竟然是一台淑女車！還有菜籃！」

「我就想，爸爸真小氣！不肯買貴的越野車給我。」想到當年那失落的一刻，蔡嘉駿還是不掩哀怨神色。

其實，蔡爸爸早就把這小兒子看透了——知道這孩子「放蕩不羈」，怕他去危險的地方，所以情願他像女孩子，安份一點。

果然，蔡嘉駿上國中後，就開始和朋友「漂泊」了，「我上高中後就很少回家了。」他說。

16歲當賭場小弟

16歲當賭場小弟，守在門口幫忙跑腿把風，18歲高職畢業正遇到房地產景氣好，蔡嘉駿當房屋仲介，每天早上騎著摩托車，載著一桶漿糊、一疊紅紙出門，挨家挨戶問可有要賣的房子，找到後就開始寫紅紙，往電線桿上貼這些託售告示。刷了兩年漿糊，不滿20歲的他竟然存下將近200萬。

於是，這個年輕人辭去發財工作，帶著這筆錢跑去日本念語言學校。「我去日本半年後，我爸媽才知道我去日本了。」他說。

那是80年代末，日本泡沫經濟最盛的時候，「日本生活的昂貴超過我的想像。」30年前，在日本吃一碗「立食」拉麵，就要新台幣200元。「我必須找兩份打工才能維持我在日本的生活。」蔡嘉駿說。

他去當在日本沒人要做的電鍍工，還在酒吧當服務生兼圍事，在日本社會的底層學會講日文；沒有念到日本的大學，卻念了日本的「社會大學」。

從東立小編輯到ACG​始祖

從日本回到台灣後，他進入東立出版社，從編輯當到總編輯。就在這裡，蔡嘉駿開啟了第二人生，他遇到了生命中的第一個貴人，東立出版社的創辦人范萬楠。

我和蔡嘉駿聊天時，任何時候，他提到范萬楠，既不是稱「老闆」也不是「董事長」，永遠是稱「范先生」；非常肅穆地，就好像前面還要放兩個尊敬的空格一樣。

「我以前是沒有工作紀律的，上班愛上不上，是范先生教會我『不論你想完成任何事，都必須在一個規矩裡完成』。」

就這樣，蔡嘉駿從「很會賺錢的小蔡」，成為ACG（動畫、漫畫、遊戲）開山始祖。台灣漫畫博覽會前2屆都是他辦的，在那個還沒有「ACG」（動畫漫畫遊戲）這個名詞的時代，他創了「MACAGA」（日文漫畫、卡通、遊戲）名號，把當年和漫畫出版社相比還不成氣候的遊戲業者，也拉進博覽會裡。

與遊戲橘子劉柏園的第一次相遇

這大概是台灣第一代遊戲業者的聚會，一群在社會被視為「愛玩遊戲不務正業」的年輕創業家通通聚到這裡來，「我就是在這裡認識來擺攤的劉柏園（遊戲橘子創辦人）。」蔡嘉駿說。

後來蔡嘉駿自己也一腳跨進遊戲業，成為台灣遊戲業第一代創業家。從玩家人數不多的單機版，到網路連線遊戲，再到現在手機普及，每個人都是手遊玩家的「全民遊戲」時代。這個毫無政府、財團支持的產業，讓一群年輕人從「沒有」到「很有」。

「可是，我觀察劉柏園，我覺得他沒有變，還是我當年認識的那個人。」蔡嘉駿說。

我自己認識蔡嘉駿也20年了，其實，我覺得他也沒變——只是少了65公斤。胖和瘦，兩個不同的身體；漂泊仔或執行長，兩種不同的生涯。冰與火，卻流動著某種相同的分子。

即使是應酬　也是一種工作

我總是在他的言語詞間，聽到一種「校長」式的談話，20年如一日：有時候是社會責任式的，例如「振興台灣衰弱的影視產業」種種，有時候是紀律式的，例如「即使是應酬我也當作一種工作，會做很多的工作與準備」。蔡嘉駿一直是一個熱愛「做功課」的老闆。

我問蔡嘉駿，誰是影響你最大的人？他說了一些男人，知遇的老闆范先生、現在的事業伙伴劉柏園等等。不過，我後來整理筆記時卻發現，蔡嘉駿講得最多的，其實是他的爸爸。

很奇妙，有很多是負面的字眼，比如說：「我覺得爸爸很小氣」，或者是「我想爸爸對我很失望」，可是講來講去，最後還是回到爸爸——啊！是父親騎著腳踏車，在雨港緩緩前行的背影，籠罩了他的一生。（完結篇：鐵漢精神墓誌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