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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郁佳專欄】朱峻穎與孫安佐:一樁預先張揚的自殺

盧郁佳 2018年06月01日 00:00:00
主張繼續否認問題、忽略治療的學者、媒體、公務員、政客們,如果你們不願意自己孩子走在路上被陌生人殺害,請睜開眼睛,看看他們。(圖片取自孫安佐臉書)

主張繼續否認問題、忽略治療的學者、媒體、公務員、政客們,如果你們不願意自己孩子走在路上被陌生人殺害,請睜開眼睛,看看他們。(圖片取自孫安佐臉書)

2018年3月,台灣人孫安佐留美讀高三,26日告訴同學,要在5月1日到學校發動槍擊案,還問同學要去哪裡買槍。雖然他隨後聲稱「只是開玩笑」,但校方獲報後依規定通報。台灣媒體普遍詮釋,此一通報是美國人杯弓蛇影,小題大作:「佛州2月才發生17死校園槍擊案驚動全美,孫安佐的白目行徑誤觸地雷,依恐怖威脅罪被捕,一句玩笑話恐讓孫安佐被判刑5年。」

 

2018年5月,新北市28歲的拳擊教練朱峻穎,涉嫌殺害女友分屍,有前科與精神病史。警方27日晚間發現7袋屍塊,28日發現朱上吊死亡。朱前妻弟弟說,小留學生朱峻穎在美國曾搶銀行,他媽媽花大錢幫他打官司,幫他把死的官司弄成活的。

 

政府社會的態度決定生死

 

同樣有前兆、預告,發生在美國,或在台灣,就決定了當事人的生或死,以及無辜受害者會不會死。關鍵在政府、社會的態度,是投注資源調查追求復原,或息事寧人集體否認。

 

台灣大型傳統媒體的記者誤以為,恐怖攻擊,單單指少數穆斯林組織性的暴力,施壓美國政府,作出政治抗議;所以,美國警方說孫安佐恐攻,想當然爾是瓜田李下、天大誤會。但義大利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法蘭克‧貝拉迪《英雄:大屠殺、自殺與現代人精神困境》一書已指出,諸如大學炸彈客等的孤狼式恐怖攻擊、自殺與隨機殺人的種種共通點,剖析三者同出一源,都是自殺的變形,根源是資本主義社會結構孤立個人、逼到了死角,導致毀滅。

 

《英雄:大屠殺、自殺與現代人精神困境》書中專章評述趙承熙事件,韓裔大學生趙承熙2007年持槍到維吉尼亞理工學院校園開槍掃射,殺了30個人後自殺。維吉尼亞政府網站發布《維吉尼亞理工學院大眾槍擊事件:評估小組報告》,當中的精神病學報告,揭露趙承熙8歲赴美、移民受排斥之苦。報告描述,趙的父母工作時間超長,孩子孤立無援。趙在韓國已適應困難,姐姐說趙在美國更退縮、疏離。身為外國人,被美國人取笑,姐姐視為理所當然,但趙承熙從此堅拒說韓文,以抗拒內心痛苦。趙承熙多年來很少和家人講話,避免眼神接觸。如果必須講點話時就手心冒汗,臉色發白,全身僵硬,有時候還會哭出來。通常他只會點頭說是或不是。

 

青少年兒童在成長階段,缺乏父母等成人陪伴支持,若無法建立穩定情感依附,人類生存所需的基本安全感得不到滿足,有時難以抵禦即使最輕微的同儕攻擊。有些孩子遭遇困境的反應,像趙姐姐,外表大而化之,過了就算;有些孩子像趙承熙,內心創傷巨大。無論各人困境有多不同,台灣社會都傾向要個人自行解決困擾,要趙承熙這種人想辦法向趙姐姐這種人看齊,否則就會被淘汰,惡果也應該由他自己無條件承擔。這種價值觀,完全是為了統治者的方便而設,不是為了解決當事人困擾而設。因為解決困擾需要外部資源來支持,若把風險全都丟到最弱勢的個人身上,統治者明明有權力分配資源,卻把責任推得一乾二淨,困擾當然就無解。結果是父母必須得把趙承熙這種孩子,說成趙姐姐這種孩子,否認困擾,視而不見,息事寧人。

 

恐嚇掃射只是「白目行徑」?

 

孫安佐案爆發後,女星狄鶯受訪,力挺兒子孫安佐:「他是一個非常善良又健康的孩子,就是跟同學開玩笑講一句『我會開槍哦』,只是男孩子打嘴砲那種,我相信他不會有事!」誤導大眾,以為恐嚇掃射只是「白目行徑」,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不但可以、也應該這麼做。自居美國通的李文、邱彰,也競相隔空指點狄鶯避禍,和媒體聯手主導了輿論風向。

 

這也就是說,如果在台灣,學生透過管道弄到了槍、彈,又對同學揚言掃射校園,那麼這件事在台灣實現的機會,遠比在美國高出許多。因為,同學即使知情,也不會通報。

 

因為新聞早已向大眾宣導,學生發出恐嚇,同學如果通報,校方如果調查,就是讓「白目行徑」、「一句玩笑話」「誤觸治安紅線」害學生受過。假如另一個孫安佐在台灣,告訴朋友他要殺人,他隱密的求救沒有被聽見,沒有被阻止,惡夢成真,案發後將會如何,是媒體或校方會負起吃案的責任呢?可想而知,媒體會就隨機殺人案煽動群眾恐慌,為了消費流量,訪問附近自助餐老闆娘等路人訴說驚恐,訪問命理名嘴分析前世冤孽。警政署對案發地點加強員警攜槍巡邏,安撫人心;員警被迫免費加班,暗幹在心,除此以外,公眾一無所獲。教育當局在各校舉辦預防犯罪宣導系列活動,包括演講比賽、作文比賽、漫畫比賽、海報比賽,集合全校呼口號,紅布條歡迎局長視察,在升旗台檢閱滿場師生齊聲向暴力說不。權力不問凶手為何殺人,只欺騙群眾,說把壞蛋殺了就沒事。網民相信,預防殺人就是靠嚴刑峻法嚇阻,所以維持死刑就是預防殺人。

 

這就是台灣社會被困在古代資訊黑箱中,所能作出的回應。簡言之,台灣就是清朝,面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特有問題,束手無策,扮鴕鳥還要裝威風,假裝情況已經受控制。種種官樣文章的應變措施,不外就是表演性質的息災法會,效果等於用義和團神功護體、抵抗列強船堅炮利。群眾對自身生活現實的理解,被困在戒嚴舊框架,即使水泥封屍等殺人重案頻傳,內情如何,凶手為何殺人,應該如何預防,改革,司法、學界、媒體始終隱瞞不說,也就是在永續製造殺人案的受害者。

 

缺乏消化集體痛苦的知識機制

 

在美國,政府有義務要公開隨機殺人事件的調查報告,和司法合作調查的學者有義務發表案件研究成果,媒體有義務調查凶嫌事前遭遇的各種壓力,包括階級、種族的不公平,公諸於世,揪出體制隱藏的結構毒瘤。他們都有責任實事求是,要對得起受害家庭無辜傷亡犧牲。唯獨台灣,體制內人士表現得事不關己,說些「沒想到真的拿刀殺人,讓校方也覺得搖頭嘆氣」的幹話。

 

群體只能對凶嫌仇恨辱罵、貼上「精神病患」、「暴力動漫電玩迷」或「小留學生」等身分標籤污名化,由個人擴大歧視這些無辜族群;甚至責怪受害者,男星張菲指分屍案死者「女孩子也要負責任,不能網路上隨便交朋友」、詩人陳克華指死者「令一個男人激動失去理智到萌生殺機」應該為命案負責,這些評論顯已病入膏肓。以上後續效應,都會一再重演。因為,台灣缺乏真正認識集體痛苦、消化集體痛苦的知識機制,也就是轉型正義所要求的:調查真相,追訴元凶,實現正義,補償復原,原諒。我們渴望放下傷痛,帶著改革進步,走向更好的社會,但這些美夢全都遙遙無期。

 

2014年5月,21歲的鄭捷殺害4人前,曾經告訴朋友,他要幹一件大事。案發後,東海大學主秘呂炳寬說:「他4月就在臉書上發文說,我要幹大事。」「他說他要在今年度要幹一番大事業,那我們很敏感的認為說應該會有一些問題,那我們就先介入輔導,5月份的時候有一些輔導。」結果鄭捷沒有多說,校方也只能多關心,「沒想到真的拿刀殺人,讓校方也覺得搖頭嘆氣。」

 

台灣社會的創傷深遠,鄭捷不會只有一個。而面對案主長期心理困境,東海大學的應對很能代表教育界的官僚主義,這種敷衍了事的校園輔導,跟屎沒什麼差別。暴力不會從天而降,即使它看起來毫無原因和理性,那都只是調查揭露內情之前的假象。根據國外調查、治療的理解,暴力是綿延橫貫當事人整個生命史,一連串長期而隱晦的不公平、所製造的心理困境,無路可出。當事人需要外界支持、打斷惡性循環,帶來改變。有人聲言要殺人、自殺,都是重要的求救訊號,需要有人、有資源,突破冷漠孤立隔閡,介入支持當事人,避免他被困境壓垮而走上絕路、無可挽回。

 

犯案前發出預告的鄭捷,在美國獲得事前預防撿回一命的孫安佐,他們命運的天差地別,是否能告訴台灣,體制冷硬的拒絕受困青少年,對鄭捷裝模作樣的關心,並不能改善他們的困境?

 

而父母全力代孫安佐、朱峻穎脫罪後,未來像孫安佐這樣的青少年們,在台灣能不能真正得到外界的理解、支持、幫助,免於落入像朱峻穎這樣、無論任何人都不該遭受的悲劇?

 

主張繼續否認問題、忽略治療的學者、媒體、公務員、政客們,如果你們不願意自己孩子走在路上被陌生人殺害,請睜開眼睛,看看他們。

 

※作者為作家

關鍵字: 朱峻穎 孫安佐 鄭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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