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談到中國時報創辦人余紀忠先生的「三不批」政策之一，主要是「不批李登輝與國民黨」，關鍵是余本人仍擔任國民黨的中常委，加之他與李的私誼，自不便作過多指摘與批評，何況李在1990年還成立國統會，公開且正式承認臺灣的未來是「統一」，這項國策的標示，余先生是相當認同的。後來他與李漸行漸遠，主要是李的臺獨真面目逐漸顯現，以及余對李的各項國政建言，李雖禮貌性表示讚同，但讚同之後即置之腦後。雙方關係冷卻自不待言。然余先生行事做人細緻、低調，絕不因此而利用媒體之優勢予以公開撻伐。

中時刊登民進黨組黨新聞

其次談到「第二不批」，就是不批民進黨。其中緣由，絕非利益或私交，乃發自余先生內心對民主政治的嚮往，以及對國民黨的長期戒嚴與高壓政策之不滿與反感，但他畢竟是國民黨中常委，且與國民黨高層互動頻繁，不能公開表示他內心的想法。所以自民進黨前期的「黨外」活動開始，中國時報在關鍵時刻，都會站在同情的一面，不像聯合報那樣對「黨外」的指摘嚴苛而無情。

民進黨組黨是1986年9月28日在圓山飯店作正式的宣告。那時臺灣尚在戒嚴時期，組黨是違法的行為，民進黨聲勢浩大，冒著違法坐牢的風險宣告組黨，並選出江鵬堅為第一任主席。此一行動，對國民黨是極為尷尬的一件大事，如認定違法，送司法處理，必將引發大規模的民眾抗爭，最後可能一發不可收拾，較之美麗島事件更為棘手。如果不作處理，則等於默認開放組黨，讓臺灣終於有一個反對黨的存在。加之此一新黨來勢洶洶，勢將全面影響臺灣的政治生態，對國民黨一黨執政，產生極大的挑戰。國民黨當局在左右為難之際，一時慌了手腳，不知所措，於是下令全臺媒體封鎖此一新聞，希望先予以冷卻，然後再作處理。各媒體受命之後，誰敢不唯命是從？

最令人驚訝的是中國時報於9月29日竟將民進黨組黨的新聞刊於二版頭題，搶了一次全國的大獨家。事實上，28日晚間，外界即傳出中時派出政治新聞組黃輝珍主任率記者採訪民進黨的組黨消息。國民黨文工會當然也獲得情報，乃猛打電話給余先生，希望阻止此一新聞的刊登，未料余先生玩了一個神隱的遊戲，電話全由夫人接聽，告訴文工會余先生外出，可能應朋友之邀去打麻將，不知人在何處。電話打到編輯部，總編輯虛應故事，表示尚未看到此一新聞，如果有此新聞，是否刊出，則由上級決定，必須余先生親自指示，方能決定。此時文工會已心知肚明，中國時報必然會作報導。次日，報紙在市場上供不應求，黨外人士對中國時報的大膽與魄力無不心存感激。但余先生在黨內所受到的指摘與壓力也可想而知。

不畏壓力，余紀忠力促民主化

民進黨的組黨，使臺灣的民主政治歷程，向前跨了一大步，也是華人世界的一項歷史紀錄。余先生對當時的「冒險犯難」從未後悔，甚至談及此事，常常展露得意的笑容。民進黨組黨完成後，蔣經國並未作出任何強烈的反應，等於默認了組黨的合法性，而此後各報及電視台亦紛紛跟進、詳盡報導與評論。中時只是作了一次民主政治發展新聞的領頭羊而已。

組黨初期的民進黨，在論述方面，基本上仍接續雷震、殷海光「自由中國」派的觀點：反獨裁、反集權、反戒嚴、反管制思想、反書禁與報禁，對於中共的批評著墨不多，因為不論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教育，中共與臺灣存有一段相當的落差，國民黨叫嚷「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只是一個標語，大家視而不見，臺灣獨立的主張，也是極少數人的喃喃自語，很少人理會與討論。因此新的政黨帶來的氣象是改革、民主、自由與人權，並沒有統獨的對立，也無涉族群的撕裂。呼籲改革用力最深的，有陶百川、費希平、李敖、柏楊等外省籍的學者與民代，而本省籍的前輩如林義雄、康寧祥、郭雨新、許信良、施明德、呂秀蓮等，均屬高學歷的知識份子，都提出極進步的改革方案。大家不分彼此努力的目標，就是促進臺灣的民主，反對國民黨的獨裁、腐敗與缺乏國際觀的短視。中時在這方面作了不少貢獻。他們邀集了海外華人菁英撰寫「海外專欄」，將海外各項進步的制度、思想與教育方式帶進國內，對鎖國近二十年的臺灣，作了很大的激盪與反省，加之80年代臺灣的經濟已經起飛，中產階級崛起，向民主自由邁進的步伐隨之加快，媒體的貢獻居功甚偉，而中時確實是一馬當先的勇氣，余先生之「二不批」，乃是著眼於民進黨的起步惟艱，不忍予以苛責。民進黨當然有內部的矛盾，也有路線不同的歧見，甚至還有爭權奪利的鬥爭，中時均以期待的心情包容他們，從未予以嚴厲而無情的指責與謾罵。

心懷大陸，期待一國兩制

余先生的「第三不批」，乃是對中共改革過程中的各項措施與缺失，儘量作善意的建言，而非惡意的批評。因為在他心中，仍揚沸著故國之情、山河之戀。中共自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後，人民生活普獲改善，政治運動的噩夢已成歷史，其間雖有六四事件的頓挫，但不數年也大致恢復平靜，余先生對中國大陸的未來仍充滿了期待與樂觀。國民黨此時的兩岸政策是和平共存、靜觀其變，李登輝甚至還派遣蘇志誠透過南懷瑾的關係密訪大陸。

此一階段有三件事足以說明余老先生的心境與想法：

1993年某日，我偕同劉必榮教授（其時他也擔任中時主筆）應召赴余先生家中討論社論事。言談之間，余先生不斷談及大陸改革成效與未來發展，口吻相當樂觀。此時，劉教授突然打斷他的話題，問道：「余先生，這樣說來，你是贊成一國兩制嗎？」余先生靜默了約一分鐘，用右手拍著大腿說：「可以這麼說吧！」這個答案，完全出乎我們的意外。

當時的政治情勢，臺灣所有政要尚無人膽敢公開認同「一國兩制」的概念。余先生看著我們兩人諤然的表情，繼續說：「令天談一國兩制，我們的籌碼相當雄厚，討價還價尚有很大的空間，如果有一天要簽訂城下之盟，我們還能享有真正的一國兩制嗎？」他不斷強調「城下之盟」，一連說了兩次。言訖，我們仍保持沈默。在我們心中，認為六四未久，中共百廢待舉，內部情勢未穩，經濟發展未見起色，此時要臺灣委身屈就「一國兩制」，豈非囈語？我與劉教授辭出後，相視而笑，均表示訝異，認為余先生過度一廂情願了。

如今回首當年，不能不佩服余先生的目光銳利、思考卓然，對整個世局的掌握成竹在胸，對十年、二十年後的前景竟料事如神。當時的編輯部同仁雖然政治色彩多元，統獨各異，但無人敢如余先生般，公然認同「一國兩制」。他跑得太快，同仁之間，難免有不滿的雜音，偶爾也會傳到他的耳裡，他從不加責難，一派大度。

主持婚宴，大談兩岸關係

第二件事：1994年某晚，余先生坐在編輯部中央靠窗的一個大型辦公桌前，召集編輯部多名高幹談話，他忽然開口說：「我想把這份報紙改為兩岸報，你們的看法如何？」他瞪著眼睛朝總編輯黃肇松看，但黃微笑未置一詞，反倒副總編輯張叔明發言：「余先生，這個想法不可行。我們是臺灣第一大報，要報導全國、甚至全世界的新聞，哪裡發生重大新聞，我們的新聞重點就放在哪裡，大陸有重大新聞，我們也會把重點放在大陸，如果改為兩岸報，反而格局變小了。」叔明說完，余先生深思了一會，口中喃喃自語，未發一言，即起座離去。

他離去後，我們自不免議論，大家都感覺余先生對大陸已近癡狂的地步，如果真如他所擬想的辦報方向，一定會變成同業的笑柄。

余先生於2002年4月仙逝，未料逝後6年，中國時報轉手賣給旺旺集團蔡衍明先生。蔡接手後僅9個月，便在「旺旺中時」外，辦了一份「兩岸報」，名曰：「旺報」，以報導大陸新聞與評論兩岸問題為主，恐係余先生所料想不及。

第三件小故事：余先生應愛將黃輝珍之邀，擔任其婚禮證婚人，此一盛宴，來客多為政要及同仁。余先生少不得要上台致詞祝賀一番。他上台一開口，不是祝賀新人的新婚之喜，而是大談兩岸關係，記得那次講話的重點，是一個「變」字。他認為世局在變，大陸也在變，臺灣更是在變。在這種多變的情勢中，兩岸關係不能不變，變則通，不變則亡。他強調，古今中外，國家發展，誰能趨吉避凶，誰能經濟發展，誰能廣結善緣，誰能稱強於世界，端在於變的方向是否正確，變的內容是否有國際觀。臺灣現面臨關鍵時刻，大陸已在大變，臺灣焉能不面對變局而守株待兔，不作深思應變之道？

他這番話，不但言之成理，也是他一思再思的結論，只是在婚禮上高談闊論兩岸關係，與現場的歡樂氣氛似有不宜。談話時間甚長，大約有40分鐘，在座賓客敬老尊賢，都恭敬聆聽，未作任何反應。

政黨對立，非余紀忠所預見

我記錄這些小故事，只是表達余老先生在90年代中期，心中幾乎全被兩岸關係的各種發展模式填滿，毫無空隙。他完全未思考在一個婚禮場合，不宜發表這種政治性的長篇大論。

因此他的「三不批」中，最不可批的就是大陸的施政與中共政權的各種優、劣政策，余先生對大陸的期待幾近乎癡狂。他93年曾回故鄉（江蘇常州）掃墓，在大陸受到極隆重的禮遇，也見到某些高層官員，這趟故鄉之旅，更添增了他的鄉愁與殷望。他畢竟是在大陸生長、受教、就業、結婚、生子，那一份故國之情，是不易從記憶中抹去的。他當然也深知中國共產黨的專制獨裁與臺灣的民主自由是格格不入的兩個極端，幾十年來甚至已形成截然不同的文化，人與人之間的交往與思考問題的方式，也有南轅北轍的感受，所以他主張一國兩制，帶有邦聯的精神內涵，比之聯邦更有差距。他認為一國兩制下的臺灣，除了軍事、外交事務外，一切均可自主，甚至還能爭取到少數防衛性的軍隊，以及非正式的國際空間。如果能做到這個境地，非僅沒有戰爭的潛在威脅，兩岸經濟必可共榮共享。臺灣的自由民主實施的經驗，以及承襲未經破壞、完整保存的中華文化，都必將逐漸衝擊大陸現有的制度與人民的生活方式。此一模式，對兩岸都利多於弊，也許三十年、五十年後，真正達到「兩岸一家親」的境界，豈非皆大歡喜？

他的這番心情，不時從閒談中透露。當時我們大多一笑置之，認為可能性甚微，而我們也缺乏這份強烈的故國情懷，只是下筆為文時，謹慎小心，不要觸動這個他縈繞不去的「三不批」的之三。

回首往事，感慨萬千。余先生去世迄今已16年了，他親眼看到臺灣的政權交替，社會並未因此而不安，軍方亦未見任何騷動與不滿。瞬息之間，換了總統，換了政黨，步上純西方式的民主，可惜卻因兩黨對立，社會遭統獨的政治理念撕裂，經濟停滯不前，貧富差距拉大，勞工薪資過低，全球競爭力下降，人才紛紛出走，政治菁英全力用於選舉，而無心用於治國。余先生地下有知，一定對他的「三不批」的第二項感到既欣慰又無奈。尤其兩岸關係的發展，更與他的理想背道而馳，且對抗情勢愈演愈烈，未來演化如何？尚在未定之天，整體而言，他所預料的各項結局均一一顯現，也許是他死後難安的心境吧！

只問顏色，媒體理想今安在

其實他最難安的，更應該是他費盡心血手創近一個甲子的中國時報，竟然在他身後僅短短的6年，便宣告不堪虧損，而出賣給了旺旺集團。

此一結局，也讓我回憶起1998年某日，此時我已離職到自由時報任副社長，因中時慶賀社慶廣徵文稿，我亦寫了一篇致賀文章，內容針對中時各項作法多所針砭。余先生讀後，特致電邀我共餐，聽取我這個老兵的竟見。我飯後與他閒聊時，建議他將中時改為股份有限公司，申請上市，一方面可增加資金的注入，一方面可將所有權與經營權分割。分開的好處是：「用人唯賢」。因為世局變化萬千，家人繼承固可如臂使指，效率較高，但如果沒有余先生的英明果斷、洞徹世故，則無法應付未來世界之變局。況辦報必須具有相當的人文思考，方能使報紙有高度、有深度，有人文氣，有影響力。如果家族繼承，是否能有余先生的條件臻此境界，不敢預料，不如將經營權委由賢者與能者，方能將中時一貫之精神與高水準的品質繼續下去，使其享名百年，豈非長遠之計？余先生聽完我的建言，沈吟良久，未置可否，微笑不答，我當然了解，東方人經營企業有成，往往都想傳之子孫，「傳賢不傳子」畢竟是西方人的文化，余先生一時難以接受，是可以想像的。

今日媒體情況，大家有目共睹，當年張季鸞所提出之「不黨、不私、不賣、不盲」之理想，早已被丟入垃圾桶中，為了黨性，可以昧著良心製造假新聞、假圖片；為了政商關係，可以拍馬頌德，不以為恥，只問顏色，已無是非。假定當年余先生將中時上市，真正做到正派經營，必可成為當今媒體之楷模。

如今，俱往矣！只留下我們這些老兵的聲聲浩歎了！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台灣大學歷史系畢業，服役後，考入師範大學中文研究所與故宮博物院合作的中國美術史專班。畢業後，進入故宮博物院任助理研究員，從事藝術研究工作三年半，後轉至新聞界，曾任：臺灣時報總編輯，臺灣日報總編輯。1979年赴美，曾任：舊金山遠東時報總編輯，紐約中報總編輯，紐約美洲中國時報總編輯、總主筆，紐約北美日報社長。1987年返台，任中國時報總主筆，1996年轉任自由時報副社長。2014年退休。作者見證過去近50年台灣新聞史，《編輯台憶往》為其記者生涯的回顧，獨家於《上報》連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