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已故「國學大師」季羨林所憧憬的「東風壓倒西風」的時代終於到來之際，趙家的領袖們個個盛裝登場，長袖善舞，多財善賈。江澤民遇到了香港回歸中國的盛典，胡錦濤遇到了2008年的北京奧運會，習近平則在2015年舉辦了一場「貪天功爲己有」的紀念抗戰勝利七十週年的閱兵大典——可惜西方大國的元首全部缺席。

2016年，終於又有了一場盛況空前的G20峰會，十九個大國恭恭敬敬地來天朝朝拜，真個是「暖風熏得老大醉，直把自己當上帝」——誰能於瞬間遷走數百萬杭州市民？誰能讓萬家爐灶每天不生火？誰能讓街道上全都是穿著艶麗旗袍的美女？在座的十九名藩王，哪一個做得到？

既然天朝有諺語說「客隨主便」，那麽主人就要給某些自以為是的客人一個「下馬威」。 一直對中國實行綏靖政策的美國總統奧巴馬，如今終於嘗到了東郭先生的苦果。上個世紀三十年代，西方民主國家坐視納粹德國擴軍備戰，就已經嘗過了同樣的苦果。中國民間早已稱呼習近平爲「習特勒」，偏偏西方世界還以為他是一個可以談判的對象。當美國總統的轉機空軍一號降落機場之後，中國不提供飛機旋梯，也沒有紅地毯，奧巴馬只好從飛機肚子下面鑽出來，好像到了硝煙未散的阿富汗戰區一般。

對於奧巴馬遭到的刻意怠慢，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如此回應說：「為東道國，我們應該盡可能在確保現場採訪秩序和安全的情況下，給媒體提供便利和服務，同時到訪國他們也應該尊重和服從東道國，符合國際慣例的做法和安排。我想這些都是常識慣例，也是起碼和基本的禮貌，這些道理大家都應該懂的。美國人經常說自己是世界老大，怎麼到這個時候連這點自信都沒有了呢。」北京人說話，能夠不動聲色地氣死對方，華放言人不愧為千錘百鍊、伶牙俐齒的巾幗英雄。

此前，有一些國際媒體「善意」地猜測，或許是中美雙方低層級的官員之間溝通不暢，才造成禮儀上的失誤。但是，華春瑩的這番冷嘲熱諷清楚地表明，這是中共故意羞辱奧巴馬的手段。華春瑩沒有表示絲毫的歉意，反而口出惡言，她對美國的諷刺挖苦使得一些中美關係觀察家感到驚訝。北京一位知名專欄作家評論說：「中共建制67年，這樣的外交部發言人還真少，表情作足：有媚，有賴，有邪；無正，無威，無信。」其實，這位評論家是少見多怪了，華春瑩並不是第一個「沒有禮貌」的外交部發言人，此前中國外長王毅不就在加拿大的記者會上對女記者發飆嗎？華春瑩效仿的對像是王毅，王毅效仿的對像是習近平——習近平還是王儲的時候，就在訪問墨西哥的旅途中，痛罵「西方人吃飽了沒有事幹，對中國指手畫腳」。

這個小插曲的背後，是唯我獨尊的「天朝觀念」從潛流變成了主流。習近平真以為他是自詡為「天之驕子，世界之人」的乾隆皇帝，甚至比乾隆皇帝還要偉大。1793年，英國使者馬戛爾尼的隊伍抵達北京，受到乾隆的接見。這次會見，被認為是近代東西方一次至關重要的接觸。在英國使者面前，乾隆皇帝展現了一個東方獨裁者不加掩飾的傲慢、保守和愚昧，他宣稱「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貨物以通無有」，他甚至詢問對方：「英國距離俄羅斯有多遠？他們的關係是否友好？」乾隆特別詢問到英國與俄羅斯的地理關係，因為他所知道的洋人惟有跟他祖父康熙打過交道的俄羅斯（羅剎國）。

在帝制時代的中國，歷代王朝不遺餘力地強調中國中心論，美國學者吉爾伯特·羅茲曼指出：「中華帝國晚期的納貢體系，就是爲在禮儀上制度化地表達不平等和等級制而精心設計出來的。在納貢體系的實踐中，中國表現出自己是個中央之國，周圍是一些文化低賤的藩屬國，其統治者接受中國的冊封，進而按約朝貢並與中國互市。」中國從來不願意接受「多國世界」的觀念，而拼命捍衛「無鄰邦帝國」的自我認知，即便中國長期受到北方遊牧民族的侵襲，甚至漢人創建的朝廷（宋、明）被異族徹底滅亡。

清朝建立之後，滿人很快接受了中國人的這套世界觀，美國學者曼考爾對這種世界觀作了簡明的概括：皇帝主持著爲保持宇宙和諧所需要的禮儀，而在他面前出現的失禮行為事實上就是宇宙秩序失諧的表現。對於那些願意滿足中國皇帝的面子和自尊心，願意忍受暫時的自我羞辱的「藩部」而言，立刻會得到皇帝加倍的賞賜。中國人的對外貿易服從於政治和觀念，寧可在生意上吃虧，也要保持朝貢體系的穩定和延續。

清朝設立了一個專門的衙門，即理藩院。這個部門除了處理蒙古、西藏、回部、東南亞諸國的事務之外，還兼管與俄羅斯的外交。俄羅斯覺得受到了羞辱，清朝的官員則用甜言蜜語掩飾過去。乾隆在接見英國使者的時候，將英國和俄羅斯併列，不是要顯露自己的無知或好學，他的言外之意就是：既然俄羅斯是諸「藩」之一，英國也可以被納入眾「藩」之中，英國國王不可能與我這個「天可汗」併駕齊驅。

這次會面的半個世紀之後，乾隆的子孫們再也不能如此威風凜凜了。中國的朝貢體系在鴉片戰爭以及多次與西方列強的戰爭中節節敗退，最後如紙糊的房子般轟然倒塌。清廷不得不改「理藩院」爲「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再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為可以跟西方近代文化和國際秩序接軌的「外交部」。正如近代史學者蔣廷黻在《中國近代史》一書中所說，中國不是近代世界規則的制定者，作為近代化的遲到者，中國在發展過程中不能挑戰世界已有的規則，更不能對這些規則採取非理性主義的衝撞或魯莽蠻橫式的摧毀，而是應當引導國民盡快接受、盡快適應這些國際規則，利用這些國際規則來加快自身的發展和進步。中共建政以來，前三十年基本上是按照前一種方式橫衝直撞，幾乎與整個世界為敵；後三十年則多多少少悟出了這個道理：只有後一種路徑才能利己利人——所以中國加入了WTO以及各種國際公約。

如今，習近平又要走回頭路了：一邊開G20峰會，一邊讓御用學者金燦榮拋出2020年用武力一舉解決南海和台灣問題的戰爭宣言；一邊在桌面上與奧巴馬稱兄道弟，一邊在桌子底下耍小動作讓對方難堪。鄧小平時代及後鄧小平時代的中國，中國外交部至少在努力學習如何用文明的方式與世界對話，如何以平等的態度與世界各國「外交」；到了習近平時代，外交部又被打回了理藩院的原形。

※作者為中國流亡海外異議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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