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奇蹟的女兒》編劇鄭心媚:在把想寫的故事寫完之前,會一直做下去

黃衍方 2018年06月16日 20:00:00

《奇蹟的女兒》編劇鄭心媚(攝影:葉信菉)

2017年第52屆金鐘獎頒獎典禮上,鄭心媚與鄭文堂以《燦爛時光》拿下電視節目編劇獎,鄭心媚在得獎感言中表示:「台灣有非常非常多的故事,我覺得台灣是故事之島,我會繼續努力挖掘屬於這塊土地的故事。」

 

今年,鄭心媚再度與鄭文堂攜手,為觀眾帶來另一部屬於這塊土地的故事《奇蹟的女兒》,本劇的內容將聚焦於台灣經濟奇蹟的幕後推手——加工出口區的女工們身上。

 

《奇蹟的女兒》製作緣起

 

《奇蹟的女兒》改編自台灣鄉土文學作家楊青矗1978年出版的《工廠女兒圈》,這本短篇小說集透過不同主角的遭遇,描繪出一幅1970年代加工出口區女工們的群像。

 

為什麼電視劇沒有沿用小說的書名?「我覺得小說的標題比較沒有時代感,」 鄭心媚解釋道:「我當初在改編的時候,覺得最重要的元素就是經濟奇蹟的時代,所以在想劇名的時候,就認為應該要把這個東西放到劇名裡面,讓人家一看就會有跟那個時代的連結。」

 

在《燦爛時光》之後,鄭文堂和鄭心媚還想要再做一部時代劇,當時公視剛好有個針對文學改編作品的徵案。因為鄭文堂比較偏好台灣作家,所以鄭心媚到處去尋找適合改編的台灣文學作品,後來讀到楊青矗的《工廠女兒圈》時,她感到非常驚訝。

 

鄭心媚說:「你很難想像會有這樣的東西,很難想像台灣以前原來有這樣的作品,然後重要的是,它的內容很有現代感,你不會覺得發生的事情是在1970、1960年代,你會很有既視感,跟我們現在遭遇到的現實處境類似。」

 

而在鄭文堂和鄭心媚尋找改編文本的期間,正好也是社會大眾最關注勞工問題的時候,因此他們決定先從《工廠女兒圈》著手。

 

《奇蹟的女兒》編劇鄭心媚與原作《工廠女兒圈》(攝影:葉信菉)

 

如何進行改編

 

《工廠女兒圈》裡的每一則故事都是獨立的,職業災害、超時工作、男女同工不同酬……每篇都透過不同的主角談論一個與勞工相關的主題,鄭心媚覺得這本書的風格有點接近報導文學,在經過思考後,她決定要把它們都串連起來,不要讓電視劇有斷裂的感覺。

 

鄭心媚表示,她在挑選改編素材時主要是憑感覺。「看完之後放到一邊,去想故事裡最感動我的元素大概有哪些,然後把那些元素盡量保留下來。」

 

為了改編《工廠女兒圈》,鄭心媚跟鄭文堂也親自拜訪今年已經78歲的楊青矗。他對劇組非常的信任,沒有提出任何額外的要求,甚至表明如果有任何問題,隨時都可以跟他談。不過,由於楊青矗年事已高,考量到他的身體狀況,劇組沒有再來打擾他。

 

鄭心媚說:「因為這份信任,在改編的時候我想了很久,那就是我不能背離他最重要的東西。」因此,勞工在職場遇到的困境,自始自終都會是這部劇的主軸。

 

鄭心媚認為《工廠女兒圈》非常珍貴,因為「沒有其他留下來的東西了」,加工出口區對台灣的經濟和歷史發展有很大的影響,但除了官員和大老闆的故事之外,很少有關於底層工人的紀錄。「就它寫的最真實、最詳盡。」當年楊青矗為了這本書,還親自到工廠打工。

 

(攝影:葉信菉)

 

你會發現世界沒有改變

 

在《工廠女兒圈》探討的議題中,讓鄭心媚最有感觸的是職場上的性的壓迫。包括性騷擾、同工不同酬。她提及,從最近在全球風起雲湧的「#Metoo」反性騷擾運動,以及美國女演員集體抗議跟男演員薪資不平等的事,「你就會發現,世界沒有改變。」

 

除了性的壓迫之外,書中還討論到加班費、休假等問題,跟現在勞工所面臨的處境差不多。「表面上我們好像已經是一個比較文明的社會,但是實際上遇到的狀況還是一樣。」

 

「可能跟產業沒有轉型有關係啦,但更慘是因為現在台灣的製造業已經沒有像當初那麼活潑了,他們還可以加薪我們不能。」鄭心媚苦笑道。在原作小說裡,老闆為了挽留員工會主動提加薪。

 

(攝影:葉信菉)

 

三個女性的典型

 

《奇蹟的女兒》裡有三位主要的女性角色:陳雨鵑(温貞菱飾)、林昭免(連俞涵飾)和張淑美(孫可芳飾),鄭心媚認為她們分別代表當年三個不同的女性典型。

 

陳雨鵑的名字有點文藝氣息,暗示她懷抱著一個文藝少女的夢想。「因為現實的關係她必須去工廠,放棄她原本想做的事情,這是那個時代的很多女生的遭遇。」鄭心媚曾聽到經歷過這年代的女性說,當年她明明比兄弟還會念書,但因為不是男生,所以被迫到工廠工作,陳雨鵑就代表這種類型的女生。

 

温貞菱在《奇蹟的女兒》中飾演陳雨鵑(圖片取自奇蹟的女兒臉書)

 

林昭免名字裡的「免」有著特殊的時代意義,當時人們都想生男生,如果一直生女生,就會在她的名字裡放「免」,代表「免啦」(台語:不要),不要再給我女兒了,林昭免的名字點出她在一個極度重男輕女的家庭長大。「所以當她進入工廠能夠自己賺錢的時候,她會很想證明我並沒有比男生不好,我不是『免啦』,我要證明我的能力,所以她的個性會比較強勢。」

 

連俞涵(前)在《奇蹟的女兒》中飾演林昭免(圖片取自奇蹟的女兒臉書)

 

張淑美則比較天真爛漫,受到當時瓊瑤電影的影響,一心想嫁入豪門,也是當年另外一種女性的典型。

 

孫可芳(前)在《奇蹟的女兒》中飾演張淑美(圖片取自奇蹟的女兒臉書)

 

製造時代感

 

雖然楊青矗的《工廠女兒圈》對女工的生活描寫得相當細緻,不過,因為對當時的讀者而言,它是一本「當代」小說,所以並沒有對工廠外的世界多加著墨。因此,為了營造出時代感,鄭心媚必須自己另外收集關於那個年代的資料。

 

雖然劇本上沒有明寫,但鄭心媚將《奇蹟的女兒》的年代設定在1977年,她認為1977年是很特別的一年,比如:國民黨在桃園縣長選舉中舞弊引發大規模抗爭「中壢事件」、台灣棒球第二度拿到三冠王,加上台美斷交的醞釀期。「對整個台灣都是一個變動轉型的時間點。」

 

這一類關於棒球或是政治的部分,鄭心媚都試著放進劇本,融入角色的日常生活之中。她表示:「所謂的經濟起飛,改變的不是經濟而已,還包括思想的開放和社會的轉型。」

 

(攝影:葉信菉)

 

外在條件的限制

 

在寫作劇本的過程中,鄭心媚認為最困難的是要考慮導演拍攝上的侷限。比如,當時的產業以電子業和紡織業為最大宗,但是找不到當時的電子工廠,就算找到了,機器也不一定還能使用,而紡織廠也找不到適合的,因此原作中紡織廠會出現的各種工殤問題:化學染料對人體的傷害、棉絮對肺部的侵襲等,都沒辦法寫進劇本,最後他們選擇以成衣廠作為故事背景。

 

鄭心媚說,原本有一場戲,她想寫政治人物來工廠視察,有一整排黑頭車開進工廠,但是鄭文堂跟她說辦不到,因為光是要找到一台當時的車就很難了,更何況還要一整排。「你在寫劇本當中會覺得受限非常多,這就是我覺得最困難的部分。」

 

鄭心媚更透露,《奇蹟的女兒》第一集載著女工們到工廠報到的公車,是她跟導演一起找到的。原本在她的想像中,這台公車可以從鄉下出發,開上高速公路,在下交流道時俯瞰整個加工出口區。但是導演也跟她說這辦不到,因為這輛公車沒有車牌,只能在園區裡跑。

 

《奇蹟的女兒》劇照(圖片取自奇蹟的女兒臉書)

 

台灣是一個比較沒有歷史感的地方

 

當初在製作《燦爛時光》時,鄭心媚就發現在台灣拍時代劇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比如《燦爛時光》的主角李月儒(巫建和飾)的家,她原本設定成日式房屋,覺得應該很容易找,結果發現現在保存狀況比較好的日式房屋「不是變成餐廳就是咖啡廳了」,這些店經過裝潢後也不適合拍時代劇,只能另外想辦法。

 

鄭心媚很感慨,她每次看國外的影視作品,都會去想為什麼別人可以做得到,但我們不行。「你看像《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他們還要找到那個時代的計程車,重點是要還可以跑。」

 

「我覺得台灣對於記憶的保留不是很在意吧,你看台灣是一個比較沒有歷史感的地方。」鄭心媚苦笑道:「我們以前歷史就亂讀嘛。」

 

(攝影:葉信菉)

 

台灣過去有很多厲害的故事

 

雖然製作時代劇很辛苦,但是鄭心媚還是想繼續寫跟台灣歷史有關的作品,「可是我想的不是時代,我想的是台灣過去有很多的事情很有趣,這些故事都好厲害喔,就會覺得很想寫。」

 

鄭心媚表示,取材自1970年台獨份子武裝起義「泰源事件」的電影劇本已經在發展中;另外,她還想寫傳奇女伶高菊花的故事,身為白色恐怖受難者高一生的女兒,高菊花完全就是一個被時代壓迫的縮影;至於二七部隊成員黃金島,因為被台籍軍官吳振武收留而逃過死劫一事,鄭心媚說:「這不就是《辛德勒的名單》嗎?」

 

「這些故事都好精彩喔,應該要好好講它的,可是沒有人(這麼做)。」她這麼說。

 

(攝影:葉信菉)

 

從記者變成編劇

 

鄭心媚擁有十多年的新聞記者經歷,因為見到平面媒體發展停滯,想找點不一樣的事情來做,「但後面發現除了寫東西,好像也不會做什麼事」,剛好那時又認識到一些導演朋友,告訴她以你的經歷來當編劇應該會不錯,於是開始試著寫劇本。

 

雖然決定換跑道去寫劇本,但是鄭心媚沒有上過任何編劇課,原因是導演朋友們說那些地方都在教公式。「那些公式不是他們要的,他覺得我找你就是因為你沒有學過那些東西。」導演們會推薦一些編劇書給鄭心媚參考,她就靠著讀書自學編劇技巧。

 

後來,鄭心媚陸續寫了各式各樣的劇本,但是大部分都沒有拍出來,真正第一部拍出來的是跟鄭文堂合作的《燦爛時光》,這部戲還讓她拿下生涯第一座金鐘獎。

 

《奇蹟的女兒》導演鄭文堂(中)(攝影:李昆翰)

 

鄭心媚與鄭文堂第一次接觸大概是在距今五、六年前,鄭心媚表示其實是她先主動把劇本寄給他,認為他應該會喜歡,那個劇本以毒品為主題,鄭文堂看了有興趣。「可是那時候他才剛離開文化局,跟我說想要先休息一陣子,所以也沒有馬上開始進行。」

 

後來,又隔了一年,鄭文堂才邀鄭心媚出來碰面。「一聊之後你就發現,大家很志同道合,就是感興趣的東西都一樣。」鄭心媚坦言,在這之前她遇到很多挫折,大部分的製作人跟導演都跟她說,她那些社會寫實或台灣歷史的東西不會賣、不會有人要看,讓她困惑是不是該改變一下寫作方向,改寫愛情之類的。

 

「遇到鄭導之後就發現,不是這樣,還是有人會有興趣,是你可能沒有找到正確的人。」兩人第一次碰面那天,鄭心媚提出很多故事點子,鄭文堂都還蠻有興趣,後來,鄭文堂想先做二二八事件的題材,於是問鄭心媚能不能合作,後來的成果就是大家所熟知的《燦爛時光》。

 

《燦爛時光》劇照(圖片取自燦爛時光臉書)

 

在把想寫的故事寫完之前 還是會一直做下去

 

在拿到金鐘獎後,有沒有為鄭心媚的人生帶來什麼改變?她笑道:「佛家裡面這麼講頓悟:頓悟前打掃念經、頓悟後打掃念經,大概就是這種心情,但是那種打掃念經的心態是不一樣的,你會覺得對自己做的事情比較有信心,不會一直懷疑說:都沒有人要,你這樣做對嗎?」

 

接著她又笑著補充:「再來就是不會有朋友一直叫我回去當記者。」在鄭心媚為編劇而奮鬥時,很多朋友會來告訴她:我們公司缺人,你要不要來?「然後我就會跟他們說:我在寫劇本,但他們都覺得寫劇本不是個工作,就想說你在講什麼?然後就會問我說,你這樣子可以吃飯嗎?那大概得獎過後就不會有人要我辭職了。」

 

拿獎對鄭心媚而言還有一個好處是,他的發言比較有分量了。「可能是因為編劇本來就比較弱勢,所以在我拿獎之前,大家就會很懷疑:你這樣對嗎?比如說《奇蹟的女兒》特別的是愛情的成份沒有很多,以前這樣子就會被質疑,這樣觀眾會買單嗎?」不過現在她要說服別人就容易多了。

 

編劇這一行不像在公司上班,不會有人發給你一張名片,上面寫什麼職位你就是什麼職位,問鄭心媚現在對自己是「編劇」這件事是否已經很堅定,她沒有答案,「但是我還有很多想寫的故事還沒有寫完,在把想寫的故事寫完之前,大概還是會一直做下去。」

 

(攝影:葉信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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