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提到當柯氏兄弟大力支持的Mitt Romney在總統大選輸給歐巴馬後，他們感到無比哀傷，本想將希望繫於下次選舉，不料後來川普出線，柯氏兄弟大感失望，不僅金援「就是不要川普」運動（#NeverTrump），甚至打破多年的信仰，表示或許民主黨的希拉蕊或許比川普更適合當選總統。

柯氏兄弟影響力止於川普

川普同樣對柯氏兄弟並無好感，競選期間多次表示自己是億萬富翁，有足夠的競選經費，不必受財團擺佈，主要就是針對柯氏兄弟而來。柯氏兄弟不僅是川普口中綁架美國建制派政治人物背後的影武者，更是共和黨內激進的茶黨運動主要支持者。如同川普指控建制派綁架美國政治，某些共和黨人宣稱茶黨綁架共和黨。茶黨運動興起於歐巴馬任內，在共和黨內發揮極大的影響力，共和黨在2010年取得眾議院多數，2015年取得參議院多數，令柯氏兄弟感到無比振奮，因此川普的出線，意味著柯氏兄弟的影響力將於總統止步。而且他們年事已高，未必能夠在未來有同樣的機會，David Koch已經於日前（2018年6月5日）正式退休，雖然有人懷疑是Charles逼退他，但其實David已經78歲，最近兩年的健康情形一直不好，柯氏兄弟如今只剩下Charles繼續其「自由化」美國的戰鬥。

川普的上任固然令柯氏兄弟的影響力大減，但是柯氏章魚的觸角依舊影響其核心政策。例如川普任命領導環境保護局的過渡團隊的Myron Ebell是知名的全球氣候變遷學說反對者，其他包括環能源與環境保護的Michael McKenna、Michael Catanzaro和David Schnare等人，均在環境保護人士抨擊手染鮮血的黑名單上，這些人都與柯氏兄弟的基金會有關，協助川普退出《巴黎氣候協定》；哥倫比亞大學的Jeffrey Sachs甚至在《Project Syndicate》表示真正令美國退出協定的是柯氏兄弟，更在推特說共和黨的真正主人是柯氏兄弟，川普不過是他們操弄的笨蛋。

與納粹史達林合作成就第一桶金

柯氏工業集團（Koch Industries）由Fred Koch於1940年創立，諷刺的是，雖然柯氏兄弟一生致力於不受政府干預的自由市場，但是他們父親的第一桶金乃是與極權政府交易而來。Fred Koch在1920年代加入他在MIT同學的石油精煉公司，後來因為侵犯專利權被禁止於美國交易，於是他們轉向與德國納粹以及蘇聯史達林政府合作，賺得的錢成為日後創立柯氏工業集團的基礎。

1970年柯氏四兄弟加入集團，Fred從小不僅要求柯氏兄弟廣泛閱讀，更要他們凡事動手學習實務操作。他們並非只讀自由經濟與資本主義的文獻，年輕時閱讀的書籍從亞里斯多德到笛卡爾，康德到波普，凱因斯到海耶克，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到列寧與毛澤東的思想，但是最終他們成為自由放任資本主義的信徒。

不過工作後兄弟四人很快不合，Charles和David兩人在與另外兩兄弟的鬥爭中佔了上風，成為集團的所有者，另外兩兄弟出走創業，兄弟長年失和，直到晚年才部分恢復來往。柯氏兄弟得以在美國政界呼風喚雨，與集團的高速成長有關，60年代集團的營業額不過7千萬美元，到了2006年他們大舉介入美國政治時，營業額已經增加到900億美元，柯氏工業集團的成功才是其政治影響力的基礎。

2009年當歐巴馬政府計畫為次級房貸引起的金融風暴紓困時，茶黨運動以反對政府干預名義於共和黨內成立，柯氏兄弟的Americans for Prosperity和Freedom Works是主要的金援機構之一，這些基金會成為柯氏兄弟集結志同道合富商發揮影響力的平台。茶黨運動的主要成員如參議院議員Jim DeMint和眾議院議員Michele Bachmann，認為美國已經為職業政客所綁架，他們只關心權力、個人利益與連任與否，毫不在乎選民的利益與需求。茶黨運動主張減稅、健保私有化、減少政府管制、反對政府赤字預算、反對墮胎與同性婚姻，支持強硬的外交政策與強大的國防，儘管茶黨的社會政策與柯氏兄弟的主張不盡相同，但是在經濟政策上幾乎完全一致。

共和黨「向右轉」幅度驚人

共和黨在經濟政策上受到商業組織很大的影響，Theda Skocpol等人注意到1970年代起美國兩黨意識形態的改變並不對稱，尤其在經濟政策上，共和黨「向右轉」的幅度遠超過民主黨「向左轉」的幅度。最近二十年共和黨的快速向右轉，與1997年自Thomas Donohue擔任美國商會（U.S. Chamber of Commerce）會長之後的遊說運動若合符節，到了2004年之後，柯氏兄弟以Americans for Prosperity發揮影響力逐漸增加，2015年時，該基金會已經有500位支薪員工，預算達1.5億美元，在全美34個州有分支機構，與全美50個州240萬名草根活躍份子保持聯繫，而且柯氏兄弟還有其他的基金會，共計有1500名支薪員工從事政治活動，工作涵括美國80%的人口。

1970年代，柯氏兄弟主要贊助對象是以研究市場與自由化思想為主的Cato Institute和George Mason大學的Mercatus Center，80和90年代加入遊說組織，像是Citizens for a Sound Economy和the 60 Plus Association等，目的在改變老布希與柯林頓政策。到了2004年，出自對小布希的不滿，成立Americans for Prosperity，致力於將政府的規模、財政、補貼、管制、醫療保險與社會安全網予以極小化。2010年後受到最高法院公民聯合案子的鼓勵，巨額的捐贈塑造了美國極右政治的面貌。Jane Mayer指出2016年柯氏兄弟和其贊助的自由夥伴（Freedom Partners）等組織傾注了大筆資金於選舉，至少給了19名參議員、42名眾議院與4名州長政治獻金，以及全國各地不可勝數的層級較低選舉的捐贈。

多數關於柯氏兄弟的報導均著重於其政策主張，較少著墨思想根源，以政府預算平衡為例，其理論基礎主要來自摯友Buchanan，因此以下我將簡述Buchanan本人對於平衡政府預算的想法，或有助於理解柯氏兄弟的思想脈絡與理論基礎。

從Buchanan的思想脈絡出發

古典的財政理論認為政府的收支與個人或家庭類似，節儉是一種美德，政府的收支應該大致維持平衡，政府借貸通常發生在急迫的情況下（如天然災害），並且必須擬定償還計畫，否則政治人物容易因為公債將由社會整體或是未來選民償還，不夠謹慎而過度借貸造成政府赤字。

凱因斯理論顛覆了這種說法，認為將國家比擬為個體是一種錯誤，節儉對個體有利，但是對國家整體可能有害，尤其是當經濟衰退時，資源閒置而總需求不足，大量儲蓄反而更減少需求，令經濟衰退更為惡化，這時政府應該採行赤字預算來增加總需求，進而促進經濟成長。對Buchanan來說，凱因斯將政府赤字由融資變為追求經濟效果，甚至以赤字施行財政政策本身就是目的，政府的職能不再只是促進市場的良好運作，而是增加產出與降低失業率，1946年美國通過的《充分就業法》反映了這樣的趨勢，政府的赤字預算與擴大規模不過是達成政府新職能的必要做法，而發行公債與增稅也就順理成章用來支持政府的赤字（凱因斯較少提及發行貨幣）。

Buchanan認為凱因斯的論點建基於大蕭條時存在閒置資源，而且經濟體系本身存在僵固性而無法自我調整，因而需要政府介入。但是平時並不存在這樣的條件，政府赤字不僅因為排擠民間資源而無效果，而且會造成通貨膨脹，又更進一步刺激公共開支，如此惡性循環。

不僅在理論上批評凱因斯主義，他更進一步分析在政府執行上會造成更大的問題。在他看來，政府官員與政治人物與一般人無異，都有自利的誘因，透過比較政治競爭與市場競爭的異同，說明何以民主政治下政府赤字廣受歡迎。因為公共開支減少，民眾受到的公共服務也隨之減少，但是增稅則會見少民眾的可支配支出，兩者均不利於選票，即使可能增加通貨膨脹，也是選舉後的未來所發生的事情，因此政治人物總採行赤字預算的誘因。

保守派的理論基礎與行動綱領

Buchanan和多數經濟學家不同之處在於，他不僅止於分析、批評凱因斯理論為何錯誤與提出他的主張，他進一步分析凱因斯主義是如何在學界與政治人物中傳播而形成影響力，討論二十世紀美國政府預算的理論與實務變遷的過程，並且具體指出應該如何從概念上與政治上反制凱因斯主義的做法，同時給予保守派理論基礎與行動綱領去對抗政府採行赤字預算與膨脹規模的傾向，終於促成參議員Philip Gramm等人於1985年提出《預算平衡法》。

Buchanan雖然在學界外並不知名，但對政治的影響相當深遠。舉例而言，不僅美國茶黨，各國很多保守派的民粹政治人物，都以嚴格控制政府預算赤字而廣受歡迎，表面看來似乎民粹主義不盡相符，因為民粹政治人物言必稱解決人民各種問題，似乎有膨脹政府規模與預算的傾向；實則不然，他們反而對削減赤字與平衡預算投入更多心力，其中部分政治人物的思想根源，正是Buchanan的理論的傳播。Buchanan本人也積極介入對抗凱因斯主義的運動，他在Virginia大學任教時設立Thomas Jefferson中心，獲得外界的資助而成為自主的研究中心，舉辦各種講座與串連推廣理念，後來因為Virginia校方對其逐漸教條化的市場理念有所質疑，以及對Gordon Tullock升遷有不同意見下，Buchanan因而離職，中間短暫停留兩個學校之後，最終落腳於George Mason大學安身立命，在柯氏兄弟的大力贊助下，影響力日增，《華爾街日報》稱George Mason大學為「學術保守派的五角大廈」。

Buchanan和海耶克與Friedman均有聯繫，共同對抗社會主義與凱因斯主義。海耶克在1947年結合經濟學者與企業家成立Mont Pelerin Society對抗社會主義，後來雖消沈了一陣子，不過1974年獲得諾貝爾獎，又令海耶克重回舞台焦點。他將Buchanan引介入Mont Pelerin Society，Buchanan很快成為要角，1970年代在Friedman的帶領下，改變了學術思潮與政治生態。

Buchanan在芝加哥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時，Friedman剛剛開始在芝加哥任教，兩人都深受芝加哥學派精神導師Frank Knight的影響，兩人在學術乃至政策實務上都多所聯繫。1973年獨裁的Augusto Pinochet在智利發動政變，自社會主義者Salvador Allende手中奪權建立軍事執政團，邀請以Friedman為首的芝加哥小子們（the Chicago Boys）採行自由化政策，畢業自芝加哥大學的Buchanan也在邀請之列，於1980年對智利高官進行演講，他的書曾一時在智利官員與企業菁英間洛陽紙貴。因此柯氏兄弟以Friedman、Buchanan與海耶克為師並不令人意外，至於柏蘭尼，我以柯氏兄弟的教育政策說明柏蘭尼是如何進入其思想領域。

我在前文提及柯氏兄弟在北卡州Wake郡學校，關於鄰近學校政策是否有支持種族隔離效果的爭議，有其思想上的根源。1954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裁定教育委員會種族隔離的學校違法，民權運動如星火燎原，保守派亟需發展出自己的論述，James Buchanan和其Virginia大學的同事Warren Nutter（此人後來成為共和黨總統候選人Barry Goldwater的核心幕僚）合寫〈一般教育的經濟學〉，主張強迫種族隔離與強迫種族整合同樣傷害個人選擇的自由，政府有財務上支持學校的義務，但是消除種族隔離教育的關鍵在於將政府經營管理的公立學校改為私人經營，因為這些學校通常在社區內壟斷教育服務，去除壟斷會出現各種類型的學校彼此競爭，既可以達成效率又可以促進多樣化。

Buchanan巧妙地以個人選擇自由為由，將去除種族隔離與私人管理學校結合起來，提供了維吉尼亞州保守派的思想基礎，用以對抗當時的民權主義自由派，並獲得Friedman的讚揚，影響其日後的教育論述，柯氏兄弟的反對政府經營學校教育的理念也源自於此。

柯氏兄弟的教育理想型是柏蘭尼所寫的〈科學共和國〉，在一次訪談中，Charles Koch提及科學共和國至少23次。在該文中，柏蘭尼以拼圖為喻，說明何以分散自由競爭的知識體系，會比中央集權的知識體系，更有利於創新。他以亞當・斯密的市場比擬分散體系，唯一不同之處在於市場是以價格為訊號指引資源配置，科學則以各學門的專業標準為準，可以達成彼此獨立卻又相互協調的效果。每一個學門都與鄰近的學門有所交集，可以有較佳的專業判斷品質，因此無需中央集權反而更有助於科學共和國的知識創新。

捐贈2億美元給超過250所美國大學

在知識共和國的譬喻下，柯氏兄弟捐贈2億美元給超過250所美國大學的學院與科系，柯氏兄弟並不特別偏好常春藤名校，如同柯氏集團雇用員工並不偏好傳統名校，柯氏兄弟捐贈偏好研究市場如何運作，強調個人自由與貶抑政府介入，也為其主張減稅、自由化、解除管制與反對氣候變遷提供理論基礎。批評者認為其以金錢干預學術自主與言論自由，威脅大學思想的多元化，但是Charles Koch辯稱正好相反，批評者所發起的「我的學校不要柯氏」運動（UnKoch My Campus）才是意圖排除大學內親市場化的研究，他們並不介意各種思想彼此競爭，因為他相信意見市場的競爭才是找到真理的最佳途徑。「我的學校不要柯氏」運動則蒐集了廣泛的案例，說明柯氏兄弟干涉學術自由與教學自由，並指控柯氏兄弟利用像是State Policy Network和The American Legislative Exchange Council等機構將其支持的研究成果（如反對氣候變遷）轉化成為政府政策。

柯氏兄弟捐贈的重點學校除了George Mason之外，還包括Maryland、Clemson、Florida State和MIT等多所大學，除了MIT少數學校是諸如研究癌症的自然科學外，多數都是社會科學，不過他們並不實際介入教學或研究的現場，而是根據是否親市場篩選學校科系與研究中心，設立高層次的捐贈原則。柯氏長期贊助的George Mason大學知名學者Tyler Cowen指出，真正困擾柯氏兄弟的是他們自認為的行為與捐贈的目的，與外界所認知的完全相反。

問題在於柏蘭尼在科學共和國中所反對中央集權的科學研究，似乎不該僅狹隘地認定為政府所主導的科學研究。在更一般的意義上，柯氏兄弟以大財團篩選研究機構資助的做法，也與柏蘭尼的科學社群的學術規範不盡相符，分權與中央集權的界線並非柯氏兄弟所認定的民間或政府，而是科學社群內自主、獨立卻又協調的模式與學術社群外統一主導與規劃模式的分別。

花1300萬美元購買新浪網股票

Charles Koch認為他們所追求的是真正的民主，而真正的民主來自個人的自由，人們能夠自主管理自己的生活，自行決定要如何花自己的錢，而非每四年選舉一個人上台，由那人告訴你如何過你的生活。問題在於人們不僅懷疑其動機，更認為他們的行為出賣了自己的理想。

柯氏兄弟的父親與他們的意識形態並不完全一致，而對政府管制有更多的期待，但是他對共產主義並無好感，後來在1961年印了超過200萬本的《一位美國商人看共產主義》，認為共產主義對美國相當危險。儘管如此，他當初依舊為史達林建了15座煉油廠，以及為希特勒建了一座重要的煉油廠而致富。

對美國與中國態度不一

柯氏兄弟在去（2017）年10月投資了1300萬美元購買新浪網的股票，當時川普屢次抨擊中國對美國過高的貿易逆差，佔盡美國的便宜，美國商會也對中國政府以《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實施條例》與《技術進出口管制條例》強迫美國廠商移轉技術給中國廠商表示不滿。中國的市場社會主義體制與無所不包的政府管制，幾乎就是柯氏兄弟理想中的敵人，新浪微博不僅箝制言論自由，並且積極參與中國政府鎮壓異議人士與民主活動，公司內甚至有共產黨支部影響公司決策，這一切幾乎都與柯氏兄弟畢生的理想背道而馳，但是這並不妨礙柯氏兄弟對新浪網的投資，也從未聽過他們批評新浪網的種種惡行。柯氏兄弟對自由貿易的熱愛毋庸置疑，他們不僅對抗川普對中國、歐盟與加墨等國的貿易戰，也有意遊說恢復《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但是他們對最微小政府與個人自由的堅持似乎僅侷限在美國，而從未抱持同樣的熱情批評中國。

根據麻州Amherst大學的研究，對美國空氣、水與氣候污染的企業，柯氏工業集團與ExxonMobil以及 American Electric Power為最糟的三家企業之一。他們在德州Port Arthur的工廠每年生產20億磅的化工產品，卻未達環境標準，2014年與司法部門簽約要斥資4000萬美元改善以符合《空氣清潔法》。因此始終有人懷疑柯氏兄弟如此熱衷於反對全球氣候變遷與《巴黎氣候協定》，出於私利的考量超過對於反對政府對企業的一切干預的理念。

也有人對柯氏兄弟的影響力是否真如外界想像如此之大感到懷疑，因為學界通常發現政治獻金的影響力有限。例如Stephen Ansolabehere等人整理了美國相關的研究卻發現，選舉捐款對國會議員的投票行為幾乎沒有影響；Pinelopi Koujianou Goldberg等人比較了美國國會議員對貿易保護政策的投票，是否會對有大量政治獻金的產業與沒有大量政治獻金的產業有所差異，結果令人驚訝的是，國會議員投票行為中，對社會福祉的考量數十倍於對政治獻金的考量，政治人物重視選票的程度遠遠超過了政治獻金。

不過這些研究大多從全體國會議員投票的角度而非專門針對柯氏兄弟對共和黨的影響力而作，在Alexander Hertel-Fernandez等人最近針對柯氏兄弟政治影響力的研究，他們比較了親企業的美國商會與親市場的柯氏兄弟的Americans for Prosperity對共和黨的影響力，親企業與親市場兩者並不完全一致，親企業是希望政府採取有利於企業經營的措施，親市場則是反對一切政府對企業的干預。他們發現美國商會對共和黨議員投票的影響遍佈各種議題—反映了商會成員的多樣性，但是柯氏兄弟則集中於四項議題：政府預算、稅、能源與環境。檢視實際對投票的影響，兩者對環境、工會與氣候變遷等的立場一致，但是在於基礎建設投資、聯邦預算、稅以及政府對大企業補助產生歧義，而且差距隨著柯氏兄弟的影響力擴大而與日俱增。

當代大企業創造出新問題

柯氏兄弟的興起促使學界重新反省對企業與市場的研究，經濟學與相關學科一直將企業視為經濟組織，適應環境的變動而非塑造環境，但事實上柯氏兄弟顯示出，當代大企業的規模與影響力之大，已經無法僅以經濟與生產組織視之，企業對政府乃至全球治理的影響絕對不可小覷，蘋果公司最近四年在世界各國的罰款近180億美元，是柯氏兄弟在2016年大選花費的20倍，近日美中貿易戰，蘋果CEO庫克急忙會見川普尋求降低對蘋果的衝擊，如果蘋果將這些金錢花費在影響政治上，又會對世界產生多大的影響？例如會不會影響美中的貿易戰？Phillips Morris是美國菸酒公司的巨擘，旗下有包括Marlboro等香菸品牌，年營業額高達780億美元，我多年前曾經聽其CEO談過，由於菸酒是高度管制的行業，他任內中花費最大的時間並非管理公司，而是與各國政要打交道，隨著全球化與大企業的興起，新的企業理論、立法與治理的需求刻不容緩。

最後，絕大多數對柯氏工業集團的討論都集中在柯氏兄弟的政治影響力，但是對於集團內部的治理鮮少著墨，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集團是未上市企業，所以不負有主動揭露資訊的義務，使得外界對之了解甚少，但是柯氏兄弟的影響力畢竟來自集團，缺乏對集團內部管理的理解，就無法完整拼出柯氏兄弟的圖像。我將在下文討論被我稱為「柯氏工業集團之謎」的現象，由於這個理論對於台灣政府與民間未來的治理至關重要，所以我將另闢一個題目在下次的專欄中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