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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望香港最黑暗的日子過去

黃樂祈 2018年07月05日 00:00:00
香港七一遊行還有意義嗎?(美聯社)

香港七一遊行還有意義嗎?(美聯社)

上月中,人在台灣,剛巧碰上美國在台協會(AIT)內湖新館啟用典禮,與友人討論之,對台美關係的前景頗感樂觀。畢竟川普治下的美國對中國並不客氣,在如此氛圍下,美國對台灣的支援應該有提升的空間。反觀,當筆者從台北返回香港,情況迥然不同。如果對台灣的未來還有樂觀的空間,香港剛好相反。

 

中國治下的香港愈見荒誕

 

2018年7月1日,香港主權移交予中國第21個年頭。香港媒體《眾新聞》在七一遊行的街站發售新書《香港這一年:2017/18》,整合上年七月以來這個蕞爾小島的變化,讀起難免令人嗟嘆。在此只略提要點。

 

一年之前的7月13日,劉曉波先生仙去,一千多位香港市民於海旁追思做七。深圳河以北的政權本相如此,也意味一國兩制下之香港在接下來的一年將走得很辛苦。8月,大批市民因不滿律政司司長對公民抗命案件申請加刑而再度遊行。10月,習近平在十八大中央委員會提到中央要牢牢掌握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

 

今年1月,香港眾志的周庭被選舉主任撒銷立法會補選之參選資格。3月,政府開啟《國歌法》的立法程序,又大力譴責戴耀廷教授在台灣所謂的港獨言論。5月,香港有記者分別在北京、四川採訪時被人扣走和毆打。6月,旺角騷亂案被告者被重判三年半至七年。

 

短短一年,涉及中港關係的荒唐之事層出不窮,難以一一臚列,但當特區政府顯然淪為北京的橡皮圖章,會留意民生及政制發展的香港市民愈感無力,也就不難暸解。可是,中國在今年3月才成功修憲,習近平「永續」國家主席的「新時代」隨之而來,在中央堅決收緊權力之際,期望邊陲的香港能獨善其身,並不現實。

 

七一遊行時在馬路聳立了劉曉波先生的人像,並有人高呼釋放其遺孀劉霞的口號。(攝影:黃樂祈)

 

香港難以在中美角力間置身事外

 

更甚的是,香港的未來不單左右於中國內政的變化,也與其外交息息相關。自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後,她就是遼闊中國大陸之異數,其戰略價值亦應運而生。回首二戰不久後就泛起冷戰的陰霾,雖然資本主義陣營因應情況對中國施予不同程度的禁運令,但香港始終因着殖民港口的特點而與中共保持貿易往來,為遭圍堵的後者開了一扇窗戶,難怪把大大小小的物資運回中國大陸是香港老一輩的集體回憶。

 

香港這個中西交匯、緩衝的戰略特性,正是鄧小平當年決意收回香港主權,並制定一國兩制的主因。即使中國後來在改革開放前後與西方關係漸趨回暖,這點並無太大改變,也是吹噓「上海能取代香港成為亞太金融中心」多年未果的原因。

 

路人皆知,近來中國外交最大問題,自然是與美國之關係。猶記得中興事件令北京驚心動魄,到現在仍竭力希冀美方能解除制裁,足以反映中國科技發展之水平,無怪乎「自主創新」、「核心技術」不斷掛在習近平嘴邊。另一方面,習近平於五月忽然強調要促進香港同中國加強科技合作,欲借這個港口為遭受外國制裁的中國科技打開缺口。

 

問題是,出招快狠的川普會如何看待一個作為國王新衣或遮醜布的香港?美港關係的關鍵是《香港關係法》 更多P.L. no. 102-383m 106 Stat. 1448。如果美國把香港和中國只視為「一國」,對中國實是一大打墼,所以近日中美有劍拔弩張之勢,香港不少官員紛紛高調指出香港與中國在經貿層面上並不等同,可見香港對當下中國非常重要,與此同時亦反映中港在外交上所受的壓力之大。香港成為中美間的磨心,似乎在所難免。眼見川普對中國毫不留情,對香港自然有悲觀的理由。

 

當習近平執意手持大權,就連超過100萬人參與的雨傘運動也未能動搖中央的態度,希冀香港市民能在不設限制的情況下選出特首顯然是南柯一夢(攝影:黃樂祈)

 

遊行還有用嗎

 

不過,香港學者周保松教授在雨傘運動尾聲在馬路上寫下的這一句,到現在筆者仍覺得很震撼。他如此寫道:「我們沒理由悲觀,我們非如此不可。」

 

2014年雨傘運動與早一點在台灣發生的太陽花運動未能殊途同歸。這不是說台灣從此走上康莊大道,但起碼後者帶來了正面改變的機會,反之中國對香港的政治發展則寸步不讓。雨傘後的七一遊行人數不算太多,今年並無例外,也是意料之內。加上前敘對中國內政和外交走勢的分析,對香港的將來感到沮喪也是人之常情。

 

然而,追求政制改革往往不可能一蹴而就。筆者認識一些成長於戒嚴時代的台灣前輩,他們的分享讓筆者深深體會這個道理。走在遊行的行列之中,除了會見到不同年紀、膚色、語言的朋友,更會發現一些深耕細作的組織和媒體。他們不一定是關注民權和政制的人士,也有關心動物權利、勞工福利、基層生活、土地公義等等不同的聲音。

 

身處其中,謙心學習,定會發現更多這個社會的真實需要。誠然,七一遊行作為對政府提出訴求的方法,在當下的香港處境而言作用極低,但對建立公民社會來說,裨益絕對不少。

 

另一位本地學者陳慧燕在〈雨傘運動的聚散:突發、自主和碎片化〉一文曾嘗試研究參與雨傘運動參與者的社運史,她發現大部分受訪者都參加過昔日的不同社運(以七一遊行者比率最高,足有84.5%),證明這個近年被懷疑意義不大的「傳統」和其他社運均有培育公民意識的功能。

 

既然雨傘運動不是無中生有,反而是經過種種「失敗」、看來成效不大的社運才能走到四年前的那一步,假若硬要說七一遊行輕於鴻毛,並不恰當。冀望社會進步,過於務實,只會問「此時此刻這樣做有何實際效果」未必是好事,筆者以為這正是後雨傘時代需要真正明白的地方。

 

我們永遠不會準確知道未來會發生的事情,只能心存盼望預備最黑暗的日子過去,就如法國微生物學家巴士德(Louis Pasteur, 1822 ~ 1895)所說:「Chance favors the prepared mind.」中文翻譯過來就是:「機會眷顧準備好的人。」

 

有人把特首林鄭月娥的圖像置於遊行的馬路,讓市民踏在其上表達不滿。(攝影:黃樂祈)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現居香港

 

【延伸閱讀】

●北京傳真:在劫難逃的香港

●鄭立專欄:那些支持中華民國的反台獨香港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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