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魏啟林:再造台灣成長的新動能

魏啟林 2018年07月18日 00:00:00
企業體承擔了整個國家的就業人口、技術進步、人才培育與國家競爭力提升的重責大任。(湯森路透)

企業體承擔了整個國家的就業人口、技術進步、人才培育與國家競爭力提升的重責大任。(湯森路透)

台灣早期雖依賴人民的勤奮儉樸,締造舉世聞名的經濟奇蹟,但曾幾何時,台灣陷入人口老化、投資不振、低成長、低薪、內需不足與資金外流的泥沼,經濟體質逐漸喪失循環的動能,逐步趨向衰退,亟需大家共同努力突破困境。對此,政府誠應正本清源儘速採取輕稅簡政與全面國際化的政策,揚棄反商,建構更具競爭力與創新的投資環境,以尋回台灣經濟成長的新動能,及挽回國內外投資人的信心,加碼投資台灣,再造台灣經濟新成長曲線。

  

台灣為小型開放經濟體,貿易依存度高,景氣易受國際影響,天然資源短缺,能源仰賴進口,完全不具備規模經濟效益。所幸,台灣人非常重視教育,人力素質高,早期儘管人口密度全球最高,仍能以出口導向的製造業吸收大量就業人口,台灣的製成品有七成供應出口,半世紀以來,出口一直是經濟起飛的動力,但是,只要出口減緩,常造成經濟成長與所得停滯,導致內需市場衰退。

  

台灣顯然不是美國、歐盟、中國大陸式的市場大國,因為市場規模太小,也不是印度、中國大陸式的生產大國,因為土地與資源稀少昂貴,所以台灣要像美歐、中國大陸式的吸引投資很不容易。台灣的生存關鍵,就在不具生產利基亦不具市場利基下,卻又要吸引投資,才能為廣大的勞動力找到就業機會,提升薪資水準。

  

試想,一個不具規模的經濟體,如果本土的長期投資與創新嚴重不足,國際競爭力逐漸喪失,產業無法提供充分就業,就無法提升薪資。因此,台灣在海外深造具有國際視野的年輕子弟,學成之後,因台灣與國外薪資差距太大,無法返台就業。甚至在台灣受教育、具高度專業的人才,亦逐漸被新加坡、香港與中國大陸挖角出走,造成台灣人才與產業兩失。

  

可見,經濟規模不足且人口密度過高的台灣,生存關鍵就在於鼓舞本土的投資創新。除鼓勵「把餅做大」的政策外,別無良策。證諸當前,全球為鼓勵本國投資,正趨向減稅潮流,採取親商(Pro-Business)政策,唯獨台灣將營利事業所得稅從17%增為20%,綜合所得稅可扣抵營所稅竟全數取消,政策面對資本市場與投資行為的所得仍持續增稅,實屬捨本逐末。

  

近年來,不僅公共建設每年僅約2千多億元,民間投資大幅萎縮,整體經濟的創新與成長喪失動力,投資環境不僅面臨缺水、缺電、缺地、缺工的困境,稅負環境更喪失誘因,台灣社會近年醞釀的反商情結,也加速了廠商的外移。反商情結誤將企業體定位為「財團」,財團財大氣粗、「無商不奸」,必須課以重稅,加以懲罰。

  

事實上,企業體或公司法人的組織型態是人類文明史上最大成就之一,也是自由經濟體系的國家公共財,因為人類不須以不擇手段打破頭方式控制經濟資源,反之能以文明的方式,設立公司法人之企業體,營造利潤、提供就業機會、貢獻稅收、維護國家穩定,優秀企業更可跨越國際市場,傳世百年。

  

台灣係屬自由經濟體系,並非計畫經濟國家,以市場經濟為導向,公司法人的企業體是國家的公共財,多數的上市上櫃公司股東人數多達數十萬人,係屬公開發行公司,人人均可參與投資,企業體之利潤由全體投資人分享。

  

企業體承擔了整個國家的就業人口、技術進步、人才培育與國家競爭力提升的重責大任。試想,台灣的企業體除了支付全體就業人口的薪資報酬、安養家庭外,更肩負隱藏性(非名目)薪資的社會安全負擔。例如,勞工保險中的一般保險,企業負擔了70%;職業災害保險,企業負擔100%;勞工退休金,企業負擔了50%~100%;全民健保,企業負擔了60%。如果企業體崩潰了,則台灣整個社會安全體系將面臨危機。

  

事實上,企業的最大股東就是國家,因為當一家企業經營,若虧損了100萬元時,企業只能自認經營不善,自行承擔損失,國家並不補償;反之,若企業獲利100萬元時,國家就可以從這100萬元中,課到營利事業所得稅20%,分配股息則最高課到28%的股利所得稅與1.91%的二代健保補充保費,合計課稅(稅前基礎)共約50%。亦即企業每多賺100萬元,則國家稅收增加約50萬元,國家成了企業的最大股東。因此,企業愈有競爭力,則國力越強;企業盈利愈高,國家愈富有,才能為人民謀取更大的福利。
 

過去幾年,由於美國、歐盟、日本等主要經濟體先後祭出貨幣寬鬆(Quantitative Easing,QE)策略,使得全球經濟得以從2008年的金融海嘯中緩步復甦。不過,在QE政策效應激情過後,全球經濟成長並未明顯加速,各國在面對成長停滯的困境下,皆力圖找尋新的成長動能,美國川普總統一方面實施減稅降低企業稅負,促進投資刺激消費,另一方面,對主要貿易對手加徵關稅實施貿易保護,希望讓美國再次偉大。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力推一帶一路擴大經濟影響力,讓過剩的產能有更多出口,意圖透過經貿制定權成為全球新霸主,尋求新的成長突破點。日本為挽救沉寂20年的經濟困局,力推安倍經濟學,歐盟及東協各國也都力圖振作,加速財經改革,擴大吸引投資,尋回經濟成長新動能。 

  

台灣在戰後曾經歷長達數十年的經濟成長,創下1952 年至 1990 年,近40年平均經濟成長率超過9%的「經濟奇蹟」;但是,到了1990年至2000年,平均經濟成長率下降到6.5%,2000年至2010年台灣的平均經濟成長率更衰退到4.2%,2010年至2016年平均只有2.4%,昔日自豪的「經濟奇蹟」已成明日黃花。台灣經濟成長率大幅衰退,投資長期偏低,超額儲蓄持續攀升,反映出台灣整體投資環境不佳、欠缺投資機會,總體經濟失衡,也造成資金氾濫外流。近年台灣經濟缺乏創新力,資金閒置情況嚴重,企業寧可閒置資金,也不願意進行有助於未來發展的投資。反之,7年多來台灣的金融帳卻淨流出10兆多元到海外,高素質的人力沒有發揮的舞台,如何再造台灣經濟成長新動能已是當務之急。

  

近期中國大陸國台辦公布31項對台措施,繞過官方協商直接讓利,給予台灣廠商及民眾準國民待遇,涵蓋產業、財稅、金融、教育文化、就業就學、土地開發、醫療影視、設施建設、政府採購、國有企業改革等,享有與大陸企業同等待遇,包括兩大面向,一是吸引高端企業赴中國投資、技術落地,給予台商投資、土地及稅賦優惠;二是開放科研與學術人才、醫療影視、金融服務人員西進,台灣專業軟實力若逐步西進,許多智慧財產權可能流失,長期影響台灣的全球競爭力,中國內需市場商機潛力大,台資企業為貼近市場,將結合當地供應鏈重組生產模式,台灣製造業的供應鏈恐將邊緣化。亦即,台灣之病在於經濟動能不足,台灣本土投資不足,造成薪資凍漲,貧富懸殊。

  

今年2月間,總統蔡英文在圓山飯店的台商春節聯誼中表示,2018年是台灣經濟全面提升的關鍵一年,強調政府將透過鬆綁法規、鼓勵創新,創造更好的發展環境。例如:修正《產業創新條例》,讓創新資本具有更多彈性空間;修改《科學技術基本法》,讓產學間更密切的合作;包括延攬人才、修改《公司法》,解決五缺問題,以及推動稅制改革等,要打造一個更加適合產業發展的經濟環境。這是一個十分正確的政策指引,但是執行面尚可補強。因此,若要再造台灣成長的新動能,我們在此謹敬慎建言如下:
 

一、租稅政策應激勵投資創新,揚棄反商(Anti-Business)政策

  

政府應提升租稅政策的國際競爭力,以激勵投資為主軸,過去20年來,台灣本土長期投資不足,由於創新投資的風險大,若不改善投資稅制,揚棄反商政策,廠商缺乏誘因承擔風險,造成資金氾濫與外流,若本土實體投資少,高素質的人力沒有發揮的舞台,薪資無法提升,就不易打破「貧富不均」與「經濟動能不足」的困局,稅改若能以激勵投資為主軸,才能提升GDP把餅做大,再以擴大的稅基與稅收照顧低所得者。例如:租稅獎勵投資人工智慧(AI)技術發展,培訓台灣人工智慧技術人才,帶動產業典範移轉,讓高技術製造業根留台灣,維護數位科技發展環境,運用台灣資訊通信科技優勢,加速企業數位轉型,適度放寬金融市場管制,開放金融跨業及創新空間,促進金融科技(Fintech)發展,建立長期的國際競爭優勢的契機。

  

反應亞洲區域競爭力,政府宜採自由開放政策,如:新加坡以東南亞為腹地,涵蓋中南半島五國(越南、寮國、柬埔寨、泰國、緬甸)及南洋群島六國(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汶萊、新加坡、東帝汶),吸引全球企業以新加坡為亞洲金融中心,建立東南亞據點。香港則是以中國大陸連結全球商業往來的網絡,愛爾蘭以歐盟為腹地,稅制在整個歐洲最具競爭力。政府應以新加坡、香港與愛爾蘭輕稅簡政的租稅制度,作為小型經濟體的發展模式,改善台灣投資環境,以全球為腹地,加入各區域經濟合作組織,向全球開放。
 

二、員工報酬配股改採面額課稅,幫助本土企業留才,促進消費動能
  

員工配股制度過去對高科技企業留才相當成功,創造了台灣經濟奇蹟,然而,2008年1月起實施員工報酬配股依實價課稅後,企業獎酬員工效益大打折扣,當前,面對中國大陸對台灣企業頒布31項措施之誘因時,應採更具競爭力及吸引人才策略。

  

員工配股如何課稅屬各國之主權,國際會計準則(IFRS)僅規定國際財報必須透明化,員工分紅配股必須費用化,才能呈現真正盈餘,國際一體適用,至於員工分紅配股所得要如何課所得稅,則屬各國主權,國際會計準則(IFRS)並不規範。例如:新加坡將股票交易所得與股東員工配息之紅利所得一律免稅,完全不課所得稅,並不違反國際會計準則(IFRS)之規定。

  

員工配股採面額課稅,應鼓勵全國企業執行,讓全國員工受惠,不僅可促進台灣員工實質薪資成長,又可增加民眾消費,活絡經濟動能。員工配股所得採面額課稅之重點應在留住企業基層人才,可考量設定採面額課稅的配股張數上限,例如:300或500張為門檻,因為員工配股300張以內,均屬中下基層員工,採面額課稅;300張以上者仍依實價課稅,以彰顯政府照顧基層之美意。

  

目前之員工配股採實價課稅,對員工不具誘因,依現行課稅方式,員工分配股票後,可能發生虛盈實虧,員工配股之意願喪失。因此,我們主張將員工報酬依實價費用化,遵守國際會計準則(IFRS)規定,但配股則依面額課徵所得稅,如此既不違反國際會計準則(IFRS)之規定,又可達到留才台灣之目標。

  

1998年台灣實施兩稅合一制度(營所稅+綜所稅)以來,減少了重複課稅問題,但2015年營所稅之扣抵減半,至2018年營所稅之扣抵全面取消,這幾年來有近兆元之企業潛在的可扣抵稅額,在稅制改革後,被政府一筆勾銷。因此應藉此員工配股採面額課稅,可將原先兩稅合一取消後,政府潛在增收之稅額部份還富於民,以促進國內消費與經濟發展。
 

三、重新檢討能源政策,電力供應的穩定攸關企業生存

  

近期英國《金融時報》報導,台灣正推動(一)2025年全面禁核、(二)促進再生能源發電、(三)逐漸減少煤炭發電的三大政策,但可能造成電力成本高漲與供電不足風險,能源轉型計畫面臨困境。2017年8月台灣大停電,衝擊數百萬家庭,經濟部長更因此下台。台灣半導體產業協會表示需要穩定的電力供應,目前政府透過興建離岸風電場和太陽能裝置,同時安裝新的燃氣發電機組和液化天然氣進口接收站,目標是在未來7年內,讓再生能源占台灣電力組成從6%提高至20%,期待2030年時,達成較基準年2005年減量20%之中程願景。惟主事官員指出,只要有一個進行中的計畫延誤,可能造成整個轉型計畫脫軌,增加再次停電的可能性;政府並承諾,迄2035年禁售石化燃料的摩托車、2040年禁售石化燃料的汽車;全面改用電動車,如此電力需求將承受更大壓力。

  

論者嘗以為台灣可採行「以氣代媒」,以天然氣代替燃煤,惟燃氣成本極高,每度發電成本超過4元,燃煤成本約1.5元,由於台灣並未生產天然氣,完全仰賴進口,新建天然氣接收站從環評到興建完成需時8年,極易激起環保團體與地方民眾抗爭,更重要的是電力價格勢必大幅提高,超越中韓兩國之工業用電成本,對台灣產業競爭力衝擊極大。參考美、澳、德等「非核國家」的替代方案走向,其基載電力均在提升燃煤效率,將燃煤發電低碳化,引進國際高效率燃煤之流體化鍋爐,提高燃燒功率,適時填補廢核後再生能源比例不足的缺口,由近期深澳電廠爭議可知,能源政策必須是務實的彈性政策,成敗關鍵在於深澳電廠是否可能低碳化,甚至媲美燃氣的排放。

 

電力供應的穩定攸關企業的生存,如果不能確保穩定供電,將造成投資卻步、經濟重創。雖然我們的共同目標是非核家園,但應考慮政策之彈性,在日本,風力加太陽能的目標是2030年占比達到8.7%,台灣的目標卻是2025年要達到20%,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況且,太陽能與風力發電受到自然環境限制,做為基載電力的可行性很低,7年內要完全以再生能源取代核能發電成本巨大,只有目標卻沒有彈性可行的配套,違背一個正常國家的能源轉型政策,將置台灣於巨大的缺電風險中,我們建議在追求非核家園的最終目標上,給予務實的時間彈性考量。
 

四、水資源問題的多元解決方案

  

台灣年降雨量豐沛,但因地形條件,僅20%可供使用,2015年統計,台灣的農業用水占比高達71%,民生用水約19%,工業用水約10%。聯合國農糧組織統計各國農業用水比例,高所得國家約占42%,中所得國家約占70%。我國屬中高所得國家,但農業用水占比過高,應有調整空間。根據水利法第18條規定之用水標的順序,依序為家用及公共給水、農業用水、水力用水、工業用水等,農業用水的用水順序優先於工業用水,然而,同條第二項又載明主管機關對於某一水道,或政府劃定之工業區,得酌量實際情形,變更用水標的順序。立法意旨中也說明,為了配合國家發展政策,與工業區的劃設而制定第二項條文。換言之,在立法之初即認為工業用水的需求,有優先於其他用水的可能。卻依然將工業用水的用水順序排在最後順位,再另行授權主管機關自行調整用水順序。這將使第18條第一項的用水序列形同虛設,無法真正區分用水標的的優先順序,應有修訂之必要。

  

我們建議:為鼓勵產業充分使用水資源,應放寬再生水定義,獎勵使用再生水的廠商,再生水政策應涵蓋全體工業用戶,擴大整體再生水需求。另外,主管機關應排除政治考量,定期公告水源供應短缺的地區,以利產業遵循。水價部分,應透過調整水價促進節約用水,針對超出用水標準的用戶徵收耗水費,針對枯水期制定旱季水價,水價應合理上漲,對於各用水部門(民生、工業、商業)應一律公平調漲,以收全民節約用水的效益,對於使用再生水達一定比例的工業用戶,則應予停徵耗水費。

  

民生或工業用水若長期供水不足時,可向農田水利會尋求支援,由於水資源屬國家資產,應收歸國有,由主管機關重新統籌分配水源,確保用水公平性與最大用水效用。
 

五、改革環境影響評估制度,提升投資台灣的誘因
 

由於台灣投資率長期偏低,影響經濟成長甚鉅,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在「台灣經濟競爭與成長策略政策建議」研究中指出,台灣正面對經濟轉型挑戰,環評制度是危害台灣經濟成長的重要因素,與其他先進國家相較,台灣環評制度在制度面及操作面都存在改善空間,依照目前的環評制度,連台積電、台塑集團及鴻海等大型企業都表示,未來大型投資將考慮移往國外,不再考慮台灣,如此如何吸引外人來台投資?
 

目前的環評制度,除繁雜的行政作業外,環評審查之冗長最為人詬病,尤其,許多開發單位環評案件,受到泛政治化杯葛、非理性抗爭,常造成重大投資案延宕。從美日環評經驗中可以發現,台灣現行環評制度存在許多爭議,除環保主管機關的集中審查權力外,環評透過專家代議,卻具有全面否決投資案的單一權力,為國際所罕見。尤其過度操作環保訴求,導致環評審查範圍無限上綱,造成社會對立內耗,使得許多大型投資案胎死腹中,不但影響廠商投資意願,而且阻礙產業創新轉型。

  

我們以為,目前環保法規確實存在許多缺失,政府應藉本次修法徹底改善,包括:環評委員掌握環評與投資單一否決權的合法性,審查時礙於環保團體壓力,多著重於對環境的嚴苛調查,無視於對經濟成長貢獻,導致通過案件甚少。環評涉及的主管機關甚多,修法時宜將權責單位提升,改由行政院主政,開發案環評審查作業及最後核准權則回歸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另外,環評審查對有條件通過的附帶決議應明確化並嚴格限制,對所附條件如有不服可單獨就此部分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環評委員組成除政府機關代表、專家學者外,應有全國性工商團體之實務專家參與,以容納更多元的不同見解。 
 

六、兩岸關係的穩定發展、有助台灣的經濟繁榮
  

自從1987年開放民眾赴中國大陸以來,兩岸交流穩健發展,目前中國大陸已成為台灣第一大貿易夥伴、第一大出口與第二大進口地區、第一大外匯順差來源,從過去30年經驗可知,兩岸交流不論從貿易、投資與兩岸人民往來的角度觀察,均屬互利雙贏,經濟的互利對兩岸關係的和平穩定有極大助益,由於大陸市場是台灣產業在全球投資與貿易布局的重要環節,如果兩岸關係惡化,將導致台灣企業喪失契機,影響未來發展,政府應重視台灣經濟發展,積極有效改善兩岸關係。

  

整體來說,密切經貿往來已使兩岸逐漸形成一個利益共同體,甚至對台、中、美三邊關係的影響日益顯著,我們可觀察到:

 

(一)兩岸經貿交流有助於台、中、美三邊建構一種三贏、合作的新互動關係。任何一方都不願意看到任何雙邊經濟關係受到損害,同時希望共同維護亞太地區的穩定與發展。(二)台、中、美三邊都希望擴大兩岸經貿交流,以促進共同繁榮。此外,兩岸目前已經都成為WTO的會員國,對於未來三邊的合作與協商有正面的作用。同時,台、中、美三邊都希望兩岸能夠透過和平方式建立一種新架構互動關係,使三邊能夠持續共同發展。
  

目前中國在全球經濟已扮演舉足輕重的地位,為世界最大的出口國,擁有最多的外匯存底,GDP排名第二大的經濟體,由於台灣與大陸同文同種,語言溝通沒有障礙,如果台灣逐漸喪失相對其他國家具有較佳競爭力的大陸市場,對台灣並不有利,當前,兩岸關係大環境陷入僵局,兩岸的協商機制停滯,對台灣經濟發展的未來可能產生深遠影響。政府應該思考如何突破兩岸僵局,謀取台灣人民的最大利益。


七、加速推動台灣加入區域經濟整合,強化國際經貿連結

  

台灣在區域經濟整合上,已大幅落後亞洲其他國家,例如:新加坡已與東南亞國協、美歐、日本、澳紐、中韓等國簽署經濟整合協定,CPTPP與RCEP簽署亦在進行中;韓國則與東南亞國協、美歐、澳紐、加拿大、中國大陸簽署經濟整合協定,進行中的有中日韓FTA與RCEP等;中國大陸目前已與東南亞國協、韓國、澳紐、智利、秘魯、哥斯大黎加、瑞士、冰島簽署協定,加入RCEP仍在談判中,台灣雖然與部分邦交國及新加坡、紐西蘭簽有自由貿易協定,也與中國大陸簽署ECFA;但與貿易競爭對手國相較,相去甚遠,逐漸被邊緣化,對台灣未來的競爭力相當不利。

  

由於美國對自由貿易的政策轉變,全球區域經濟整合趨勢正產生遽變,美國退出TPP後,CPTPP改由日本主導,我們應把握契機,妥善處理日本災區食品進口問題,爭取加入CPTPP成員列車。近日美國貿易代表署貿易障礙報告重提美豬、美牛議題,政府應妥善處理,以利未來台美TIFA(貿易暨投資架構協定)的談判,及早與美國簽訂雙邊經濟合作協定,作為主要貿易國範例,加速與台灣簽訂經濟合作協定。
 

八、解決青年的低薪與失業問題,建構台灣為青年的發展舞台

  

人才是一個國家競爭力的根本,青年更是一國人力資本中最關鍵的資產。台灣35歲以下青年人所面臨的環境挑戰已經不同以往。長遠來說,面對激烈的國際人才爭奪,台灣應該推動積極的青年政策,才能打造出年輕人的發展平台,創造更多年輕人的福祉。據此,我們提出五大青年政策的建議:
 

(一)中央及地方應加強推出攬才、留才措施,擴大青年就業機會
  

今年2月28日中國大陸公布31項對台政策,預估相關具體措施公告後,將對年輕人赴中國大陸求職與創業形成很大的吸引力,政府必須提供年輕人創造夢想和聚集希望的平台,啟發年輕人的理想抱負,宣示明確的發展藍圖,讓年輕人相信未來將比現在更美好,讓年輕人願意在台灣這塊土地深根茁壯。因此,我們建議:
 

1、行政院建置青年政策的單一視窗,整合各部會資源,並賦予政策制定功能及績效目標,依青年族群的需求提供服務。

 

2、中央應掌握南北需才差異狀況,結合當地大專院校、研發法人及產業聚落,協助南部各縣市建立完善的留才攬才機制,促進有區域特色的平衡發展。

 

3、建立我國重點產業人才地圖,掌握產業之人力供需狀況,提出有效的因應策略。

 

4、提出更完善的育兒政策,幫助年輕人降低生兒育女的壓力。
 

(二)強化我國技職教育的國際競爭力,提升青年工作技能
  

根據主計總處2月份最新統計顯示,20至24歲的年輕族群失業率高達11.89%,是全體3.7%失業率的3倍之多。台灣的年輕人,高中畢業18歲進入大學,大學畢業後普遍就讀研究所,出社會已經是25歲了,延遲就業也造成高階及中階技術人才出現斷層,台灣求職市場長期處於「2高」狀態,即高缺工率及高青年失業率。對於上述問題,我們建議:

1、提升實務教學師資和更新學校實作設備。

 

2、對於提供實習機會或實作設備、場域或獎助的企業給予租稅優惠。

 

3、提升技職生溝通及語言能力。

 

4、全面盤點證照種類,檢討各級技術檢定和技術層級,以結合產業需求。

 

5、針對技術人才嚴重短缺的技術業別,由政府出資與產業合作,增設專業技術培訓的在職訓練課程。
 

(三)加速高等教育改革,重塑台灣高等教育的創新及研究能量,以培養高端人才
  

長期以來,台灣唯一引以為傲的天然資源就是人力,高質量的高等教育研究與卓越的技術工藝是帶動經濟高成長的引擎。然而,台灣高等教育學府的世界排名節節落後,已嚴重影響台灣的國際競爭力,加上「少子化」的衝擊、招生困難的問題,我國的高等教育刻正進入改革階段。我們建議:

1、增加教育經費,確保高教體系足夠資源維持高績效與高品質。
 

2、破除齊頭式平等的思維,鬆綁大專院校限制,給予更多彈性,譬如鬆綁學費與招境外生(外籍生、僑生或陸生),以及辦理附屬機構的規範。

 

3、加速輔導辦學成效不彰之大專院校轉型及退場,鼓勵科技大學注重實務性之工藝技術教育。

 

4、放寬就學貸款生活費之申貸資格,不須限於中低及低收入戶才可申請適用。


(四)放寬台灣創新創業限制,提供適合新創企業發展的環境

 

培育新創企業需要適合數位時代、知識經濟的發展環境,包括吸納優秀的高級人力、更開放與國際接軌的營商環境、更健全的財務金融市場,這些都需要政府大刀闊斧的革新投入,才能讓新創企業的發展水到渠成。我們建議:

1、放寬外籍專業人士來台工作限制。

 

2、政府計畫所輔導的新創團隊,除了研發國際科技新領域,亦應與國內傳統產業對接,協助解決傳產面臨的困境。

 

3、政府採購案可分割出小額實驗性專案,提供新創事業承接。

 

(五)加強輔助中小企業接班傳承,促進企業永續發展
  

我國乃以中小企業為主的經濟體,占整體企業家數比重高達97.73%,創造全國就業人數78.19%,奠定我國經濟成長的堅實基礎。台灣在2012年至2016年,50歲以上雇主之比重由46.1% 提升至53.4%,甚至60歲以上的比重亦由10.9%提高至17.1%,顯示我國企業雇主呈現逐年老化現象,而中小企業除了傳承規劃不足,也因經濟規模有限,使得傳承課題更顯嚴峻,更需政府關注協助,才能使中小企業從傳承考驗蛻變為轉型升級之契機,我們才能解決青年長期低薪與失業問題,才能讓年輕人對未來懷抱希望。總之,加速台灣企業轉型,產業升級才是解決青年困境的根本。
 


九、推動英語化運動,增進台灣的國際化與能見度
  

美國知名智庫「布魯金斯研究院」於今年2月的報告中建議,美國政府應鼓勵台灣將英語定為第二官方語言,並建議美國政府派遣大量英語為母語的青年語言教師赴台灣,協助台灣的中小學英語化運動,如此,才能有助於台灣的國際化與創新。
  

除了中文之外,英語是世界上最通用的語言,然而,網路世界與人工智慧(AI)正在改變人類,與電腦溝通的電腦程式語言已成為全球使用最多的語言(近20億人),由於電腦講英語,「英語+電腦程式語言」將連結全世界,使得英語對一國競爭力與能見度的影響無遠弗屆,強化全民英語化運動已刻不容緩。
  

就2015年亞洲國家托福成績英語能力分析,台灣以80分在亞洲30個國家中與越南並列第12名,略高於亞洲平均分數79.6分,亞洲國家英文能力排名,新加坡排名第1,印度、菲律賓、馬來西亞、香港等因曾經被英美殖民,英語為官方語言之一,托福成績亦名列前茅,相較之下,台灣的英文程度有很大提升空間。

 

目前,亞洲各國均致力提高英語水準,包括全面的教師再培訓計畫,各級學校英語課程用英語教學,讓學生直接以英語溝通,台灣可借鏡荷蘭(英語能力為全球第三)的英語化政策,荷蘭從小學起開始學習英語。教學以遊戲帶動唱跳方式,引起學童學習英語的興趣,荷蘭中等教育目標在讓學生進入國際社會做準備,以多元學習方式,培養學生與不同國家的人溝通,荷蘭極高的英語普及率成為吸引外資進駐的特點。
  

日本英語能力原來排名亞洲最後,許多人都認為日本人不擅長英語,但根據EF國際文教機構近期發表,全球非英語母語國家的英文程度排名,80個國家中,台灣排第40名,不但較上次的第33名下跌7名,還輸給日本的37名,2020年東京將承辦奧運會和殘奧會,日本希望運用奧運推動旅遊與貿易、向世界展示日本的正面形象。日本小學生從8歲開始學英語,此後7年之內一直是必修課,並派遣大學生與英語老師到海外進修英語;日本企業為了國際化,更要求員工使用英語,Honda車廠2015年就宣布將於2020年之前,公司內部所有的文件與跨國會議,或有任何一非日本人在的場合,都將以英語為共同語言,樂天集團2010年就宣布集團語言是英語,所有董事會議、經營會議和每週例會皆以英語進行,並將多益(TOEIC)成績納入KPI,員工的英語能力與考核升遷連結,多益成績未達標準,即無法升遷。在日本政府的推動下,日本人的英語程度已經急起直追,值得台灣借鏡。
  

英語化對小國經濟的發展非常重要,諸如荷蘭、以色列、新加坡、愛爾蘭、杜拜等經濟表現優異的小型國家,極高的英語普及率成為吸引外資的最大特點,高度英語化政策提升國民對英語的重視與應用,使這些國家國際能見度提高,精準掌握國際脈動與國際市場,雖受小國資源稀少及市場淺碟的限制,近年來均能脫穎而出,相較歐美大型國家經濟發展毫不遜色,因此我們建議:
 

﹙一﹚由政府帶頭推動英語化的環境,推動英語為第二語言或官方語言,除教育單位外,政府部門使用英語為第二語言,無論政府網站內容、政策公告及公開場合活動等逐步推動中英語言並行,讓雙重語言的環境從公部門根本做起,將有助於跨國公司在台灣的運作,吸引更多國外人才移入。
 

﹙二﹚建構一個英語的公共電視台(英語台)與英語新聞廣播電台,帶頭製播英語新聞,宣導台灣的投資環境與民主成就,皆以英語原音呈現,製作具有國際觀以及台灣文化之英語節目,除可服務在台工作的外籍人士與觀光客,更可讓台灣觀眾接觸多元之國際觀,藉由媒體的強大影響力,營造輕鬆友善的英文環境,逐步擴散至社會每個階層及環節。
  

台灣雖屬資源有限的蕞爾小島,早期依賴人民的勤奮儉樸,締造舉世聞名的經濟奇蹟,但台灣屬不規模經濟的典型,市場狹小,生產成本高,資金極易外逃,本來就不易技術引進或招商引資。曾幾何時,台灣陷入人口老化,投資不振,低成長、低薪以及內需不足與資金外流的泥沼,台灣經濟體質逐漸喪失循環的動能,逐步趨向衰退,亟需大家共同努力突破困境。在此台灣經濟成敗關鍵的歷史時刻,更應積極採取輕稅簡政與全面國際化的政策,揚棄反商,建構更具競爭力與創新的投資環境,才能再造台灣經濟成長的新動能,追求台灣的永續發展。

 

※作者為台大教授、全國工業總會最高顧問

 

 

關鍵字:



 

 

【上報徵稿】

 

上報歡迎各界投書,來稿請寄至editor@upmedia.mg,並請附上真實姓名、聯絡方式與職業身分簡介。

上報現在有其它社群囉,一起加入新聞不漏接!社群連結

 



回頂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