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三年二月底不知道是哪一天。

台北市青島東路三號，警備總部軍法處第一區第四房。

晴天，下午五點餘，剛吃完牢飯，洗完碗筷也擦了地板。這個時刻是全押房最生氣靈活的時段。每個房間的囚人大多放下書本和筆在牢房內只到膝蓋高的木板床鋪上打圓圈散步，或者隔著鐵欄和對面各房的囚人聊天，或用書本做墊板和斜對面幾個牢房距離的囚人「打電報」，把字寫在書本上一個字一個字讓對方判讀。有的會把像桔子這樣可以滾動的東西從鐵欄滾給對面房。獄卒這個時刻一定在兩排的押房中間寬約四公尺的走道上巡迴清點各房的人數。獄卒都是軍中忠黨的老兵，被蔣介石拉夫或從軍跟到臺灣的。他們大字不識幾個，連算數都不是很精準，常常在鐵欄外點了好多次才確認這個房間的犯人沒有缺少。有時，對不停在走動的囚犯算不準，老獄卒會惱火地吼叫：「停一下，讓我點點人數。」

一個牢房最多十六、七個，小一點的人才只有八、九個，散步式的動態會讓老獄卒眼花撩亂。獄卒最大的責任就是數人頭，不要讓犯人逃了。這些老兵的獄卒不像監獄官自以為還有未來，會為虎作倀。這些老兵既沒有前途，也擺脫不了窮困，而且蔣介石父子還剝奪了他們和中國大陸親人任何往來的權利，他們連偷偷寫信給大陸的親人訴說鄉愁都有可能被扣上「通匪」的罪名，淪為這裡的政治犯。

【施明德自白】解鎖50年的牢獄記憶　我只是想向受難者致敬

老獄卒再怎麼愚蠢、不滿，有一項最基本的教條他們一定嚴格奉行：盯住死刑犯。老獄卒每次交班一定會在囚有死刑犯的押房多站幾分鐘，借題多瞄上瞄下，其實是在看死囚在不在，腳鐐是否正常？

我的房間囚禁著三名帶著腳鐐的死囚：福建東山島人，曾任台北稅稽處處長的蔡秉堃先生；浙江溫州人陸軍少校韓若春先生；和留學日本的山東人，台灣鹼業公司人事組長蓋天予先生。

從一九六二年六月十六日在最前線的戰地小金門以叛亂罪名被捕以來，已歷經四個偵訊地點，這裡算是一個重要的停留地，我們將在這裡被判生或判死。雖然這裡是死生交界處，但比起前面幾處陰森，有時是孤孤單單的囚禁所，這裡算是很可愛的地方了。說它可愛，是有道理的。它只有兩面是牆，不像其他偵訊處，幾乎四面都是牆，只有一扇門出入，窗子都設在最接近天花板處，而且小到像個透氣口，月亮走過窗前時，看起來永遠是四方形的。但是，這裡正背兩面則是粗粗的鋼鐵欄柵，可以看到前後方的人與動態。鐵籠永遠比水泥籠令人不致於有那麼大的壓迫、窒息和孤立感，因為它還有穿透的可能；而且這裡可以一定程度和同類隔著鐵柵交流，不像之前一進入特務的偵訊所，除了特務之外，嚴禁和同樣是人的人交談，甚至被隔離到令你看不到人，聽不到正常人聲，除非是哀嚎聲。最後，這裡每個房間囚禁的都是同類：思想犯、政治犯。軍事犯即便是殺人犯被收押進來，監方也很快就會調他們出去當外役，除非那個軍事犯是會判死刑的，否則唯恐這些犯法、邪惡的軍人會被政治犯感動而協助從事什麼監方不想見到的事。同類相聚即使明明知道同類中有人會打小報告，在沒有被「抓耙」之前，同類感還是會蓋過孤獨感。這個牢房的木板床鋪長約四公尺寛約五點五公尺距地約五十公分，每個囚人可以佔有四分之三，有時是五分之四榻榻米寬的床位，不像電影中監獄都有床、有桌子的那種，但，只要能平躺、仰躺，我們就滿足了。左右囚人的打鼾聲、狐臭、汗臭，都比孤零零的獨囚於恐怖中會使人覺得還活在人間而非鬼域。

圖片翻攝自施明德回憶錄《能夠看到明天的太陽》（1962-1964）。

我被押來這裡已超過一個禮拜了。這裡的狀況，這個押房內的人與事我都已大致摸清楚了。誰是什麼案情，誰跟誰同案，誰被判多久或會被判多久，誰的命運大致如何，大概都瞭解了。至於我自己早早已下定決心了，在還沒有被捕前，我此生就已立志殉道。做為一個殖民地的後裔，從小就常常聽父親談起他和祖父都當過「淸國奴」又當「日本皇民」，戰後他又變成了「中國人」的悲哀。父親在六十八年的生命中就被迫變換了三種國籍。所以當我讀都德的小說「最後一課」時深深感動。從我年少時就立志要為終結外來殖民統治而犧牲一己。平庸地活著，平庸地死去不會是我。對於被捕，我一點都不意外，只是不知道什麼時候而已；如果有遺憾，就是自覺不是在革命行動中陣亡。對於死亡我心意已定，但是這個時候的「心意已定」是帶著浪漫和虛幻的成分居多，自己還不是真正覺得有被判處死刑的可能。這是特務統治厲害的地方，他們在羅織你的罪證時即使已達到必死無疑的死刑程度，他們也有辦法讓你覺得仍有很大的生機，否則你就不可能配合簽下死刑的所謂自白或供詞。絕大多數的死囚都是到了看守所被起訴了才驚覺完了受騙了，但為時已完。就像納粹把猶太人送進集中營，押上火車再送入奧斯威辛屠殺之前都不會相信人類有如此邪惡之徒。我到來時還不自認會被判死刑，一定是好奇的成分居多，讓我把注意力大都集中在房內這三位死囚，三位已判了死刑戴上腳鐐的先生身上。

我一進來，兩位死囚蔡秉堃和韓若春就決定不讓我睡在菜鳥囚犯一進房就得睡的劣位：廁所旁和水池旁的兩個位子。他們謙稱自己釘上腳鐐上下床鋪不方便，也許也真的是如此。於是我就睡在廁所旁的第二位，韓若春先生的左側，蔡先生在我腳下的右側，當然是腳對腳。牢房就是這麼點大，正背兩面是鐵柵，廁所旁聞到的臭味也不見得濃烈多少。其實久聞不覺其臭是常識了，牢房內，押舍內的異味，只有你被提出去開庭或到院子放封後回房的那幾分鐘，你才會感到尿騷味、汗酸味和淡淡的吃了太多穀類、菜類會放出的那種屁味和屎味。囚人很少有魚、有肉吃。大家放的屁味都差不多，大便也都不會太臭，少了一種相對嫌惡的因素，感謝上天！

在押房內飯後的繞圈圈散步，韓若春很少參加，頂多陪著聊天走個五、六分鐘他就會靠著窗看看窗外單調的景色，單調也是相對詞。對囚人而言，一隻小黑貓走過窗外的運動場也是一種驚豔。或者他就乾脆回到自己的廁所旁的床位看書，或有人找他聊天他就聊起來。他不常在木板床上散步的理由是腳鐐太長，他走起路來，鐵鐐就在木板發出嘩啦嘩啦的聲響，他怕噪音擾人。蔡秉堃則幾乎不參加房內的散步，他總是在晚飯後，擺起圍棋盤下圍棋。沒有人陪他下時，他就自己拿出棋譜擺譜研究棋步。這時，張元龍，麵店老板正陪他下棋，因為怕影響大家在床鋪上的散步空間，張元龍就蹲在水池下的水泥地上面對蔡秉堃在床沿對奕。蔡秉堃不參加房內的散步理由絕對有力，因為他的腳鐐環節比韓若春的鐵環少了整整一半還少一節。一百八十幾公分高的人被只有二十公分腳鐐鎖住，舉步維艱，舉步疼痛是令人鼻酸的，他只能戴著它等到最後時刻才會被破解，然後押往刑場，飲彈死亡。

蓋天予是每天都會從頭跟大家一起繞圈圈散步，中間他還會換手跟不同的囚人聊天。他很健談，因為留日，他常常和房內會日語的蔡光武議員，蘇東啟的同案，還會和一個中學老師莊寬裕用日語交談。蔡光武議員高大魁武精通日語，中文程度不太行，但天天努力找時間學讀；莊寛裕外表正好相反，瘦瘦小小的，一頭捲髮雙眼一大一小，其貌不揚，整天不讀書，卻常常借書做做樣子，但他對人非常客氣殷勤幾近諂媚，只要有人端臉盒到床位上洗內衣褲，他一定湊上去幫忙，趁機跟人聊幾句打發時間。蔡光武常常會斥責他：「沒有出息的男人。」還喜歡用他才學會的成語消遣莊寛裕：「巧言令色」。莊寛裕的特色是永遠不會生氣，是唾面自乾的那類沒有志氣的老太婆性格。他會變成政治犯是因為到過日本知道廖文毅成立一個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回來後和同事談起在紙上寫下「台灣獨立運動」等字就被密告判了十年有期徒刑。判刑確定後就急著想調外役，而且他膽子小，常被蔡光武取笑是最不夠格當政治犯的人。但精通日語的關係，他們三個人最常交談。蓋天予則是公認最膽小，最守監規的囚犯。監獄再違反人性的規定，只要他聽到了，一定遵守。這樣的人怎麼會造反、怎麼會是死囚犯？有一次他在晚課曾自我辯解：「我不是膽小，我是守法，守一切的法和規。父母叫我去日本留學，我就去。等我回國，汪精衛政府說和日本合作對中國人最有利，要我去上班，我就去。戰後，國民黨政府派我到臺灣工作，說我會日語好跟臺灣人溝通，我也就來了。現在說我犯法，要槍斃我，我只好乖乖地被槍斃。遵守班長的話，和遵守蔣總統的死刑判決令都是守法，不是膽小。」膽小的蓋天予是這樣看待人生和膽識。有時，不免會想窺視他的內心世界到底真的是這樣「服從命運」的安排嗎？難道沒有自己的一點意志想要拂逆被指定的路線嗎？蓋天予成為三位死囚最引起我好奇的對象。而且據說他在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九日被判死刑，現在已滿兩個月了，每個星期二、五都可能被拉出去槍決。每星期一、四監獄中午囚人們可以吃到一塊滷豆乾和一塊三指腹寬和兩公分厚的三層肉，是死囚的最後午餐。吃了豆乾和三層肉，第二天才好上路。蔣介石殺政治犯從一九五〇年代末都選在星期二、星期五，天還沒有亮的時刻。

老蓋，蓋天予雖然每天都會跟大家一起在房內繞圈圈，但每一天我都發現在某個時刻他會停止散步，走回自己的床位，進門最內側靠右的床位。那個位子是靠窗子的地方，窗子落地距床板四十公分處有個階座。從這裡不管或坐或站都可以看到警衛室、病房和散步的場子，以及一片不大的天空。天，都被擁擠、醜陋的建築物霸佔了大片，只留下一些殘破的畸形天際，當然有天就有光。

我發現老蓋回到自己的床位，不管站著或坐著時，臉都朝外，也就是朝著天，朝著可以看到亮光的方向，默默地，凝視著，臉無表情，就像一個人對著沒有生命的遠方呆呆地看著的那種表情。這種表情看似最呆滯，也許內心正是最澎湃的時刻，或最嚴肅的時刻。老蓋此時在想什麼？在祈盼什麼？我很想知道。

幾天下來，我發現老蓋這種呆滯、嚴肅、僵化的表情，會在室內電燈亮起，走廊的燈也全亮了，押室內也徹底掃去了昏黑，他才會回神和囚人互動。這個特殊發現，令我納悶，更增添我的好奇。

圖片翻攝自施明德回憶錄《能夠看到明天的太陽》（1962-1964）。

對死囚的好奇，他們的每一個動作，都會令旁觀者自行蒙上一層或多重神秘色彩。我是這樣被引領著，這樣被挑逗著……。

牢房內電燈全面亮起，從牢房內到走廊到外側的走道，電燈都打亮，沒有一個死角不被電燈照射到。牢的牆壁屋頂都塗上雪白的漆，在強燈下屋頂蚊子、蒼蠅都一一現形，連一小段倒吊著的蛛蜘絲都清晰可見。囚人拿出橡皮筋瞄準屋頂或躲在鋼條邊緣的蚊子彈射。囚犯們大多練就了精準的射擊能力，飛進來還想吸食我們這些已經被強權欺凌到完全喪失人格尊嚴的囚人的低賤的缺乏營養的血，真是可惡的蚊子。囚人中有人一手夾住橡皮筋，一手拉成弓狀，在床鋪上，在牢房走道上巡視，當然也有囚人幫忙搜尋，當尖兵。很快蚊子、蒼蠅會被射殺殆盡。這種獵殺蒼蠅、蚊子的工作一整天都零零星星在做，只是要睡覺了這種獵殺必須更徹底防止牠們在夢中偷襲。但，鐵柵的縫對蚊子、蒼蠅來說真像高速公路般是無阻礙空間，總是有源源不絕的入侵者，讓囚人整夜飽受騷擾。除了天上飛的，還有地上爬的。蟑螂算是動作敏捷，無所不食的宵小之輩還是比較容易對付的，更奸詐的是臭蟲。鬼頭鬼腦，會躲會藏，更會鑽在我們借來的書縫裡，最常見的是鑽在木板縫之間，趁夜黑囚人睡了才鑽出來吸食人血，叫人又癢又煩。趁著我們把床鋪打開了有了掩蓋的熱氣，臭蟲比較會被引誘出來想食人血，有些囚人就會突然掀起床墊開始用撕開的竹筷薄片插入木板縫間刷整條板縫，挑起一隻臭蟲就會引起全房一陣讚許聲。臭蟲惱人，宰了牠就像宰了國民黨特務會勾引起同仇敵愾，而令囚人有剎那的快感。囚人常常叫特務：臭蟲。

我覺得我來的已夠久了，一個禮拜了，也自覺已受人信任，所以我自信可以找老蓋請教了，雖然我才二十二歲。他已五十二歲了。

牢房無歲月，自然更不會有時鐘。監獄很怕囚人知道精確時間，以防囚人裡應外合採取某種諸如逃逸、反抗、暴動的事情，所以囚人對時間的估量總是根據某種天象和經驗來推估的。雖然不是絶對準，但也差不多了。下午牢房電燈全亮，大概就是天還有二十多分鐘就會全黑，囚人該是結束室內散步，打開床鋪，各自進行還有三個小時左右的「晚課」時間。

晚課，有人會看書、寫狀子、會聚集聊天、討論，或和其他牢房的囚人交談，或者輪流刷牙、洗內衣褲或上大號。一陣鋪床位的騷動後，牢房又恢復了日復一日的井然有序。我趁機靠近老蓋，幫他把床墊拉直，他笑笑說聲謝謝，然後又說：

「坐。」

我知道他在臺灣舉目無親，像所有外省人一樣，蔣介石已禁止他們和在中國的親人通信，茫茫天涯，孤孤單單，如今又面對死刑，我一直不敢問：「誰會來收屍？」我把話往最簡單的方向說：

「蓋先生，我已注意到每天散步到押房燈要打開前，你都會回到窗邊你的床位上，往外看很久、很久，直到押房的電燈都亮了，天也漸漸黑了，才會跟大家說話，為什麼？你在祈禱嗎？」

「正確地說，我在辭日，向日頭說さようなら。日頭，是我到臺灣學的台語。」老蓋解釋，並用臺灣話說日頭。

「辭日？」我問：「辭別日頭？跟太陽說再見？」

「對。」老蓋平靜地說。「我天天看日頭，看太陽已超過五十年。現在判了死刑，有一天天還沒有亮，他們就會把我拖出去槍斃，我就再也看不到明天的日頭，再也看不見太陽了。所以每天日頭要下山時，我就誠心誠意地向祂告辭，向祂辭別。」

「辭日，好特別的儀式。」我說著，心中有一句不敢說出來的話：「大概只有死囚才會想到這種儀式。」

「是啊，很特別的儀式。」他說：「其實連儀式都談不上。你知道這裡抓人出去槍斃都是天還沒有亮之前。太陽下山了，我都不知道明天還能不能再到祂。看五十年的日頭了，要走之前向祂辭別是應該的。」

「這個時候，有沒有做些禱告，比方祈求日頭公讓我明天還能看到祢？」我說。

「會，有時會。」他說：「但，一次又一次辭日之後，禱告的成分少了，惜別的感覺濃了。」一陣沉默之後，老蓋又說：「你來了這幾天，一定發現我們三個判了死刑的人，晚上幾乎都沒有睡，至少十二點鐘班長換班，大鐵門卡嚓聲響之後，我都是醒著的。隨時準備好回家。」

十張榻榻米大的牢房囚禁了十五、六個囚犯，當然不可能只讓我單獨和老蓋對白，蔡議員、廖文毅案的西螺人林奉恩也湊過來。辭日的嚴肅話題自然被打斷了。囚犯們有意無意都不願跟死囚談有關死亡的事。不願面對死亡的人生，我從年輕就很輕視。

（施明德精神上的朋友如欲獲得這份珍藏贈品，請查閱「施明德文化基金會」網站，點選「能夠看到明天的太陽」。心存敵意者勿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