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80年起，北美、中國、印度和俄羅斯的所得不均程度快速升高，歐洲則小幅上升。從廣泛的歷史角度來看，不均程度升高，代表在各國以不同形式表現的戰後平等主義體制，已經壽終正寢。－系列第四篇由台灣經濟研究院、新興市場研究中心研究員陳華昇撰文，主談印度的不平等現象。

過去印度給世人的印象，是一個具有豐富文化內涵的文明古國，但同時又是一個貧窮落後、人民所得偏低的國家。然而，出乎人們意外的是，印度所得不均的情形其實非常驚人，尤其近20餘年來的發展，其所得不均的現象持續惡化，至今仍無改善的跡象。

從本書（《世界不平等報告》）所呈現的數據資料顯示，自1990年代以後，印度所得不均、貧富差距的情形逐步地、持續地擴大。到了2014年，印度上層百分之十的所得占比達到56%，即全國56%的財富掌握在所得百分之十的民眾（上層菁英）手中，所得前百分之十的民眾（上層菁英）其所得占比之高，僅次於中東地區，而和巴西略同。這顯示出印度所得不均的情形。

世界最貧窮的國家

可以說，自有稅務統計開始，印度的所得分配情形，呈現三個發展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1950年代印度獨立初期到1980年代，是時，印度採行蘇聯式的社會主義政策，實施中央計畫經濟體制，重視財富和所得分配的公平性，但卻犧牲了國家總體的經濟成長。因而在此階段中，雖然印度的所得不均現象較不顯著，但一般大眾則普受到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低度發展的苦果，印度國民人均所得偏低，成為世界最貧窮的國家之一。

在此階段中，印度經濟發展還存在一個重要的現象，即其政府實施企業國有化政策，嚴格管制私人資本發展和對外貿易，以致於印度大型企業若非為國家政府所掌握，即是由那些與長期執政的國大黨具有良好政商關係，或既有（自英國殖民時期以來的）世家財閥所掌控、經營；此一現象也影響到下一階段經濟改革後的所得分配問題。

第二個階段是1990年代開始到2000年。在此階段中，印度見到蘇聯體制瓦解，乃決定在經濟路線和政策上改弦更張，推動經濟改革，改採市場經濟體制，逐步放鬆對私有資本、私營企業的管制，推動國有企業民營化，並開放對外貿易；但若干印度大財團、大企業乃藉此機會，在相較其他中小企業更具競爭優勢的非平等基礎上大力發展，且許多國家資本因國有企業民營化政策而流入大財團之手，以致於印度所得分配不均之情勢加速惡化。

第三個階段是21世紀以後（以至2014年最後的稅務統計），是時，印度擴大對外貿易管制的鬆綁政策，加速與西方世界經濟的接軌，除在印度境內鼓勵企業接受英美等國資訊服務業的外包業務工作外，同時也開始發展製造業，尤其資通訊產業。而少數能夠使用英文和英語，接受高等教育且熟悉資訊通產業或其技術之人士，乃得以取得較優渥之薪資或商業報酬。

這些社會菁英的興起，正符合大企業和財團加速發展且營運國際化發展之需要，因而形成一個新興的高所得群體。其後，印度的鉅型企業集團、特許產業（如能源、金融產業等）持續快速發展，更加重了印度國內所得不均的情形。

不結盟政策的代價

除以上因國家發展階段之經濟路線與政策變易，形成經濟結構性因素而影響印度所得不均日益惡化外，20世紀中葉以降的國際政經情勢，及以印度本身深層社會結構因素，也深深影響印度所得不均問題。

就20世紀中葉國際政經情勢而言，在二戰後印度脫離英國統治而獨立之初，世界正形成冷戰格局，當時印度即決定在外交上採取獨立自主的不結盟政策路線，沒有倒向蘇聯共產或美國西方陣營，因而也難以取得來自於這兩個陣營領導國家的經濟援助或合作，只能獨力發展經濟；而當時尼赫魯總理又決定走向計畫經濟之路，以致於印度經濟發展遲緩。

因而在印度獨立建國後40至50年間，其所得分配問題在內部是「患寡而不患不均」，但就其外部而言，當二戰後許多先進國家和開發中國家經濟快速增長、人民所得快速提升之際，印度相對滯後的經濟發展，致使其人民所得偏低、生活貧困。

亦即，印度所得分配問題面臨的是外部不平等，相較於它和許多先進國家乃至開發中國家，無論在國民所得、生活環境上，印度和印度人民便處於相對劣勢的不平等狀態。

此外，印度所得分配不均問題，在其經濟較高速發展後仍持續惡化，由此必須探究其人民所得分配不平等的深層社會結構性因素。

種姓制度的傷害

直言之，印度數千年來的種姓制度形成人民僵固的階級分層，進而使得廣大低種姓的人民在就學、就業、通婚等方面形成特定的文化規範，低種姓的人民比較缺乏向上流動的機會，在印度社會中處於相當的劣勢，連帶影響低種姓民眾的薪資和所得長期處於低水平的狀況。

實際上，印度處於貧窮線以下的人口非常多，其中又多為低種姓的民眾，這樣的社會結構形成印度所得不平等的主要根源之一。

具體而言，種姓制度長期存在，深刻地影響其社會結構與國家文化。因而許多低種姓的貧民孩童沒有戶口，沒有受教育的機會，形成受教權的不公平（雖然印度自2010年實施國民義務教育，但未能就學之孩童仍所在多有，而政府乃無力介入或處理）。

而且受到種姓制度的影響，低種姓的民眾不但受教育的機會不若高種姓的民眾，種姓問題甚至影響到就業機會和薪資收入，凡此皆為社會結構對印度內部不平等現象所造成之影響，因而改善種姓制度的負面影響，是印度政府的一大難題。

各邦各自為政

除此之外，還有印度政治結構的問題。印度不僅是聯邦制國家，基本上各邦擁有相當的自治權。印度自古以來乃至英國殖民時期和當代印度政府，都面臨一個重大的難題，即是中央政府難以全面而有效地介入地方各邦的自治事務，因而要處理和解決地方民眾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問題並不容易；而且，中央政府也難以加強施行基層社會福利或推動地方建設的方式，改善基層貧困大眾的處遇。

此外，由於過去長期以來，印度資本家、大財團與印度政府部門關係密切，使得印度的稅制有利於富人，且能削弱政府對富人的徵稅能力，這也造成了印度富人很少繳稅或能有效「避稅」的普遍現象；實際上，印度財稅部門、金融體系也難以知悉印度富豪和高收入者的財產總值及其隱藏之處。

為此，現今印度總理穆迪積極推動稅制改革，並致力提高政府課徵稅收的能力，以及強化國家預算有效分配及運用於基層建設、社會福利，以進行社會財富與價值重分配的作為。

此外，穆迪也全力建立一個統一的印度市場，打破各邦經濟（貿易）保護主義，排除萬難推動GST（貨品及服務稅）新制；藉此，可以連帶地將中央政府的力量伸入各邦，以期可以透過中央對地方實施的社會福利、地方建設、弱勢扶助，以及對高所得者有效課徵稅收等措施，縮減社會不公和所得分配不均的現象。

不再迷戀「富國強兵」

印度總理穆迪深知百姓疾苦，乃以發展經濟、讓民眾所得提升為己任。故其政策一改以往印度政府「富國強兵」（發展重工業、國防產業與基礎科學）之目標，而改以「發展民生工業與提升產業技術」為手段，將政府預算用於改善人民生計、解決民生問題和提升環境品質，進而改善基層民眾生活，增加底層大眾所得，故而提出「印度製造」、「數位印度」、「技能印度」、「綠色印度」等前瞻性經濟政策。

而且，當前印度政府之施政關注於民生需求和基層社會發展的領域，包括要提供基層民眾以乾淨的空氣和飲用水、不間斷的電力供應、有尊嚴的居住環境、足夠的糧食和充分的營養、必要的健康醫療和公共衛生，同時要運用科技發展加強災害防治與治安維護、使人民取得金融服務與通訊設施、給予弱勢族群（如嬰兒、孩童、女性等人民）之終生健康照護，凡此均有助於提升基層民眾的生活環境品質和社會照護。

印度政府持續關注基層民生和弱勢族群的生存與發展問題，隨著印度的經濟總量成長、人民所得提高、社會流動加速，未來印度的所得不均問題，當會受到重視並可獲得相當的緩解；惟要真正解決此印度所得不均嚴重、貧富差距擴大現象，尚須從政治、社會、文化結構多方面進行革新，方有可能持續而有效地改善其所得不均的問題。

本書的結論和建議提到：「為接受教育與優渥薪資創造更平等的機會，是解決世界半數窮人所得成長停滯或低迷問題的關鍵」，這在印度尤其如此，因而也應是當前印度政府施政所關切的重點。

※作者為台灣經濟研究院/新興市場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