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法學教授許章潤的萬言書《我們的恐懼與期待》在網絡上熱傳，被諸多公知和民眾吹捧為黃鐘大呂、醒世恆言。有人説，作者冒著生命危險寫這篇文章，這種說法太過誇張——許最大的危險或許是失去教職，以他在體制內的身份和知名度，中共當局不太可能剝奪其自由、危及其生命。任何事情都要由常識來作出判斷。

「美國之音」的一份民調顯示，有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完全贊同許文中的觀點，而部分贊同、部分反對的只有百分之一——很遺憾，我雖然沒有參與投票，卻屬於這百分之一。我對許章潤文章評價不高，且有相當的異議——我相信不會有人認為我是在為習近平辯護，此前我已出版兩本批判習近平的專著《中國教父習近平》和《走向帝制：習近平和他的中國夢》，習近平剛上任時，大部分公知和民眾對其抱有期待，我已識破其真面目，揭露其將要稱帝的野心——習近平取消國家主席任期制，是我在的書出版兩年之後發生的事情。而且，我還將出版「批判習近平三部曲」之「終結篇」《痞子治國》，對習近平的猛烈批判，沒有人比我更多。

我對許章潤文章的異議在於：該文的致命缺陷是，雖然批判習近平的種種倒行逆施，卻對鄧小平時代（包括江胡時代）持基本肯定態度（即便作者提出平反六四的呼籲）。許氏在文章中提出的「八點擔憂」和「八點期待」，我大致同意，但文章第一部分提出的「四條底線」，我完全不能苟同。許氏認為，所謂的「底線原則」乃是「『文革』後執政黨收拾合法性，並為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證明為最具正當性的政治路線，也是全體公民和平共處最低限度的社會政治共識」，在我看來，這個結論錯得離譜——我就不在此「全體公民」的範疇之內。

靠殺人來維持的「基本治安」應當支持嗎？

許文論述的第一條底線是：「維持基本治安，明確國家願景。」鄧時代「結束連年『運動』，中止『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以包括連番『嚴打』在內的強力整肅，阻止社會失範，維護社會治安，同時盡力實現社會和解，大致提供了一般民眾生聚作息的基本秩序條件，是四十年裡現有政體的底線合法性，也是歷經劫難後的億萬國民擁護『改革開放』的原因所在」。許氏雖然指出「此種治安格局及其後來發展出來的『維穩』路徑，反過來滋生出新的問題，暴露出政治統治正當性不足這一致命病灶」，但又為之辯護説：「就其提供基本治安而言，卻是成功的，也是合意的。」許氏得出如此結論：「凡此底線原則，築就了展示並通達國家道義願景的起點，也是百姓接受統治的前提。」

許氏認為「嚴打」維護了「基本治安」，連殺人如麻的「嚴打」也給予正面評價，我真難以想像這是一個在西方受過嚴格的法學教育的法學博士和法學教授的言論。「嚴打」放在任何法治社會都會被認定為草菅人命的政治性屠殺。

1983年，由鄧小平親自發動的「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有一個廣為人知的簡稱「嚴打」。《南方人物週刊》在專題報道中評論說：「這場以『從重從快』為辦案方針的司法運動，對當時的法律做出了顛覆性改變，並對後來的司法實踐產生了深遠影響。」

「嚴打」發動之際，時任公安部部長的劉複之稱，「嚴打戰役，意義極為深遠，就其指導思想、氣勢、規模和效果等方面來說，是繼1950年至1952年鎮壓反革命運動之後，堅持人民民主專政的又一具有歷史意義的里程碑。」1983年7月19日，鄧小平指出：「對於當前的各種嚴重刑事犯罪要嚴厲打擊，判決和執行，要從重，從快；嚴打就是要加強黨的專政力量，這就是專政。」當年8月2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的決定》，宣稱「要全黨動員，首長動手，層層負責，廣泛發動群眾，統一組織行動，一網一網地撒，一個戰役一個戰役地打，務必做到有威力，有震動」，由此正式揭開聲勢浩大的「嚴打」，運動持續三年之久。

「嚴打」期間，到底有多少人被判死刑，至今未見公佈。目前僅見的公開數字，是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一書中的記載。該書提到，1984年10月31日，《關於嚴厲打擊嚴重刑事犯罪活動第一戰役總結和第二戰役部署的報告》說，在「第一戰役」中（和平時代，將政治運動形容為「戰役」，可以中共根本就是一個武裝匪徒集團），法院判處861000人，其中判處死刑的24000人——這個數字超過當代很多國家之間的戰爭的死亡人數 ，至於有多少是冤死者更不得而知。也就是説，僅僅是「嚴打」的第一階段，就有24000人被殺，整個「嚴打」期間被殺的人數必定是此數字的幾倍。

「嚴打」讓整個中國社會沉浸在一種極度高壓震懾的氣氛當中，《文史參考》描述了當時司空見慣的場面：被公審宣判死刑的犯人，遊街示眾後押赴刑場。鳴著警笛的警車開道，後面緊跟著一輛輛大卡車，卡車上站著將要被執行死刑的犯人。他們五花大綁，面如土色。胸前掛著木牌，上面寫有名字、性別、年齡及罪行，名字上面畫著黑色的「×」。行刑車沿途播放廣播，宣傳「嚴打」精神，控訴犯人罪行。我的童年時代就常常經歷此種恐怖場面，甚至還有膽大的孩子到「殺場」上去撿彈殼。

然而，「嚴打」在短時間內造成的威懾力並不能從根本上改變犯罪規律。據《中國刑事政策檢討：以「嚴打」刑事政策為視角》一書統計，1983年嚴打後，1984年、1985年犯罪率下降了，但1986年以後就直線上升。中國公安大學教授崔敏分析認為，經過後來多年的實踐，「嚴打」的成效愈來愈差，社會矛盾更加凸顯，人們發現這種運動式執法似乎出了什麼問題，進而研究如何調整政策。

在「嚴打」三十五週年之後，習近平又掀起「掃黑」運動，與「嚴打」可謂一脈相承。就邏輯上說，若要反對習近平的「掃黑」，就必須同時反對鄧小平的「嚴打」；而肯定鄧小平的「嚴打」，就必然也要肯定習近平的「掃黑」。

鄧小平時代的中國，從來不是法治社會。鄧小平時代並未停止政治運動，只是其規模比毛時代小得多而已：在「嚴打」之外，「清除精神汙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以及「六四」屠殺，鄧小平的「成功」同樣建立在暴力和謊言之上。在江澤民時代，對中國民主黨申請組黨運動和法輪功修煉者群體的殘酷打壓，從不手軟。在胡錦濤世代，鎮壓零八憲章運動和茉莉花運動，對異議人士廣泛實施酷刑（我本人險些被酷刑折磨至死），亦毫不仁慈。所以，從文革結束到習近平登場這一時期，中共的統治不能用「合意」這個詞語來形容。當然，許教授自己或許真的感到「合意」，那只能說明他對人權、自由、法治的標凖實在太低了。

「私產入憲」是謊言，「國富民窮」才是真相

許文所肯定的第二個底線是，「有限尊重私有產權，容忍國民財富追求」。許氏寫道：「所謂‘私產入憲’，釋放了發家致富的普遍人欲，給予追求美好生活的人性志向以正面政治迎應。在此情形下，不僅國家經濟實力空前增長，並以此支撐了科教文衛與國防武備，特別是龐大的黨政費用，而且，一般國民亦多獲益，生活水準多所提升。此為中國經濟快速成長的法制緣由，同時說明瞭既有政制合法性之獲得全民容忍的經濟原因。」

這段話中有兩處嚴重問題。其一，「私產入憲」或許可以算是一個進步，但進步程度究竟有多大，實在是一件需要進一步探討的事情。中共從來不把憲法當著一回事，最高法院副院長公然宣稱，共產黨在法律和憲法之上；而在現有的法律框架之類，當權者若違背、踐踏憲法，找不到任何方式來制約與防範——中國並沒有一套完善的憲法法院和違憲審查機制。

中國不是憲政國家，憲法只是一紙空文。在現實層面，雖然「私產入憲」，但共產黨對私人財產的侵犯和剝奪，並未停止或改觀。近年來，城市居民的私有房屋被各地政府強迫拆遷、農民的土地被強迫徵收的事件層出不窮。在此過程中，當局常常縱容甚至僱傭黑幫赤裸裸地加害捍衛私有財產和土地的公民。而受害者除了毫無希望的「上訪」之外，找不到其他法律救濟管道，憲法並不能保護他們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即便是那些曾高居「福布斯富豪排行榜」前列的「先富起來的人」，中共什麽時候看他們不順眼，立即就將他們投入監獄，他們的財產和公司統統「充公」。

其二，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是畸形的、不可持續發展的，不宜給予全盤肯定。「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最大的獲益者，不是普羅大眾，乃是掌握壟斷權力和國家經濟命脈的國企、央企，而超大型國企、央企統統掌控在太子黨家族手中。普通人只是靠自己的辛勤勞動，才勉強「奔小康」而已。

另一方面，許文所肯定的經濟發展「支撐了科教文衛與國防武備，特別是龐大的黨政費用」，恰恰是中國模式的「自我毀滅機制」。中國以佔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養著佔世界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公務員和「黨務員」，民眾賦稅指數世界第一。共產黨的統治秘訣就是：人民的力量就越弱，國家的力量越強。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模式，有汲取自納粹德國和蘇俄的部分，也有汲取自中國法家傳統的部分——商鞅之《商君書》中有《弱民篇》，毫不掩飾地説：「民，辱則貴爵，弱則尊官，貧則重賞。……政作民之所惡，民弱；政作民之所樂，民強。民弱國強，民強國弱。」簡直就是中國現實的寫照。

倫理社會是基本恢復還是直線墮落？

許文論及的第三條底線原則是，「有限容忍市民生活自由。倫理社會基本恢復，經濟社會與市民社會確乎多所發育」。作者雖然承認「市民自由而非公民自由」，卻也盛贊説，「所謂市民生活及其市民自由，指的是私性領域的有限生活權利，著重於吃喝拉撒卿卿我我，特別是對於自家生活方式無涉政治的自我支配，至少是髮型服飾無需看官家臉色行事。大家搓澡搓腳，旅遊宴饗婚外戀，小資麻麻，這世道才有煙火氣。」

這段話若經過「翻譯」（體制內人物說話總是猶抱琵琶半遮面，很多話表面上看是中文，卻需要進一步的「翻譯」才知道其真實意思）就是：現在的中國經過習近平的一番折騰，中國人幾乎到了「坐不穩奴隸」的時代；而許氏所渴求的，只是回到「坐穩了奴隸」的鄧小平時代——你可以包二奶、嫖妓、吸毒、賭博，只要不反對共產黨，一切都是安全的；而在習近平時代，連當逍遙派的自由都沒有了。

然而，鄧時代的中國實現了「倫理社會基本恢復」嗎？這個結論，恐怕與大部分中國人生活的現實並不相符。且不說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傳統社會了，今天的中國已經是「互害型社會」。評論人風清揚在《互害型社會，究竟該如何「解毒」？》一文中指出：「前些年出了一個詞叫『易糞相食』，比如賣『化學牛肉』的，很可能所吃的就是毒大米；毒大米的生產商發了大財，舉杯慶祝，喝下的卻是工業酒精兌制的假酒；假酒公司的員工，為孩子買到的奶粉被添加了三聚氰胺；在奶粉企業食堂裡，正在供給『化學牛肉』烹製的午餐……獨自看詳細的社會成員，每一團體都異常精明，知道很多東西不能吃、知道趨吉避凶，都在努力地追求著幸福。你賣地溝油，我賣膠麵條；你賣皮革奶，我賣鎘大米；你賣毛醬油，我賣陳化糧；你賣碘雀巢，我賣紅心蛋；你賣農藥菜，我賣三鹿粉；你賣箱子餡，我賣甲醇酒；你賣罌粟湯，我賣硫磺椒；你賣毒米線，我賣避孕鱔；你賣工業膠，我賣毒果凍……但社會就是一個宏大的迴圈的整體，當整個社會得到了秩序，另一種協作呈現了：相互喂毒，無人倖免。」

該文還引用了遼寧撫順的一名被人稱為「無良農民」的徐清元的故事：徐清元為了賺錢，10年前開端種反時節蔬菜，為保證蔬菜不生蟲能賣個好價錢，便不分時節拼命噴農藥；4年前他開端養豬，為保證出欄時夠重量，又不舍晝夜地拼命喂含有激素的飼料。他有句明言：「賣假奶粉的絕不會給兒女吃假奶粉，但他能保證不吃我的毒白菜嗎？賣假酒的能保證不吃毒肉嗎？養雞賣飼料的能保證不喝假酒嗎？我能保證我不吃假藥嗎？你覺得你占了廉價，我覺得我占了廉價，最後大家同歸於盡。」這樣的社會，哪裡有什麽倫理道德呢？徐清元說出了許章潤不敢説的真話。引車賣漿者流，比高級知識分子和精英階層更坦率。

當然，中國倫理道德的墮落與崩潰，不是自由市場經濟的罪過，而是中共當局的專制暴政的副產品。中共摧毀了中國就有的傳統道德倫理，同時又嚴厲打壓民間蓬勃發展的基督教等宗教信仰，使得中國不僅制度惡劣，而且人心敗壞。未來中國社會的轉型難度極大，因為需要重建的不僅是制度，更是人心。

寡頭共治與個人獨裁同樣邪惡

許文提出的第四條底線原則是，「實行政治任期制」。也就是中國的最高領導人「最多連任兩屆、最長十年這一憲法規定」，其結果是「給予國民以一定政治安全感，也令國際社會覺得中國正在步入現代政治」。

我個人並不認為寡頭共治與個人獨裁有本質的區別，也不覺得前者能給國民「一定政治安全感」，並給國際社會以「中國正在步入現代政治」的印象。在蘇聯，史達林死在自己的屎尿堆中之後，史達林時代政治局的幾名巨頭短暫地有過「寡頭共治」時期，他們聯合起來搞掉威脅所有人的克格勃頭子貝利亞，然後赫魯曉夫再聯合軍頭朱可夫將其他元老趕下臺，再以後赫魯曉夫又將朱可夫清洗掉，這樣赫魯曉夫才成為真正的一號人物。在中國，江澤民時代前期和胡錦濤時代，大致也是此種「寡頭共治」，如中共御用文人胡鞍鋼所説的「集體總統制」。

與「個人獨裁」相比，「寡頭共治」並不一定能改善人權和法治狀況。以胡錦濤時代後期而論，因為胡的軟弱，導致「政法沙皇」周永康的權力膨脹並失控。周不僅捲入最高權力的爭奪戰，而且對民間社會辣手打壓，周親自製定了一份活埋兩百名異議人士的駭人聽聞的預案。在周永康執掌強力部門的黑暗時代，我本人就毫無「政治安全感」，我的感受或許跟在體制內擔任大學教授的許先生天壤之別。

許文在批判習近平的意義上，當然有一定的價值，但過高評價許文，甚至無視其中充滿「陰溝中的氣味」的部分，則是怯懦者和卑賤者的本能反應。有人説，許教授是體制中人，能說到這個地步已經很了不起了。但是，讓人無法理解的是，為什麼一個人具有了體制內的身份，反倒讓眾人對其言論的真理性的評判就自動變得寬容了？如果是一個體制外的異議人士，比如起草《零八憲章》的劉曉波，雖然他放棄了體制內的身份，喪失了諸多既得利益，忍受了諸多「低端人口」的羞辱和痛苦，但人們會認為，體制外的人說話大膽些不足為奇，踐行了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的《零八憲章》並沒有獲得太多的掌聲；反之，人們會認為，一個體制內的人物，即便享受了體制內的若干好處，但只要説了幾句有限度的真話，就不吝給予最高的讚美。這種不同的標凖，本身就是可悲的身份歧視與權力崇拜。

許章潤對習近平的批判是不錯的，但習近平若回到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的統治模式，難道就當皆大歡喜了嗎？我們需要反對的，不僅是習近平，更是整個共產黨；我們不僅不願忍受坐不穩奴隸的時代，也不願忍受坐穩了奴隸的時代。共產黨不可能轉型為民主制度下的選舉型政黨，未來的自由中國不應當有共產黨的存在。

※作者為中國流亡海外異議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