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據司法心理學的研究，審判活動作為一種決策歷程(decision-making process)，一般可以用兩大類解釋的模式來加以理解：數據模式(mathematical models)，以及敘事模式(story models)。

想像你是未來參與台灣刑事審判的國民法官好了。審判長在進行審判，還有最終評議討論被告有罪無罪之前，都必須先給國民法官念經似的一大串說明(國民參與刑事審判法草案第66條、第82條)。這些說明是為了用來講解刑事審判的基本原則；例如：無罪推定、證據裁判、舉證責任、證據門檻等核心概念。

上述這些有關如何決定被告有罪的心證形成核心概念，用比較具象的方式想像，就如同在決策法官心中有個透明大燒杯，在杯子容量95%左右處有條紅線。

檢方一樣樣提出有罪證據，就如同一杯杯倒入燒杯中的水，漸漸累積使水位高漲(辯方則是負責說服法官水不該倒入燒杯中，或者倒入的水量不應該那麼高)。當證據提出完畢時，燒杯中的水位總量如果越過了紅線，決策者應該就能做出有罪的結論。

像這樣看起來很理性、相對量化的審判決策解釋模型，其實就是數據模式用來解釋審判決策理論的本質（Hastie, 1993; Vidmar & Hans, 2007）。至於你要用燒杯裝水，用天平裝砝碼，還是用光譜量尺上移動的刻度來比喻或理解，其實都無所謂。

如何串連證據的因果鍊

不過，純然理性決策的人究竟未必佔多數；這在審判活動當中也不例外。有不同的研究認為：其實審判決策者會根據個人所看到的證據，觀察被告所得的印象，以及種種不自知的影響因素（當然也包含了認知偏誤cognitive bias或捷思heuristics）等，透過內心的敘事創作活動，來串連證據的因果鍊，以得出一個自己看來合理的完整故事。這正是審判決策歷程的敘事模式（Pennington & Hastie, 1993）。

事實上，這兩種解釋模型並不互斥。甚至我們可以合理的假設，大多數的審判決策者在決策歷程中，無論自知與否，都各自以不同的比例混合了上述兩種模型，進行審判決策活動。這樣的假設，在世界各地的不同審判制度都適用（當然獨裁政權的假審判除外）。事實上這樣的假設，也正是筆者在美國國家訴訟詰辯學院（National Institute for Trial Advocacy; NITA）接受溝通心理學與訴訟詰辯術（communicative psychology and trial advocacy）訓練的理論基礎之一。

當我們初步了解審判決策歷程的上述基本模型之後，就可以回頭問問：台灣即將實施的國民法官參審制，在已經設定了「官民同審」的特色要件之下，這樣的決策模式又會受到如何的影響？

為了理解這件事情，我們在台灣做了一個實驗，一個司法心理學的模擬審判實驗。實驗的結果似乎說明：依據現行的國民參與審判制度設計，將來只要職業法官有意願，用合法的手段影響判決結果絕非不可能的任務。（系列未完）

※作者為執業律師／美國NITA訴訟專家師資／司改國是會議委員／現為臺大心理學研究所博士生

【延伸閱讀】

●黃致豪專欄：官民同審的未來－國民法官制（系列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