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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國基專欄:美麗島事件衝開新聞自由之門-《編輯台憶往》之七

俞國基 2018年08月17日 07:00:00
對於美麗島大審,中時、聯合兩大報都對審判過程鉅細靡遺地報導,但很少予以尖銳的批評。(圖片摘自網路)

對於美麗島大審,中時、聯合兩大報都對審判過程鉅細靡遺地報導,但很少予以尖銳的批評。(圖片摘自網路)

我於1979年夏天赴美,12月左右曾經回臺一趟,卻意外碰上震驚中外的美麗島事件。

 

當時我已接受遠東時報之邀,參與創刊事宜。回臺期間,各方餐敘邀約不斷,在互動過程中,我察覺出國內政治氣氛有山雨欲來之勢,時隔四十年,仍然印象深刻。

 

短暫返臺,碰上美麗島事件

  

美麗島事件發生前兩天,即12月8日,我及多位友人在黨外大老康寧祥家中聚會,大家聊得非常投機,氣氛熱絡,都認為臺灣需要一份能為民主發聲的報紙,康寧祥則認為,報禁開放前,至少可以辦一份周刊,於是大夥相約後天再聚老康家好好討論。

 

當天,我依約到老康家中,還未進門便感覺氣氛異常。老康的家向來門庭若市,門口擺滿鞋子,但當天一雙鞋也沒有,大樓鴉雀無聲,顯得靜悄悄的,我直覺事不尋常。按了電鈴,康夫人出來開門,我說,「老康不是今天約吃飯嗎?」她很驚訝,直問「你不知道出事了嗎?」當時沒有手機、網路,而我又剛從國外回來,也無人告知,因此根本不知道發生什麼大事?康夫人說,高雄舉辦遊行活動,老康前往演講,聽說國民黨抓了一堆人,包括老康在內,由於訊息全無,她沒接到任何電話,也感到十分焦慮。

 

我立即返家看電視新聞,了解事件經過,當時幾乎所有黨外要員都被捕,在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局勢下,所謂的辦黨外刊物,當然也無疾而終。我於是準備返美,到遠東時報上任,毫不意外地,我的出境證遲遲未獲批准。

 

出境證竟由軍方遞交

  

在戒嚴年代,一般人出國、回國都得取得入出境證,由入出境管理局統籌管理,但實際上,卻是由情治機構掌控准駁大權,而所謂情治機構,除了警總外,軍方的政戰單位也是大權一把抓。我此行居留期間,不時感覺出能否順利出境的詭譎氣氛,美麗島事件後,果然無法取得出境證。

 

過了幾天,國防部總政戰部突然打電話來,令我十分驚訝。當時我住在親戚家中,根本沒人知道該住處,何況電話?我接了電話後,才知道對方是總政戰部廖姓中將執行官,是權傾一時的總政戰部主任王昇倚重的左右手,邀請我吃飯。由於素昧平生,我訝異之餘,也只有硬著頭皮赴宴。餐會只有我們兩人,原來廖中將與傅朝樞都是王昇的江西同鄉,也素有交往,他問了我一些美國的情況,包括傅朝樞在香港、美國辦報情形,以及獨派在美的活動等。當然其中涉及中報準備在美辦報的政治立場,以及未來的方向。他認為,傅不會與臺獨份子氣味相投,只擔心他是否會向大陸靠攏,我分析美國辦報的市場情況,再三說明遠東時報及中報絕不會「左轉」。

 

餐宴結束,廖中將講了一句饒富興味的話。他說,你們在美辦報紙,一定要為中華民國講話。我告訴他,以傅朝樞的背景,既不可能幫中共,也與黨外沒有淵源,一定會幫中華民國講話;廖中將隨即表示,你說這句話,我就放心了。接著在衣服口袋摸了摸,拿出一張出境證遞給我,我驚愕不已,居然毋需透過入出境管理局,就拿到這張證件,也深覺臺灣局勢緊張,趕緊出境,否則未來情勢如何演變難以預料。

 

美麗島事件係未亂先鎮

  

回美之後,陸續接獲有關美麗島事件的訊息,事實上,很多訊息是從美國再轉回國內,「外銷轉內銷」是臺灣新聞界因應國內政治環境形成的應變方法,即國內很多無法刊登的訊息流至國外,海外媒體刊登後,國內媒體再予以「引述」。在臺灣解嚴前,美麗島事件可說是最緊張、最具關鍵性的事件,不但國內高度爭議,還引起國際關注,執政當局的高壓手法,即使是親國民黨的知識份子也不以為然。雖然如此,也看出臺灣軍情方面的力量多大。

 

舉例而言,事件後不久,名作家陳若曦自美返臺,她約我見面,問及此事件的發展情況。我告訴她,這個事件基本上是情治機關一手打造的陷阱。我用一句話概括:未亂先鎮,鎮而後暴。她後來獲蔣經國召見時,曾對當局濫捕政治人物不滿,並引述我上面的那八個字。臺灣報刊也將她這番晉見與談話刊出,後來並據此批評該事件乃是一件設計縝密、誘敵入網的政治手法。據陳若曦透露,她這番話肇致蔣氏對濫捕的認真思考,致未對被捕人物大刑伺候。

 

美麗島事件是個未亂先鎮,鎮而後暴的事件。(圖片摘自網路)

 

不過,當時軍方對海外的情況了解有限,甚至有幾分神秘感,認為海外輿論有美國官方力量牽涉其中。這也是廖姓中將要與我談話的主因。依我看來,美國官方的影響雖不能完全排除,但可說是微乎其微。1978年我應美國國務院邀請赴美訪問,美國的確給予我極多方便,未嘗沒有官方意思在內,至於當時美國有無類似FBI、CIA的機構提供資訊,就不得而知了。

 

美麗島事件是民主里程碑

   

今之視昔,當然令人有很多感慨。我個人認為,美麗島事件是可以避免的,如果國民黨在70年代中期作有計畫、有步驟的開放自由,逐漸引導民主政治步上制度化,則民怨不致如火山般爆發,而美國方面亦會予以支持與肯定。何況其時中共根本未成氣候,對臺灣完全未具用武的能力。放些政治口號雖有之,實際行動則未見蹤影。因此臺灣可以從容而次第地逐漸步入民主的正軌。

 

斯時,臺獨的聲音極為微弱,也未能建立一套有理論的論述。由於中共的壓力未成氣候,知識界只希望國民黨能放鬆管制,步向民主,激進者也許希望組黨,推翻國民黨政權,但要論及臺灣獨立,大家也自知是好高鶩遠的理想。因為獨立後如何獲得各國的承認,包括美、日,如何進入聯合國,以及是否會引發戰爭,都是未定之數。因此美麗島事件是一個里程碑,是爭取民主、自由而形成的風雲雷雨,而非爭取獨立的運動。

 

如果國民黨在70年代中期作有計畫、有步驟的開放自由,逐漸引導民主政治步上制度化,則民怨不致如火山般爆發。(圖片摘自網路)

 

從另一角度觀察,中共對此事件的反應也很平淡,既未指責為臺獨運動,也未對整起事件以及此後判刑的諸民主人士予以任何褒貶。

 

海外媒體促臺民主化

   

美麗島事件對國內的新聞界也是一大衝擊,由於國民黨對抗議人士作公開審判,中時、聯合兩大報都對審判過程鉅細靡遺地報導,但很少予以尖銳的批評,但這扇新聞自由的小門一旦打開,陸續就會開窗、開燈。這一番「美麗島事件」的洗禮,國民黨當然有所警覺及檢討,但軍方及情治系統的頑固不化,以及擔心權力的流失,仍未有整體政治形勢的覺醒,這也是後來王昇成立「劉少康辦公室」,甚至想在蔣經國身後接班作準備的緣由。

 

美麗島事件之後,陸續又發生林義雄家宅血案、陳文成博士離奇死亡事件,整個臺灣處於烏雲密佈的恐怖氛圍,低迷的政治氣壓也激起海外人士極大反感,不但本省族群反國民黨,外省人也多不支持。如果當時有民調的話,國民黨在海外的支持度恐怕是最低的時期,而這幾個事件也是激起海外獨立風潮的最大動力。

 

事實上,火山爆發,地質必因而鬆軟甚至移位。國內兩大報以及民間刊物呼籲批判,聲音不算微弱,但仍在分寸之間,不敢作大幅度的改革要求,海外報紙此時便發生了相當的作用。他們在美麗島事件、林義雄家宅血案及陳文成事件發揮媒體良知與影響力,充分報導,提出批判。從這個角度來看,海外媒體對於臺灣民主化進程的確起了促進作用,黨外民主前輩的努力與犧牲也居功厥偉,當時正在海外的我,也參與媒體運作,躬逢其盛這個鉅變的年代。

 

中共開展海外媒體統戰

 

80年代,中國還未崛起,對臺影響不大,個人電腦也不普及,資訊流通不像現在這麼快速,報紙仍是人們獲得資訊的唯一來源,相對於國內言論限縮的環境,海外的自由氛圍讓媒體人得以暢所欲言,對於臺灣相關事件、政治局勢等,不只是報導而已,更能進行分析、提出見解,臺灣的民主化終於露出一絲曙光。

 

在美國的華文報業,表面上是三股立場,一是支持國民黨的世界日報,一是支持中共的華僑日報與北美日報,另一則是主張自由民主人權的自由派報紙,如遠東時報、中報,以及較後創刊的美洲中國時報,但實際上其內容亦有相當的差異性,用上述的分類稍嫌粗糙。

 

以中共的報紙而言,他們在美國辦報,人地生疏,水土不服,既不懂新聞的處理,也不知市場的標的何在?當然更談不上政治功能了。我到「華僑」及「北美」參觀時,竟發現他們的員工60%以上來自臺灣,有些是留學生打工,有些是臺灣報業的退休員工,至於其上層領導人物,也不是中共派來的幹部,而是聯合國秘書處的一些左派華人。這些老左派大多數來自臺灣。

 

進一步觀察,80年代初期,中共對美國的社會生態是相當陌生的,甚至對臺灣的了解也是從臺籍員工的談話去了解。他們在海外展開統戰工作,仍守著他們的老路線:「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所以他們對在美標榜民主自由、反國民黨專制集權的報紙與政治人物,保持相當友好的態度。因為他們的敵人是國民黨,反國民黨的人或媒體,都是他們拉攏的對象。

 

美麗島事件擴大言論自由

 

由於他們對西方及臺灣的政治行情了解不夠深入,以致常常鬧些笑話。例如他們知道郭雨新先生因反對國民黨而流亡美國,也聽聞郭是倡導臺獨的大老,卻因郭反對國民黨的立場,老共就邀請他到北京訪問,並由當時駐美大使柴澤民出面設宴款待。當時老共的對臺戰略,並未將臺獨份子列為首要敵人,而臺獨為了反國民黨,也不妨借重老共的勢力,提升身價,但在美的臺獨倡導者比較能洞察其中的政治奧妙,嗅出一些未來可能的不祥後果,乃堅決反對郭雨新的訪陸之行,郭雖未能成行,但也致電柴澤民,表示了歉意。

 

郭雨新一度欲前往中國大陸。(圖片摘自維基百科)

 

政治真是詭詐的騙術,當年國共鬥爭,你死我活,軍民在內戰中傷亡者何止萬計。80年代,鄧小平倡一國兩制,而蔣經國仍抱持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解嚴之後,先是開放老兵回鄉探親,接著開放觀光、三通,兩岸關係一時為之丕變,老共最大的敵人已由國民黨轉為臺獨。昨日之敵,今日為友,昨日之友,今日為敵,令人浩嘆不已。未來發展又如何,無人可卜,也許又是一場戲劇性的變化,亦未可知。

 

美麗島事件推波助瀾,在國內的確加大了言論自由的幅度,各報的論述也直接或間接地討論到民主的改革、法治的推動等議題,但很少直接批評特務的擅權、警總的存廢,以及國民黨上自中央、下至地方的黨工干政等敏感話題。此時的黨外刊物,如「八十年代」、「美麗島」月刊等,則言論銳利,較無忌憚,只是當時的學者專家反而躲在學院的象牙塔中,默然不語,惟恐多言賈禍。因此黨外刊物執筆者多為反對派政治人物,文辭尖刻而理論稍弱,市場雖洛陽紙貴,而影響面仍嫌不足。

 

王昇外放,政治逆流迴轉

 

此時,海外華人學者較無政治顧慮,可以大膽為文,放言高論。遠東時報、中報、美洲中時均邀約在美的一流學者撰寫專欄,針對時政作深入之探討與建設性的建言。這些專欄文章常被國內報刊引用,應該發揮了某種程度的影響與作用。

 

不幸的是,此時蔣經國身患糖尿病日趨嚴重,大權旁落於王昇。1979年,王昇成立「劉少康辦公室」,將國安局、外交部、新聞局、文工會等單位的權力,攬於一身,並放言要做蔣的接班人。此一政治逆流,雖因蔣在逝世前將王外放巴拉圭大使,解除了接班危機,但臺灣的民主歷程與新聞的言論自由,卻因軍方政戰系統的勢力擴張而頓挫,雖為時不久,但卻造成反對勢力的強力反彈,也因民怨之不斷擴大,肇致社會兩極對立與族群的撕裂。

 

歷史的發展往往由於一個小因素而改變了一切。蔣經國當年因中壢事件而重用王昇,撤換了李煥,結果使政戰系統擴張了政治版圖,也因此,臺灣的民主進程在一個有利的轉捩點上,變成了反方向的頓挫。這是一個難解的歷史之謎,誰又能解答呢?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台灣大學歷史系畢業,服役後,考入師範大學中文研究所與故宮博物院合作的中國美術史專班。畢業後,進入故宮博物院任助理研究員,從事藝術研究工作三年半,後轉至新聞界,曾任:臺灣時報總編輯,臺灣日報總編輯。1979年赴美,曾任:舊金山遠東時報總編輯,紐約中報總編輯,紐約美洲中國時報總編輯、總主筆,紐約北美日報社長。1987年返台,任中國時報總主筆,1996年轉任自由時報副社長。2014年退休。作者見證過去近50年台灣新聞史,《編輯台憶往》為其記者生涯的回顧,獨家於《上報》連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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