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蒙古人從來是根源血統一樣的一家人，不能分內外蒙古⋯我們蒙古人從來是同一根源，同一個國家，同一個民族，所以或福或苦必須在一起。」—大蒙古國政府派遣五路軍收復蒙古領土向全蒙古族發布之聲明，1913

帝國崩解後的民族主義

所謂「帝國」，是一種以重層、差序與異質的政治結構支配多民族領域的國家形式，和現代民族國家的政治與文化同質原則背道而馳，從19世紀以來即受到日益強大，不斷擴散的民族主義運動的挑戰。進入20世紀之後，這種古老支配型態終於開始崩解。

我們可以在這100年之間觀察到三波帝國解體運動：一次大戰後奧匈帝國、鄂圖曼土耳其帝國與俄羅斯帝國的崩解，二次大戰到1960年代間西方與日本諸殖民帝國的崩解，以及1991年蘇聯帝國的瓦解。每一次帝國解體之後，都在帝國廢墟之上，出現了許多原本被禁錮在帝國之內的民族所建立的獨立國家，或者追求獨立建國的民族主義運動。

第一次大戰後，奧匈帝國境內出現了奧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與波蘭等國；鄂圖曼帝國瓦解後出現了土耳其、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等國，以及亞美尼亞民族運動；俄羅斯帝國滅亡後， 出現了芬蘭與波羅的海立陶宛、拉脫維亞與愛沙尼亞三國。第二次大戰後直到60年代的解除殖民化浪潮中，出現了眾多的亞非新興獨立國家，以及南北韓等。1991年蘇聯瓦解後，則一口氣出現了15個新的獨立國家。

1912年清帝國的瓦解，應該被視為20世紀第一波帝國解體運動的先聲。與前述諸帝國解體時的情形相同，在清帝國的廢墟之上，也出現了宣稱繼承清帝國領土的漢人民族國家—中華民國， 以及原屬清帝國外藩部的蒙古、西藏（圖博）與新疆（東土耳其斯坦） 追求建立獨立國家的民族主義運動。這幾個邊陲民族主義運動中，只有蒙古民族主義取得了局部的成功，1911年即在北蒙古（所謂的外蒙古）領土基礎上成立了獨立的大蒙古國，成為蒙古人民共和國與今日蒙古國的前身。

而南蒙古的民族解放運動，則與圖博、東突一樣， 最終在地緣政治的不利條件下遭遇失敗，被併入繼承中華民國的漢人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中，並且在官方「移民實邊」的移入者殖民主義（settler colonialism）統治下，被緊緊地整合控制到中國的民族國家體制之內，面臨同化、滅族的命運。

所謂清帝國，是一個多民族帝國，對不同民族領域採取多元支配方式統治。對於明朝舊領，也就是中國（漢地），採行省制；滿洲， 亦即旗人領域（旗地），採行由將軍（盛京、吉林、黑龍江）統治之特別行政區域制；蒙古草原、西藏、回部，屬於藩部或外藩，採間接統治（種族自治）。這四個區域分別施行不同法律體系，通用各自民限制行商，不准現地持有住宅，也不准現地通婚。毫無疑問，這是典型的帝國支配結構。

清末內憂外患，帝國統治者開始強化對邊區領土的整合、控制， 帝國結構也開始變化。1884年的新疆，1885年的台灣，以及1907年東三省的設省，就是清帝國末期在邊陲領土進行國家權威建構（state-building）的具體作為。

特別是新疆設省之後，由漢人擔任行政，打破長期的種族自治原則，使中國人首度參與中國本部以外領土的治理，於是藩部開始中國化。日本的清朝史權威岡田英弘一針見血地指出，新疆省的設置改變了清帝國的性格：原本是滿人與蒙古人聯合統治中國人，並且保護西藏人與伊斯蘭教徒的多種族聯合帝國之基本結構，從此改為與中國人聯合，朝向「滿漢一家」的民族國家之路邁進。這個國家性格的根本變化，成為清末蒙古與西藏獨立運動興起的導火線。

南北分裂之路—現代蒙古民族主義的複雜軌跡

清末期在帝國邊陲的state-building，當然也包括了蒙古。19世紀末為防止俄國入侵，帝國統治者已經開始鼓勵漢人移居南蒙古。1900年代開始正式在南北蒙古地區先後展開所謂「新政」，准許漢人入殖、經商，派遣軍隊進駐，強化官僚權力，準備將原本在間接統治下半獨立的蒙古納入直轄，因而引發蒙古諸部不滿，謀議獨立。

這就是現代蒙古民族主義的發軔，然而在20世紀前半東北亞地緣政治諸強權勢力的擠壓下，蒙古民族主義從一開始就被迫走上一條迂迴、崎嶇、分裂，終於半途受挫的建國之路。讓我們由北而南， 扼要地追溯這個受挫的民族主義軌跡。

北蒙古獨立與民族統一運動的挫折

蒙古民族主義運動最初由北蒙古喀爾喀四部的傳統型菁英（王公與喇嘛）發動，先在1911年建立神權政體的大蒙古國（博克多汗國Bogd Khanate），再往南蒙古擴散，追求同文同種的蒙古族群之政治統一。這是一種類似義大利統一運動（Risorgimento）的族群—文化型民族運動，但在中、俄聯手反對下失敗，大蒙古國甚至一度被兩國強迫放棄獨立，直到1921年才在俄國白軍與蘇聯先後干預下， 由新世代的左翼蒙古民族主義者，也就是蒙古人民革命黨領導復國， 並在1924年發動社會主義革命，改為蒙古人民共和國，在蘇聯支持下維持獨立。

蒙古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承續大蒙古國的復國主義（irredentism）， 尋求南北蒙古統一，然而史達林始終不願明確支持。1941年蘇聯與日本簽定《日蘇中立條約》，互相承認北蒙古和滿洲國領土完整， 使滿洲國境內南蒙古各省無法加入人民共和國。

1945年再與英美簽訂《雅爾達密約》，確立戰後維持北蒙古單獨獨立現狀原則，正式阻斷南北蒙古統一之路。保護國領袖史達林的表態，使北蒙古官方從1911年以來持續的統一運動路線全面瓦解。1945年10月北蒙古公投獨立，1946年一月中華民國政府承認蒙古人民共和國。

在二戰後強權的地緣政治交易下，南北蒙古正式分裂，一如朝鮮半島的南北分裂。

蒙古人參加2018年在莫斯科舉行的國際陸軍運動會。（湯森路透）

南蒙古的孤軍奮戰與中共的收編

南蒙古在1911到13年之間響應、加入北方的大蒙古國受挫之後，要等到1920年代，才又出現新一波民族解放運動，然而這波運動至少存在著三個不同的路線，彼此競爭。

首先是德王領導的內蒙自治運動，反對中華民國政府在南蒙古設省與移民，同時也疑懼北蒙古的社會主義政權，因此初期追求中華民國內的高度自治。這是舊式王公菁英領導的右翼民族運動。

其次是1925年由南蒙古新世代社會主義菁英成立的內蒙古人民革命黨（內人黨），尋求北方的蒙古人民黨與共產國際支持，主張與北方統一。這是新世代菁英領導的左翼民族統一路線，在30年代中期瓦解，部分成員加入中共。最後是另一批新世代菁英的另一條左翼路線，也就是北京蒙藏學校、留俄出身的蒙古族中共黨員烏蘭夫、多松年、趙誠等人的中共派民族解放路線，主張經由中共革命解放南蒙古。

必須要注意的是，由於中共在1922年到1936年這段期間承認南蒙古的自決與獨立權，因此當時依附中共的烏蘭夫等人與依附北方的內人黨手段雖異，目標一致，同屬南蒙古民族統一運動。1937年以後中共放棄支持內蒙獨立，1945年6月中共黨章明定建立多民族聯邦共和國。在這段期間，一條有別於內人黨路線的中共派南蒙古民族解放路線逐漸成形，主張在中國的聯邦共和國架構下實現民族自決與自治。

進入1930代，反共的日本帝國向滿蒙的擴張，對孤軍奮戰的南蒙古民族運動產生微妙的影響，促成了一條反共的舊式菁英依靠日本進行民族解放路線的出現。

我們觀察到兩個具有代表性的個案。首先，1932年滿洲國成立，東內蒙古被併入，以興安四省方式實施多民族國家架構下的蒙古民族自治，維持王公土地與租稅特權，限制漢人移民，保障民族文化，推動民族現代教育。這是利用主張「民族協和」的滿洲國多民族架構進行南蒙古民族自治的模式。

其次，1934年領導「蒙古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蒙政會）的德王與蔣介石談判自治被拒，決定與日本關東軍合作以實現自治。1937年蒙古聯盟自治政府成立（後擴大為蒙疆聯盟自治政府），自居大蒙古正統，試圖走一條有別於北蒙古的右翼統一路線。然而在日本反對下，1941年被迫改為蒙古自治邦，實質上成為第二個滿洲國。

然而日本對蒙古民族自決的操作，以及南蒙古解放運動親日路線的出現，卻也導致中共改弦易轍，放棄了原本堅定支持南蒙古自決獨立的主張，決定將南蒙古納入中國解放架構內。這個戰略轉換，也促成了烏蘭夫等人追求中國境內聯邦共和國架構下南蒙古自決的中共派路線的形成。

1945年日本戰敗前後，德王的自治邦瓦解，而原先處於日本勢力範圍下的南蒙古東部菁英為因應新局勢，改走蘇聯路線，尋求南北統一。已經確立南北蒙古分割原則的蘇聯拒絕了這些請求，但支持他們尋求暫時的獨立，於是出現了三個政權：內蒙古人民共和國、東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呼倫貝爾自治政府。這是終戰初期親蘇聯路線的南蒙古獨立自救運動。

與此同時，中共的南蒙古戰略有了進一步的重大改變。1945年10月，中共中央委員會為了遏制上述戰後真空狀態下出現的南蒙古獨立運動，進而控制南蒙古以保障後方安全，並且維持與北方的軍事聯繫，決定對南蒙古改採「區域自治」方針，試圖解消高漲的民族獨立情緒。換言之，雖然中共要等到一九四九年政治協商會議的《共同綱領》中才正式放棄引進聯邦制，但在此時已經實質上放棄聯邦共和國內民族自治的主張了。

1945年到46年之間，南蒙古獨立運動的幾股勢力，在堅拒統一要求的蘇聯建議下，轉而與蘇聯盟友中共談判，最終一一被收編到中共路線之中，而成功完成這項歷史性任務的，正是本書的主人翁—烏蘭夫。他先後將這三股勢力收編在「內蒙古自治聯合會」之下，並且在1947年五月改組為「內蒙古自治政府」，下轄內蒙古自治區，這就是日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自治區的原型。

此外，堅決反共的德王則在中國內戰後期尋求國民黨政權協助不果，1949年8月自行組成「蒙古自治政府」，自任主席，但隨即瓦解，德王投奔北蒙古，最終因無利用價值而送回中華人民共和國， 以戰犯身分成為新帝國的階下之囚。在戰後中國新國家秩序形成運動的壓擠，以及北方同族之國的出賣之下，舊式王公菁英的右翼統一路線徹底瓦解。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立。同年12月，內蒙古自治政府改組為內蒙古自治區政府，烏蘭夫任主席。中共派路線看似獲得最終勝利，但南蒙古其實是以民族的地方自治，而非多民族聯邦制的形式，被併入中華人民共和國。

於是，南蒙古30年的民族自決運動劃上了句點，南北蒙古的分裂，至此成為難以逆轉之局。經過半世紀的帝國裂解與重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功兼併了清帝國轄下除北蒙古以外的外藩領土，在清帝國廢墟之上重建了一個漢族支配的多民族帝國。

烏蘭夫的陣地戰與楊海英的「不可能的書寫」

前面所勾勒的蒙古民族主義軌跡，當然是不完整的，但我們依然可以從中觀察到一個明顯的特徵：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中葉，從北到南，不分左右、世代，所有曾經出現過的蒙古民族解放路線， 都在東北亞地緣政治結構的制約與擠壓下，被迫在帝國的夾縫中尋找出路，乃至仰賴、依附在不同帝國的勢力之下尋求獨立，無一例外， 而他們的成敗也幾乎完全繫於地緣政治局勢的變遷。

這種「他力本願」（張深切語）的政治思考，普遍存在於處在帝國夾縫中的弱小民族之中，包括台灣人、朝鮮人、琉球人、圖博人、東突人、香港人—以及蒙古人。所有獨立運動都涉及領土變遷，因此必然受制於該地區地緣政治的局勢，唯有有利的地緣政治條件出現，才有可能實現獨立。

這是國際政治的基本規律，不論強者弱者，都受到這個規律的制約，但是處在強權夾縫中的弱者，更難以掙脫這個制約。這是一個客觀的經驗事實，本身非善非惡，但對於偶然生在帝國夾縫中的弱小者而言，這個客觀現實卻成為命運，他們與命運的搏鬥於是成為悲劇，但也因此產生了道德意義。

為什麼？因為弱者因其不自由，反而更加渴望自由；因為不可能，反而更加熱切追求不可能之中的可能。所以如果沒有筆直的道路可走，那就迂迴繞道；如果根本沒有路，那就翻牆、鑽隙縫或開路； 如果自己力量不夠，那就假借他人的力量，甚至「不惜與魔鬼握手」（王育德語）。

德王一生受盡國民黨、共產黨、日本、蘇聯，甚至同族的北蒙古勢力翻弄，體現的就是弱小民族「他力本願」的悲劇， 然而在這個悲劇之中，蘊含著深刻的，甚至是尊貴的，弱小者對於不可能的自由的嚮往。楊海英的《在中國與蒙古的夾縫之間》所訴說的，就是與另一個魔鬼握手的蒙古民族主義者—選擇中共路線的烏蘭夫，在另一個不可能的情境，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架構中，展開迂迴的「陣地戰」以追求民族自由的道德劇。

烏蘭夫面對中共的陣地戰路線，其實早在他在1947年不管中共指令，逕行依循聯邦制原則籌組自治政府的時候就開始了。換言之，他假借中共力量的「他力本願」路線，看似缺乏自主性，但其實從一開始就具有「同床異夢，各取所需」的策略性結盟意圖。因此， 烏蘭夫將南蒙古獨立運動收編到中國革命架構之中，並不意味著南蒙古地區民族主義運動的消滅，而是下一階段蒙古民族運動在一個新戰場的開端而已。

（烏蘭夫／維基百科）

楊海英在這本書中，更詳盡、細膩地敘述了烏蘭夫如何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體制內，迂迴曲折地追求南蒙古民族自決的過程。首先，當建國後的中共日益露骨地走向官方民族主義之路，試圖建立一個漢人支配的民族帝國時，烏蘭夫反而更加公開強調他對史達林民族自決理論，以及蘇聯式民族共和國聯邦體制的信念，但他同時也搬出1935年毛澤東主筆，承諾內蒙自決分離權的〈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對內蒙古人民宣言〉作為後盾，利用戰前中共民族理論長期的混亂與矛盾，保護自己。

其次，堅信「領土」是界定蒙古民族之重要元素的烏蘭夫，與毛澤東談判後，在1954年將綏遠省併入內蒙自治區，等於是運用了民族自治區這個降級的地方體制，完成了他統一東西蒙古的悲願。儘管他答應了毛澤東開放內蒙中國移民的條件，但作為實質控制內蒙的自治區主席，烏蘭夫為了保護蒙古民族的生活方式與經濟體制，事實上長期抗拒、阻撓或批判中國人對內蒙的殖民，乃至接受內蒙收養上海漢人孤兒，試圖增加蒙古人口，防止內蒙因移民實邊而成為漢人領土。

他也堅持蒙古人的遊牧社會沒有產生工業社會的階級分化，因此拒絕依照中共的階級劃分來鬥爭牧主。最後，他更積極在內蒙推動蒙古語教育，以維繫蒙古人的文化認同。

從社會科學的角度觀之，烏蘭夫的這些作為—維持民族領土疆界、保存民族文化認同、社會結構與生活方式，以及抗拒中國人殖民，事實上幾乎就是在中國的架構內，運用制度與意識型態的矛盾與隙縫，自主實施民族建構、民族自決與反殖民的行動了。

烏蘭夫在體制內與中共中央迂迴而實質對抗的行為，當然造成了他和毛澤東的衝突，但烏蘭夫始終小心翼翼地配合，並未決裂。1957年青島會議中共正式決議從理論上否定聯邦制，並且強迫烏蘭夫代表發言。1958年，中共更動員由烏蘭夫收編的原興安軍蒙古騎兵鎮壓西藏，讓烏蘭夫付出他走中共路線以來最大的道德代價。

1966年，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為了控制北疆，防止蘇聯勢力入侵，於是正式以內蒙分離主義之名鬥垮烏蘭夫。1968年起，繼續對烏的追隨者進行大屠殺，同時達成種族淨化、掠奪土地， 以及推動中國人進一步入殖的功能。

1969年烏蘭夫花費前半生統一的內蒙古遭到分割，民族領土基礎被摧毀大半：舊滿洲國所屬東內蒙古歸給東三省，西內蒙古併入甘肅寧夏回族自治區，剩下的領域才稱為內蒙自治區，納入北京直轄。烏蘭夫在中國體制內推動民族自決的「陣地戰」，在中國殖民主義與同化主義步步進逼的壓力下， 終於完全敗北。

在某個意義上，這冊關於烏蘭夫的著作，比楊海英的所有其他作品都還要讓人讀來怵目驚心，因為他紀錄的，是一場幾近於不可能的戰爭，戰鬥者臨淵履薄，隨時可能粉身碎骨。儘管這場戰爭終於失敗了，然而它見證了弱者朝向自由的執拗意志，如何曾在一瞬之間使不可能化為可能，從不自由之中創造自由。

事實上，楊海英所有關於蒙古歷史的書寫，都是一種不可能的書寫。他在流亡中書寫的所有那些蒙古前輩的鬥爭—包含他們的掙扎、錯誤、失敗與悔恨，都在發掘、記錄某種不自主狀態之中潛藏的自主性與能動性，並且經由如此的發掘與紀錄，鑄造了民族的記憶。當民族有了記憶，特別是關於不自由中的自由，關於無力之力的記憶，那麼這種記憶將會蓄積成新的自主性與能動性，在未來發生作用。

楊海英的蒙古書寫，因此是一種為了脫困的蓄勢。作為一個同樣受困於「他力本願」宿命的台灣人，請容我以這篇粗雜的讀書報告， 向吾友俄尼斯．朝格圖表達敬意、友誼，以及賤民之間的連帶與共鬥的意志。

※作者為中研院台史所副研究員

※本文摘自《在中國與蒙古的夾縫之間：一個蒙古人未竟的民族自決之夢》導讀－不可能的書寫／本書作者楊海英蒙古名字為「俄尼斯．朝格圖」，蒙譯日文名「大野旭」。1964年生於內蒙古自治區的鄂爾多斯。畢業於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大學日本語系。1989年赴日本留學。修完國立民族學博物館綜合研究大學院的博士課程，獲博士（文字）學位。現為日本靜岡大學教授／八旗文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