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什麼原因，讓我心情那麼不好？一定有人會說，因為我沒有當上總編輯，心裡憋屈。

是耶？非耶？

這個說法的「邏輯」是這樣的：

周天瑞在台北就已是總編輯第一備選，到美國開報，却沒當上總編輯；八個月後換將，又沒當上總編輯；半年後台北最後一個老總編輯退場，還是沒當上總編輯。他肯定覺得「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憤憤不平。

當時確實有人以這個說法解釋我的一些行事，彷彿我除了整天想着當總編輯之外別無所圖，乃至為此瘋狂、焦慮、惶惶然不可終日。

這真是天曉得！

當初在台北，我真的不想那麼早當總編輯，進時報才五年多就當上採訪主任，當時三十歲都不到，大我十幾二十歲的老前輩還大有人在，實在太快。於是想把進程放慢，就沒太經意和老闆的相處之道，以致沒依當時他的規劃更上層樓，反倒形成了出國之局。

在美國開報，余紀忠從外面張羅了兩位前輩交替當總編輯，無須解釋，我比誰都理解，絲毫不以為意，原因前面已經說過，這裡不再重覆。

至於回台北當總編輯這件事，我根本想都沒去想。老實說，自從在美參加工作以後，心思意念和美洲中時緊密相連，我的確以創業的心情看待美洲中時，主客觀形勢擺明了相當時間是回不去台北的。於是曼玲與我決定賣了台北的房子在紐約換屋，就在來到紐約一年過後，83年6月全家歡喜入住皇后區Fresh Meadows的一幢house。若我巴望着回台北接總編輯，我會賣台北的房子嗎？

所以我怎麼會為了總編輯的職位而失落、而憔悴呢？

但是我得承認，看別人當了總編輯以後的種種表現，我搖頭。逐漸逐漸，起念不如我來做。

就好比，你若看到有人老是把一副好不容易到手的好牌打成了爛牌，本來不想打牌的你，會不會被逼得想要換手？

我在台北經歷過五位總編輯，加上美國的，一共七位。這七位當中我沒算上余紀忠，因為他是超級總編輯，不能算。余紀忠以外我唯一信服的是屏老——張屏峯先生，而美國這兩位，恕我直言，排名順序和共事順序剛好一致。他們不是全無優點，而是在此時此地不應該攤上這個職務，因為現在不是從前，更不是承平時期。現在在打仗，打的還不是一般的仗，優秀將領要具備的條件，真的是一個都不能少！

做好一個總編輯就算不能規劃、設計、出點子，也要看能不能把各方送進來的材料，以最好的方式呈現在報面上，不會被認為糟蹋了、搞錯了！這是最起碼的功夫。

做為總編輯要能開發每個人的潛力，讓大家願意全心効力，而不是講小話，背後批評，自我吹捧，搞得烏煙瘴氣，人人走避。也不是閒磕牙、瞎扯淡，不顧別人忙死忙活，祇顧跟幾個閒人高談濶論，還以為大家心情愉快，一團和氣。這是最起碼的禁忌。

起碼的功夫不到位，起碼的禁忌倒是天天上演，請問這能讓人不着急嗎？這樣的工作方法，能把事情顧周全了嗎？報社花了大把銀子，能這麼付諸流水嗎？余先生的一番苦心，能這麼對待嗎？

那段時期的每日記事，除了「睡眠不足」、「心情不好」以外，其實更早記載而且記載最多的就是批判，對種種不當狀况的批判，藉着批判來發洩，否則我會瘋掉。

我真的認為，文人可以相輕，不可以相煎，即便是此刻，我依然不願說得太不堪，當時我肯定更不會拿這些批判的內容，向余先生打報告的。我還擔心，我一說，反被倒打一耙：當不成總編輯就「搞」別人！

我不好說，唯有忍着，撑着，但別人可不省心。

從文首那段有關我的閒言閒語，就足見我怎麼樣受到中傷。這段話非常好用，往往我提出的意見和主張，會被以這樣的曲解加以扼殺；我從外面帶回來對報紙的反應，更會用這種論斷扣我干預編務的帽子，以致不加正視。我的處境日益尷尬。

我積極的工作態度，不論是出於我的自發或是來自老闆的要求，本來就是一個容易製造戒心的源頭，防也防不了；加上旁人若有刷存在感的需要，以博老闆重視，在我身上做做文章自是最好的辦法。

正當其時，僑選立委的議題提供了好機會。

我批毛的火力或許猛了些，造成第一次與國府的遭遇戰，國府表示過關切。余先生初時未必放在心上，但不久之後來到美國，從西岸聽人說說，到東岸又聽人說說。什麼「叫他不寫他還硬要寫」都說得出來，余先生就有感覺了，以為我在鬧情緒，把脾氣發到了新聞處理上，而且跟這些外來領導處得不好。人世間，往往數落做事的人，就可以掩飾自己的無作為；打擊幹將，就可以模糊平庸。這樣的事，史不勝書。

他聽信了閑言閑語，便開始不大搭理我了。余先生面對外人，往往會欺負自己人，之前幾個子弟兵被擊退之後，我活了下來，但這時候輪到我面臨考驗了。

不得已便祇好向楚崧秋先生吐露心情。不過依然沒有和盤托出，也沒有指出「余紀忠用錯了人」這個要命的真相，更沒有央他求助於余先生讓我取而代之。

但氛圍是不會騙人的，辦公室已有人開始因見勢頭不對辭職了。備受余先生器重的超級寫手林博文，受不了編輯部的嘈雜和散漫，提出在家工作、每周祇到班兩天的希望，我幫他向余先生反應並爭取到不減薪禮遇，但依舊未言實情。

我也準備逃離，在給楚公的信上說：

在這種種的處境之下，天瑞常有幾種莫可奈何的想法：

 

一種是乾脆離開時報，眼不見為淨，但又怕傷了余先生的心，辜負了他老人家的多年栽培；

 

一種是調離美洲中時編輯部，免得讓人覺得礙手礙脚，也免得自己看到了不說不好，說也不好，但又怕別人說我沒風度、不成熟；

 

一種是請調回國，但是又怕台北編輯部有其他的情結產生，也怕余先生為難……，

 

真不知該怎麼辦？

在改以自我排解的態度發信給楚公、不想他操煩以後，事情並不因而解決，信中的三個選項也不會自動消失。這種既想逃離又逃離不了，既憂心忡忡又無能為力的情境，真所謂「鬱悶煩憂交加」，是我進入職場以來最痛苦的時候。

經我百般苦思，終於想到一個辦法，便在12月13日給余紀忠寫了一封信，既不明言真情，也不貿然求去，而是「呈請調職」。至於往哪裡調，卻必須有所發明。

那時候，我平日規劃新聞内容及邀約專欄文章的同時，還熱衷於在紐約、華府、多倫多以外的其他華人聚落，譬如波士頓、芝加哥、費城、聖路易、底特律等地物色人才，為我負責的「今日華人」專版提供各種稿源。這個計畫對於擴充内容、增加發行必有幫助，值得進一步專注深耕，我覺得應當增設通訊組主持其事，與業務單位攜手同行。

因此我在信中向余先生請辭採訪組主任兼職，請調副總編輯兼通訊組主任。如此一來，我便可以撤離編採譯校集於一堂的大辦公室，而在門外另設一席免於煩心了。

既辭又沒辭，既沒辭又有辭。成則脫身，不成則可促使余先生推敲因由，形同以無言之言助他瞭解真情。

說來也巧，就在我的信以快遞寄往洛杉磯不到兩小時，余先生來電召我次日前去，估計當我抵達時他正好收信。

哪知余先生讀了我的信完全不理我的提議，一見面祇稍加考慮便給我來了一個大調動：要我從紐約到洛杉磯任美西總編輯，綜理美西編務！

他竟向我做了一番表白：因我出國了幾年，和台北有些脱節；而美國這邊，為了開門納賢，所以都沒有要我當總編輯。並說，以我的歷練和能力早該獨當一面了，希望我來西岸後放手作為，他會全力支持。

第二天他還刻意約我單獨吃早餐，進一步說，他想了一夜，越想越覺得這個安排「頗有深意」，對將來會有「作用」，要我高高興興上任。言下似充滿玄機。

我一度因不願影響現職的同事，並且才在紐約住定半年，不想大肆遷徙，拜託他是否重新考慮。但他軍令如山，哪由得了我，祇得答應他欣然就道，保證做到政通人和。

消息到了東岸，當場炸了鍋！原來撥弄我的人又一次臉色大變，暗忖余先生把這一咖從東岸拔到西岸，究竟是什麼意思？下意識知道大事不妙，此後再也沒有人可以掩護、可以推諉，甚至可以倚仗了，他們將完全暴露在外，被清楚看到何德何能、幾斤幾兩了。於是他說，不能走，天瑞你不能走，他要向余先生力爭。我祇是笑笑，這事豈是他能做主？

但是同事們大為雀躍，一片歡欣鼓舞，這些時候他們眼見我受到多少打壓和委屈，原先不好講，這下子突然迸出了一個口子，便大大宣洩了起來。接連幾天，編輯部的每個組以及印刷廠、業務部等各個部門一一為我餞行，整個紐約總部的同仁無一缺席，每一場聚會都讓我聽到深受感動的話。他們料定：「大將一倒，大樹凋零；不出半年，一定復返」（同仁語）。一位印刷工人說，如果等不到我回紐約，他就不回台灣（工廠採兩地輪調制）。從他們的眼神裡我看得出來，同仁們重新燃起了希望，人心不死，美洲中時必大有可為。

外面可就別有心情了，紐約各方面的朋友，反應强烈而激動，以為我遭貶，完全不能接受。我無法說我會再回來，因我自己也不知道此去人生如何，沒法給他們一個舒緩，他們又不像報社的人有個我會回來的判斷，所以頗不能平復。有人甚至說要寫信向余紀忠理論，冷靜點的人也會說，「如果一兩個月余紀忠不放你回來，便從此不給中國時報寫一個字，不提供任何消息！」

事實上呢，我決定連根拔，好讓對我有想法的人安心過他們的日子。

於是，1983年12月27日下午，新居放租，所有的傢具連同座車一起裝上了All State貨櫃，晚上7:30搭乘AA班機，一家四口，再上征途，飛向洛城。

《簡說周天瑞》

周天瑞是戰後嬰兒潮世代最早進入台灣報界的人，也是最早闖出名號的人。上個世紀七O年代已是政治報導與評論之翹楚。

在建中時代他即矢志新聞工作，台大歷史系畢業後，自薦進入中國時報，深受余紀忠賞識。在余氏「換血」之人才與經營哲學下，他被選為時報世代交替的關鍵角色。

美洲中時停刋後，他於1987年自美返國與司馬文武、南方朔、胡鴻仁、王健壯創辦「新新聞」，雖歷經潮起潮落，周天瑞始終是影響「新新聞」的關鍵人物。

周天瑞曾有六年時間行走於其他媒體 ，先後負責環球電視、勁報等媒體之經營，其中尤以主持中央廣播電台為著，在央廣董事長三年任内完成國家廣播電台之歷史轉型及新時代任務方向之奠定。

他的每個階段都充滿「有所為有所不為」、「合則留，不合則去」、「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的故事，是一位普受敬重的媒體前輩。

〈我與美洲中時的倏起倏滅〉是他新聞生涯的第一部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