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台日關係 始於客觀日本史觀

張宇韶 2018年09月14日 00:01:00

藍綠的極端論者,習慣選擇性看待日本的歷史存在與對外政策,遂造成「綠營自我感覺良好,藍營雙重標準」的後果。(湯森路透)

尊重彼此的歷史記憶,應是多元開放的社會的精神,然而台灣藍綠兩黨只要面對日本議題時,理性與包容的態度頓時總被「仇日」與「親日」的二元邏輯所綁架,在政客操弄以及粗糙的歷史剪輯加工下,讓台灣社會陷入極端對立的氛圍中。

 

由於台灣目前仍處民粹高潮,對於「慰安婦」及其歷史爭議,始終欠缺理性與客觀的認識,在情緒的煽動下,極容易淪為口水之爭或政治動員的能量來源。直言之,面對「台灣與中國內部的日本元素」此一複雜命題時,更需要從不同的面向與層次作為切入點,才能初步理出頭緒並逐步放下仇恨意識。

 

首先,日本政府對於戰爭的反省與補償態度遠不如德國,這是藍綠必須能認知的前提。這些論點,可從伊恩.布魯瑪(Ian Buruma)「德國與日本的省思」、若槻泰雄「日本的戰爭責任」或哈瑞斯(Meirion Harries)的「日本皇軍興亡記」找到解答。這些作者努力從歷史發展、文化差異、社會階層、軍事思想、民族性格等因素說明日本軍國主義的起源與在戰爭中的責任。政客刻意忽略這些事實,都有違政治道德與歷史研究的中立性。

 

其次,日本的外交充滿了現實主義的風格,不論是十九世紀明治維新以來的擴張政策,或是冷戰/後冷戰時期的中國政策內容歷史軌跡。這有其歷史與地緣政治的必然性,處於大陸與海洋勢力的交接之處,由於欠缺英國的工業與海權實力,在其理性評估大陸勢力的沒落與崛起間,選擇「進攻擴張/消極防禦」的國家戰略。這種融合投機與務實的世界觀,即是「櫻花與劍」一書所著墨的日本民族性格。

 

藍綠的極端論者,習慣選擇性看待日本的歷史存在與對外政策,遂造成「綠營自我感覺良好,藍營雙重標準」的後果,導致「慰安婦」議題成了彼此政治鬥爭的假議題。 綠營往往過度放大台日之間的民間交流與私人情誼,在「台日友好論」中流於一廂情願的期待,因此忽略了日本在中國崛起下的「避險」的現實策略。每當日本將「七二體制」或「舊金山合約」作為討好或刺激北京的工具時,綠營支持者只能含笑含淚看待外交風向的轉變,因而產生極強烈的相對剝奪感。在這種複雜的心裡素質下,這群人面對日本戰爭責任與慰安婦議題時,選擇「道德缺席」或「歷史不在場」的現象就不難理解,這可從深綠親日人士的言行中得到驗證。這對長期主張人權與女性運動的民進黨而言,實為一大諷刺。

 

對部分深藍人士來說,常將個人或「他者」的國仇家恨無限上綱,並刻意隱藏扭曲清末民初之際同盟會與國民黨與日交好史實。在傳統的黨國教育下中日關係,本是戰爭中「正義與邪惡」或「抗日民族聖戰」的對立投射,因此日本戰敗後的現代化歷程,也是在蔣介石「以德報怨」下起步。

 

這種融入民族道德主義的後設史觀,不僅忽視孫文與日本亞細亞主義黑龍會之間的關係,抹去了日本在台殖民政府兒玉原太郎、後藤新平奧援革命起義的事實(日本企圖支援革命達到弱化中國的政治目標);更隱瞞了蔣介石基於國共內戰的現實考量下,選擇與根本博或岡村寧次等戰犯合作並於日後建立白團的事蹟。然而,這些人在高舉「捍衛慰安婦人權」的大旗時,一手借由「皇民化」進行政治動員升高反台獨的社會能量,另一手則護航統派政治理念,真正該被維護的人權反成了樣版道具,成就的是自己的政治目標。

 

最後,日軍在中國戰場遂行三光政策與在台灣殖民推動皇民化運動,是兩個族群之間平行卻共時的歷史事實,在那個時代場景下,多數人無法選擇自己的身份與命運,不論是經歷戰爭或是成為戰爭機器。雙方應該尊重包容彼此的歷史記憶,無須將自己的意志與價值強加別人身上,否則都只是重演帝國主義的政治文化霸權覆轍而已。

 

※作者為兩岸政策協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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