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瑞士國家形象委員會（Presence Switzerland）負責人所指出，出口消費型產品在國家的國際形象中扮演重要角色。鐘錶及其零件為瑞士次於化學製藥與機械電子產品的第三大出口產業，與國家認同的連結性卻比前兩者更強。

瑞士鐘錶工業聯合會（FH）主席帕緒（Jean-Daniel Pasche）表示，製錶業在瑞士發展的四百年間創造了許多與國家的連結關係，「當你想到瑞士，你就想到錶。當你想到錶，也想到瑞士。」他表示，「我們喜歡準確，這存在瑞士人的DNA中。這多少也解釋了瑞士錶業的成功。瑞士是一個小而美的國家，錶也是小巧但包含許多零件，這是與我們的心理（mentality）相符合（的產品）。」

強勁出口立基於「瑞士製造」的承諾

數百年來，瑞士的錶主要是一項出口產品。18世紀時已經出口到亞洲與美洲。在1870年，全世界生產的每4只錶中就有3只是瑞士製造的。二戰期間，瑞士的中立地位讓錶業可以在其他國家多轉向軍事生產時持續運作，幾乎獨霸了沒有大型競爭者的國際市場。

約95%的瑞士手錶出口到國外市場，2017年賺進近200億瑞郎（約新台幣6428億元）。此數值並未計入在瑞士購錶的國際旅客，因此實際賣給外國顧客的數額應該更高。香港、美國依然是主要市場，但中國市場強勁崛起，已經成為第3大市場。台灣在2017年是瑞士錶業的國際第14大市場、亞洲第8大市場，進口了約30萬隻瑞士手錶。

台北101「頂級珠寶腕錶大賞」展覽區。（台北101）

因此，就像國內另一核心產業觀光業，瑞士錶業的成績相當倚賴自由的國際貿易體系與穩定的國際局勢，這也是FH的技術性任務之一。FH於1982年結合瑞士腕錶製造商聯會（Swiss Federation of Watch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s）與瑞士製錶商會（Swiss Chamber of Watchmaking）而成立，代表約500名成員、逾9成活動中的瑞士製錶公司。主要任務為保護及推廣瑞士鐘錶，在政策、法律等背景保護成員利益。

2002年以來任FH主席的帕緒解釋，與中國、香港、南韓等夥伴進行貿易協商，簡化貿易規範、擴大自貿網絡也是FH的一大任務。「貿易保護主義與近來的美中貿易戰是一項挑戰。」他表示，「這對出口產業是不利的。」

瑞士鐘錶工業聯合會主席帕緒。（攝影：傅莞淇）

FH也致力打擊全球的瑞士偽錶，捍衛及推廣「瑞士製造」（Swiss Made）的承諾。帕緒指出，瑞士錶業最大的優勢在於持續性的品質保證，這或可視為一種集體性的品牌。他描述，「在長期對品質的堅持下，我們建立了這樣的品牌聲譽，現在可以倚賴它，但也必須持續投資以確保品質與聲譽。這是一個永不終止的過程。」

2017年生效的「瑞士性」（Swissness）立法，無疑是「瑞士製造」的一大資產與武器。在錶業等諸多產業享有「瑞士溢價」（'Swissness' premium）的現實，鼓勵瑞士更新了對產地標示的法規。在工業產品範疇，新法規定6成生產成本必須位於瑞士境內，產品不可或缺的製程元素也須發生於本國，方符合標註「瑞士製造」的最低標準。在高端市場享有翻倍溢價的瑞士錶業也樂見產品獲得更具體、嚴謹的保障。

除了「瑞士製造」的保證，瑞士錶業的一大強項是提供多元位階的產品。從昂貴的手工機械錶到平價的電子石英錶，以及運動錶、潛水錶、時尚錶等多種款式。2017年數據顯示，電子錶約佔7成出口銷量，但僅佔3成銷量的機械錶帶進了8成的收益。

全球第一款登月錶Speedmaster。（Omega）

化「石英危機」為重整結構的轉機

帕緒回憶80年代瑞士錶業跟上石英革命的腳步時表示，「我們一方面帶著石英錶重返市場，一方面也持續發展機械錶，因為我們注意到人們還是喜歡機械錶。我想這兩者解釋了瑞士錶業的成功。」

70-80年代石英錶大幅取代傳統機械錶的趨勢在瑞士稱為「石英危機」（quartz crisis），擁有悠久歷史的瑞士錶業一度靠近傾圮邊緣。60年代間，瑞士與日本都在研發更為精準的石英錶。日本精工（Seiko）在1969年推出第一款商業化生產的石英錶，並大力投資石英與LCD技術。瑞士雖然在技術突破上更早一步，但並未立刻投身石英錶。

當時瑞士的機械錶享譽全球，機械錶的工藝技術也在國家認同中扮演重要角色。在瑞士錶匠的努力下，瑞士生產的機械錶可以達到每日僅數秒的誤差。但通電震盪的石英錶可以輕鬆達到每年數秒的誤差，擁有LCD顯示器的數位錶也迅速蔚為潮流。帕緒承認，當時瑞士品牌們可能有點不太願意改變科技版圖。但他也指出，另一個投身石英革命的阻力來自於瑞士錶業的結構。

一只機械錶的內部。（Pixabay）

當時日本錶業較為集中，但瑞士約有數百間小公司，從超過一千家的零件生產商購買零件製作自己的錶。這樣較為破碎的結構在發展新科技與經濟效率上都較為不利，使得瑞士未即時跟上石英革命的腳步，市場佔有率大減。

在70年代中期的經濟危機期間又遭逢日本等強勁國際對手重擊的瑞士錶業在70-80年代間失去了2/3的工作機會，超過半數公司破產，兩大鐘錶公司「瑞士鐘錶工業集團」（SSIH）與「瑞士通用鐘錶工業股份公司」（ASUSG）也需尋求銀行協助。在1981-1983年間，瑞士銀行為錶業提供了超過5.5億瑞郎的紓困，並委託知名顧問海耶克（Nicolas George Hayek）監督SSIH與ASUSG的清算。

生於黎巴嫩的海耶克被認為是「SWATCH之父」。他認為瑞士錶業可以在重組後存續，「瑞士微電子技術及製錶有限公司」（SMH）在1983年由SSIH及ASUSG合併而成，並在1998年改名SWATCH集團。此名為「第二隻腕錶」（Second Watch）縮併而成，突顯了產品裝飾性、可拋棄式的特徵，又以花俏的風格知名。SWATCH幫助瑞士取回低階市場，且強化集中化、標準化的結構，成為瑞士應對石英危機的轉捩點。

帕緒表示，石英危機就像是瑞士錶業的分水嶺，「那當然是一段困難的時期，但也是一個重組的機會。」先前有9萬員工的瑞士錶業於1988年僅餘2萬8000名雇員，但2013年已回到5萬7000名僱員的水平，公司數目則由1970年的1600家減少到不及600家。今日瑞士錶業仍存在獨立廠牌，也有集中資源的大型集團，「這兩者都是我們需要的。」帕緒說，「我會說現前瑞士錶業的結構是比當時更加平衡了。」

平衡創新與傳統的藝術

帕緒表示，產業需與競爭共存，瑞士錶業現前的一大挑戰是保持手錶在當代的吸引力。「現在手錶已不是必需品了。」他表示，「我們必須持續投資新產品，透過傳播解釋製錶的工藝，讓人們對錶與製錶產生興趣。」

另一項恆常的挑戰是創新與傳統的平衡。瑞士錶業的興盛是數百年持續研發、創新的結果，但其經典、有時看來過於古典的設計時常予人一種傳統的感受。「我們必須創新，維繫人們對錶的興趣。」帕緒描述，「產品需要進化，但同時也要維持可辨識性，讓顧客認得出這是哪個品牌的錶。讓創新與傳統共存，是一門需要精巧調節的藝術。至今我們算是成功的。」

瑞士錶業的產業文化有助於持續鼓勵創新。除了在基礎建設與專業學校上持續投資，帕緒表示，「製錶在瑞士是一個文化，不只是個產業。」他描述集中在西部地帶的瑞士製錶業者有如一個「大家庭」，「大家都知道彼此，也認識供應商，知道對方在做什麼。這創造了刺激，也給予彼此激發。」

「watch.swiss」首度登台

不過，各品牌在國外時大多獨立策劃展覽與活動，代表整體錶業的FH在2016年於日本推出「watch.swiss」的國際巡迴展覽。以製錶史、設計、精確、產製、功能及「瑞士製造」等主題，向終端消費者展示瑞士錶業的整體性形象。2018年拜訪俄國、德國，也與台北101第六屆的「頂級珠寶腕錶大賞」合作，於9月7日至10月7日間在1樓松智長廊展出。

watch.swiss於台北101展場。（台北101）

此次展覽與瑞士旅遊局合作，提供互動地圖擴增實境（AR）體驗及瑞士旅行抽獎活動，是一個結合瑞士文化、地景、製錶史及工藝品的體驗。在7日的開幕記者會上邀請了瑞士音樂家潘默士（Primoz Parovel）表演手風琴，台灣瑞士商務辦事處代表傅瑞（Rolf Frei）、瑞士旅遊局大中華區經理白松德（Batiste Pilet）及瑞士交通系統全球市場總監卡斯帕（Christian Kaspar）皆出席支持。FH國際推廣部代表費瑪（Helen Fima）表示，「watch.swiss」與旅遊局的合作並非常態，但因為瑞士很小，根據各國脈絡與意願也時常跨領域團結推廣國際形象。

FH國際推廣部代表費瑪於記者會。（台北101）

台北101內的瑞士冰川快車造景。（攝影：傅莞淇）

本屆頂級珠寶腕錶大賞選擇瑞士為主要合作夥伴，以「體驗分秒之間的瑞士時光之旅，探索製錶工藝的藝術品味」為子題，台北101商場行銷部資深總監李亞屏指出，從機芯、外觀設計等工藝面觀之，101的9成錶品牌都可說是瑞士製造。例如義大利名牌寶格麗（BVLGARI）的錶便結合了義大利設計及瑞士製錶工藝。

李亞屏於7日表示，目前已有500組預約「watch.swiss」的專人導覽服務。此導覽每日開放時間為上午11時至晚間9時，長度約20分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