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我重回紐約這件事，如果我說受到如同傳奇故事一般的待遇，人人奔相走告，紛紛喜形於色，請不要責我自戀和膨風。一年前喬治盧卡斯的星際大戰六部曲：Return of the Jedi （絕地大反攻）熱映，這時候這幾個英文字，正好被人用來形容我的回來，擊掌擊拳交加，也都是事實。

我沒教人失望。從5月1日坐上編輯台那一刻起，整個工作氣氛、指揮效益、報面表現就不一樣了。「立竿見影」四個字，再次獲得實證：從編輯到内容，報紙馬上變好看了；美國台灣之間、美國香港之間、美東美西之間，溝通變得毫無障礙了；從理想到現實，從口號到實行，竟然就那麼清楚地變得零時差、零距離了。

不少人感嘆，如果早個一年多如此，該有多好。

裡裡外外的揄揚，我不好多說。其實我自己並不覺得什麼不得了，不過是多一分用心、多一分認真，把早就盤桓在腦際的想法付諸實現罷了。

一切都從特別重視第一版開始。首先我打破制式化的選稿，更打破制式化的編輯，頭版經常就是一條主新聞，配上一張大照片而已，突出而醒目；比如華裔美女梅仙麗摘下環球小姐后冠的新聞，就是這樣處理。今日習見的頭版編法，美洲中時34年前就這麼做了。

報紙當然不能祇有頭版好看，10大張40個版其實多所精彩，但它們都藏在裡面，一定要幫助讀者找出亮點放在頭版才好。

於是我每天親自從正刊到副刊的40個版的每一版當中，精挑細選好看的內容，分門別類地列成一個「今日要目」，放在頭版，就解決了這個問題。彷彿「總編輯上菜」一樣，教人一目瞭然。讀者看了「要目」裡吸引人的題目，很快就可以決定把報紙帶走了。

另一個創舉是藉「編輯人語」和讀者說話，我不時會用短短幾句話告訴讀者，我們又有了什麼新猷和改變，這同時也可以激勵我們内部要永保創新。

此外，定位要非常清楚，我們是華人的報紙，是辦給華人看的報紙，不是美國報紙的中譯版。因此不僅是選材，更要積極規劃題目，要耕耘，不能懶惰，不能遲疑搖擺。至於余紀忠的「十四字箴言」及「我來自何方？我置身何處？」文中所標舉的態度，那更是念兹在兹、奉行不渝的主心骨。

簡單說，它就是心心念念把讀者放在心上，讓人覺得貼心，還覺得這份貼心裡有着豐富的專業堅持，能博得他們的信賴和敬愛。

我們是華人的報紙，是辦給華人看的報紙，不是美國報紙的中譯版。（周天瑞提供）

我一無困難地帶領著各地的同仁，群策群力地創造每一天銷售上的驚奇，一個那麼重視讀者，那麼為讀者設想的報紙，會沒有明天嗎？主掌業務大政的總經理余建新（余先生么子，Albert）在我接事後不久就說：「我們明年一定趕過世界日報！」不等明年，幾個月後美洲中時關報的當時，就已經趕過了世界日報。

然而，在這麼辛苦但充滿成就感的狀態中，我却有種不祥之感，這種不祥之感尚非來自外部，而是我在時報裡面的幾個體驗。

話說我四個月前離開紐約，舉家遷往洛城，把才住了半年的新居租給別人；此番東返，已無家可歸。所以我先獨自飛來紐約履任，報社允我暫時在宿舍窩居，等找到房子後再把家人接來。

1984年4月29日在家人和洛城同仁相送下，我登上東行航班，於午夜時分抵達紐約。報社派了一位祈姓印刷工人來接機，因大家正在上班，自不會有歡迎場面，並不意外。在蒼茫的夜色下，便由這位印刷廠的小兄弟送我抵達宿舍。

到了宿舍才讓人嚇了一跳。

美洲中時的印刷工作概從國内派人支援，採輪調制，避免勞師動眾，形成移民大遷徙，所以報社特為他們安排宿舍。在地下室有間套房，供台北偶而來人短暫居留之需。我的窩居之地便在此。

到了宿舍，打開地下室，迎面而來的是惡臭撲鼻，觸目所見的是髒亂不堪，小強滿地打滾，天哪，這是人住的地方嗎？那是一幅不知多久前有人住過，之後就沒再清理也沒人搭理過的破落景象。

我沒指望歡迎，但赫然見此類似「倒歡迎」之場面，不免倒抽一口冷氣。究是何故？何人致之？心中不能沒有問號，也隱約有數，乃生不祥之感。但我寧可信其無，提醒自己不要以疑為真。

它起碼暴露了報社的管理問題。一間地下室的招待所，即使久無人用，也不該任令其如此髒、亂、臭而無察覺；既知有人要來此居停，竟無一機制進行處理以致避免，這是在任何稍微上點軌道的地方都不會發生的事，但它竟活生生地出現在我眼前。回想當時還在紐約，廁所總是髒臭，備受同仁批評，如今益證這個報社的管理依然故我。明顯地，問題不祇在編輯部，就算我救得了編輯部，也救不了它全部！不得不使我油然而生不祥之感。

它讓我閃過一念：報社的主要人物當中，有人心不在此，不想長治久安。

我花了好一番功夫清理完畢，很快就到了報社下班的時候，便約了幾位編輯部的主要同仁，記得有黄肇松、徐啓智、胡鴻仁、周仲庚（范疇）來宿舍夜談，聊聊現狀，聊聊將來。

另一個不祥之兆就是來自今晚談話中的信息，並因這個信息發展出來被我感受到的現象。

信息是，我馬上會面對一個棘手問題，棘手問題是，一位名叫傅崑成的記者將强烈要求掛名「本報駐紐約特派員」。

崑成是我在台北當採訪主任時帶過的記者，主跑外交，個性積極，充滿激情。其後赴美留學，美洲中時開辦後取得碩士學位，願意加入工作，獲余先生同意。由於他已薄負盛名，不但不可能採訪華埠新聞，也不可能熱衷於在新僑的社團進出，而華府員額有限，不會為他增加編制。我幾經思量，特別開出聯合國這個新的採訪路線給他，他欣然接受。並且約定，他發稿台北中時可用「本報駐紐約特派員」（余先生私下答應他的），但發稿美洲中時則用「本報記者」，他也同意。

但這些日子顯然他改變了想法，乃向前任總編輯要求在美洲中時也用特派員名義見報，未獲同意。如今我回來，因共事淵源較深，他或有得償所願的高度期待。

但這是個不可能同意的要求，他在美洲中時任職，身在紐約工作，哪有加銜當地特派員的道理？如果可以，豈非所有在紐約採訪的記者都要比照，其他地方（包括台北）的記者也都個個改任「當地特派」？這是哪國的邏輯？哪樣的荒謬！

果然，我到職第一天，他就來談這事，之後利用各種機會多次重覆。我都好言相勸，曉以義理，語氣温和，但堅決不允。

5月24日，就在那個編採譯校集於一堂的辦公室裡，他竟當着所有的同仁，對我大敲桌子，大聲咆哮，如瘋子一般走前走後，揮動雙手，高喊：「憑什麼你不同意，報紙不是你周天瑞一個人的！從今以後我再也不供稿！」並要求即刻把今天發的稿子還給他…。

面對此一突如其來的風暴，我顯得異常冷靜，無一字之回應，繼續如常工作。第二天他又再度咆哮，我依然不動如山，面不改色。祇宣告式地說了一句：「請你注意，你連續兩天在辦公室中拍桌子，今天且不止一次，使本辦公室紀律蕩然。」

我向來不被認為是個好脾氣的人，但我從沒對瘋子發過脾氣，何况全辦公室群情激憤，我完全站在有理處，受到支持，又何須生氣？然而對這樣明顯破壞工作倫理與工作紀律的事，報社自當要有個處理，我不需要說話。

余先生無聲，二老闆儲先生從台北來電問我，崑成有無可能繼續待在這個辦公室？我說，此事非僅犯我，乃是犯了眾怒。報社打算調他回台北，Albert勸說無效，11天後詢之於我，我說他必須向同仁及總編輯的職務角色正式道歉，以示擔當。再過四天，Albert在中城一家中國餐廳設席，崑成當着十位同仁的面正式公開道歉，表示絕不再犯，一口飲盡大杯紅酒，尤其向我感性訴說了從台北以來兩家人的交往，深有歉意。一場無謂的風暴，終告落幕。

我與崑成從無怨仇，至今都是相互認帳的朋友。誠如他在餐會上自己說到，去年剛到紐約時，天候奇寒，我内人脱下身上的大衣送給他太太，令他夫婦感念至今。他為了頭銜想不開，以致抑鬱發瘋，我力持鎮靜，沒有擴大衝突，調解者應該很快就可以促其認錯道歉，恢復平靜，安定人心，怎麼竟要費上半個月功夫！

而從事發一個月，待崑成返台見過老闆，說出了他對我的抱歉之後，余先生才來電讚許我自始至終表現極好，並說他一直認為我是對的。然而這期間他與我屢有公務來電，竟隻字不提，彷彿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這一天我在日誌中寫下：「此事又知余的風派個性也。」

一個看來複雜其實簡單的事件，磨磨蹭蹭弄上半個月，才搞出個當事人道歉的結果。馬上可以支持並慰勉總編輯的電話，卻等過了一個月見風平浪靜才打過來。

我不明白余氏父子為何如此處事？我不知道是否算計著什麼？我也不理解真心誠意何以如此困難？我能沒有不祥之感嗎？

它讓我閃過一念：總編輯算不得什麼？哪天遭到出賣，不要意外！

《簡說周天瑞》

周天瑞是戰後嬰兒潮世代最早進入台灣報界的人，也是最早闖出名號的人。上個世紀七O年代已是政治報導與評論之翹楚。

在建中時代他即矢志新聞工作，台大歷史系畢業後，自薦進入中國時報，深受余紀忠賞識。在余氏「換血」之人才與經營哲學下，他被選為時報世代交替的關鍵角色。

美洲中時停刋後，他於1987年自美返國與司馬文武、南方朔、胡鴻仁、王健壯創辦「新新聞」，雖歷經潮起潮落，周天瑞始終是影響「新新聞」的關鍵人物。

周天瑞曾有六年時間行走於其他媒體 ，先後負責環球電視、勁報等媒體之經營，其中尤以主持中央廣播電台為著，在央廣董事長三年任内完成國家廣播電台之歷史轉型及新時代任務方向之奠定。

他的每個階段都充滿「有所為有所不為」、「合則留，不合則去」、「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的故事，是一位普受敬重的媒體前輩。

〈我與美洲中時的倏起倏滅〉是他新聞生涯的第一部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