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七月，中國有近三百多名維權律師及其雇員遭政府逮捕、傳喚，有十多人在今年一月被控「顛覆國家政權」。其中筆名考拉的趙威，是最年輕的一人，也是中國第一個被指控這項罪名的「九零後」。她在被關押一年餘，因「認罪」和「態度良好」獲得保釋出獄，出獄後從此下落不明。

趙威知道很多人相當關心自己出獄後的安危，因而在消失之前，她曾主動在微博發表了一篇兩千多字的「公開信」，綜結大意，就是告訴大家她人身平安無恙，唯最重要的一段聲明，就是自稱現在的她，對自己當初「天真幼稚的行為」（協助維權律師）要表示深刻的悔悟和反省，然後說自己的工資是境外機構資助，因此幫忙整理了一些國內敏感事件的資料，並進行炒作。

進而，她說自己「真的沒想到自己的行為，恰恰在背叛自己的理想，傷害自己最熱愛的祖國，不經意間，使自己成為別有用心的人的棋子。」公開信一出，中國媒體立刻廣為報導，肯定她迷途知返，同時恰好給許多年輕氣盛、好發議論的小夥子一點警惕，不要跟著誤入歧途。趙威本人則未再現身留言。

中國政府的思想洗腦教育固然成功，但人類腦部的構造相當複雜，不可能對十幾億人口都一體適用，總有漏網之魚，例如那些異議分子、維權律師，及至入獄之前的趙威。於是，改不了人們的腦子，乾脆想辦法左右他們的嘴巴，只要抓起來，讓其進出監獄一回，日後發言絕對判若兩人。

不過，稍具基本判斷的人都能夠察覺到，那正是一個既庸俗又專制的政權才會有的野蠻、粗糙行為，個人的自由意志，在那裏根本不具備任何價值。為了在這種壓迫性的體制下生活，許多人得開始學習滑頭地掩飾自我，趨迎當局，豈止媒體需要姓黨，思想一旦有罪，走得了的流亡，走不了的牢房。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不吝給予一個擁有最多中產階級人口國家熱烈掌聲，但掌聲中卻從來不帶有敬意。

九七之後，這股壓迫感很快就席捲香港，接著，像傳染病一樣，台灣也同感鬱悶。戴立忍的三千字發文，確實和趙威的公開信如出一轍，又一回讓人見識到了中國民族主義幾乎以至予取予求的地步。

一九七九年伊斯蘭革命成功，徹底改變了伊朗，換成極端主義的宗教家掌權，從此，伊朗大街小巷，經常可見伊斯蘭政府和其領導者的名言：「如果異教徒被允許繼續以世界腐化者的姿態存活著，他將遭受最悲慘的道德折磨。如果有人因此殺了異教徒，阻止他繼續散布不端罪行，那麼他的死對他自己來說，就是一種祝福。」這種壓迫感，讓其國內為數不少的非伊斯蘭教者苦不堪言。某種程度，中國愈加歇斯底里的民族主義，儼然已和這一類極端宗教狂熱相去不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