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將他的思想自傳《我是右派，我是獨派》傳來，書名的坦誠宣示，就讓我有看下去的願望。

在中國，成長於千禧年的人，大都讀過余杰的書。當年余杰還在北大讀書之時，那本《火與冰》在各大學不脛而走，同時代大學生或多或少都受過這本書的影響。儘管如此，一位剛過不惑之年的作家寫思想自傳，還是讓我稍感驚訝，因為對一個人的人生來說，40多歲之後還有千山萬水要跋涉。帶著好奇，我仔細讀了余杰這本思想自傳。

余杰四次脫胎換骨式的蛻變

讀完後，我感覺寫這本思想自傳可能是余杰多年的願望，因為一個人要梳理自己的思想脈絡，需要靜下來思考。他按照思想與信仰脈絡，認為自己在四十多歲的人生中，經過四次脫胎換骨式的蛻變：第一步，十六歲時，經過「六四」屠殺的激蕩，提前完成了成年禮，成為一名堅定反對共產主義的自由主義者；第二步，從觀看電視紀錄片「河殤」到與劉曉波交遊十年，成為批判中國專制傳統和民族主義的「全盤西化論者」，並獲得「世界人」的胸襟和視野；第三步，經由《聖經》真理的光照，看到自己是「全然敗壞的罪人」，亦是「罪人中的罪魁」的本相，從而認罪悔改，重生得救，歸入耶穌基督的名下；第四步，在中國家庭教會和海外華人教會十多年如一日「愛，直到受傷害」的服事，以及對公共神學的思考，成為基督徒中的加爾文主義者，進而建立起保守主義的「世界觀」和「文明論」。

這四步，有的人一生可能一步也未能完成，比如「成為堅定反對共產主義的自由主義者」，或者「成為批判中國專制傳統和民族主義的全盤西化論者」，並獲得「世界人」的胸襟和視野，能夠完成這四步，不僅在余杰的同時代人中極為罕見，就算是五零一代中國人，如我這類經歷文革與上山下鄉，再在改革初期通過高考改變命運，一生經歷大冷大熱，波折無數的人，似乎也少有人完成了這四步。

這種極為獨特的思想淘洗過程，余杰自述與其家庭出身有關，也與少年時中國正逢六四之變有關。但我覺得，與他同樣出身者，有不少也活躍于文化知識界；經歷過六四尤其是親身經歷六四的人更是大有人在，其中有成為異議者的人，更有選擇與政府合作的人。根據我對他的瞭解，我認為更重要的是與他個人獨特的讀書經歷及後來皈依基督教有關。

余杰自述閱讀歷程：「我之所以成為保守主義者，首先是對近代中國革命傳統和激進思潮的反思，然後從四個知識，思想和精神的脈絡中，尋覓星星點點的微光。這四個脈絡包括：經過重新闡釋的五四人物，臺灣五零年代『自由中國』的思想遺產，當代中國『思想史上的失蹤者』以及西方世界右翼知識人群體」。

余杰這四條知識、思想與精神脈絡，不同於中國1940-1950這兩代知識人。前些年中國媒體管制還未到今天這般嚴苛之時，《南方週末》曾登載過這代知識人的書單，發現大體相同：除了蘇俄文學、法國文學之外，還閱讀了不少當時為統治階級提供的「特供」書籍——內部出版物，比如《第三帝國的興亡》、灰皮書、《摘譯》等等。因為有這些並不完整的知識墊底，中國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對五四的重新闡釋，以及發掘中國從1949年以來的思想史上的失蹤者，都是由這兩代知識人完成的。前者的名篇有李澤厚的《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後者的名篇有朱學勤的《思想史上的失蹤者》，但對於臺灣五零年代「自由中國」的思想遺產，恐怕除了專業研究者，人們所知不多，就算知道「自由中國」這個知識份子群體，大多只瞭解他們的故事與人生遭遇，卻很少去讀他們的書與文章。因了這些閱讀，余杰方能「在六四屠殺之後的憤怒與痛苦中，重新梳理五四的激進主義傳統，從魯迅和陳獨秀轉向胡適和周作人；然後研究臺灣民主化進程及自由主義脈絡，發現了殷海光、夏道平、張灝等古典自由主義者」，再「從他們那裡發掘海耶克、奧地利經濟學派及基督教人性本罪的思想遺產」；然後「再在當代中國找到了顧准、林昭和楊小凱留下的火種」。

作為一個堅定不移的右派

西方世界右翼知識人群體的書，中國知識者熟悉的多是古典自由主義（保守主義），但在中國這個社會環境中，很多知識人更親近西方左派思想，尤其是挾法蘭克福學派為名的新左派借殿堂默許之便在中國登堂入室之後，這一趨勢已成，青年人受其影響極大。但余杰卻在這時皈依了基督教，這一選擇對他的保守主義價值觀形成幫助很大，因為西方古典自由主義思想與基督教思想同構：憲法與法治（源於上帝與人的立約）、反福利國家（清教的上帝救助自助者）、反對解構家庭的性開放及LGBT潮流（重視家庭責任倫理）等，最後，他在西方思想界發現了艾德蒙·伯克、安·蘭德和奈保爾等他稱為「與之心心相印的先知「，由此成為堅定不移的右派——我相信這種思想成長史在他那代人中極少。

余杰的閱讀史中，經濟學著作可能相對較少，但他對福利國家的危害的認識，卻相當深刻。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理論基礎是人性本善，不願正視人性的幽暗面，而《聖經》對人持「原罪」說，由於《聖經》是西方精神最重要的來源之一，這種「原罪說」深刻地影響了西方近代社會科學的理論建構，比如西方經濟學理論的出發點就是經濟人，即假定每個人都不擇手段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但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用市場法則（法律）將人的行為限制在某合理範圍內，最後達成各主體之間的利益平衡。產生於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中後期、並於五、六十年代完善的公共選擇理論，其理論支點只有兩個：第一是經濟學的交換方法，第二是經濟人的假設。公共選擇理論的代表人物詹姆斯·布坎南對經濟人假設做了發揮：「在人數眾多的複雜社會裡，有必要把成員看作好象他們都不自願將其行為限制在互利的限度內」，「每個人都是嚴格意義上的‘經濟人’，全都最大限度地追求私利，全都最大限度地將淨財富個人化。基於這樣一個出發點，人們才能制訂出適宜的‘法律限制’，並把它作為有效憲法對話的一個題目」。

對福利國家危害認識甚深

正因為受基督教教義及保守主義的影響，余杰對美國現狀的認識，遠比不少比他早到美國二、三十年的中國異議人士認識要深刻，他瞭解到經過羅斯福新政以及六、七十年代黑人民權運動、反越戰運動、甘迺迪-詹森政府的「偉大社會」改革，美國出現了部分「福利國家」之特徵。雖然美國的福利制度與歐洲各國尤其是北歐「社會民主主義」的高稅收、高福利制度還有距離，但比起此前崇尚勞動、競爭、自我奮鬥、自力更生、「不做工、不得食」的傳統美國來，福利逐漸成為政府的功能和特權。他很準確地把握了福利國家的危害，又不全盤否定福利，闡述他之所以反對福利國家的主要原因：

其一，保守主義者並不全然反對福利本身，而是反對政府壟斷福利。政府主導福利，勢必造成政府過分強大、干預過多和代價昂貴，政府部門膨脹、官僚主義盛行、稅收增高、通貨膨脹。因此，福利或慈善事業應當以教會、民間團體、私人機構為主；以政府為輔，政府從旁提供政策支持，不宜赤膊上陣。

其二，過度的福利讓被救助者喪失工作主動性、喪失尊嚴、喪失人格。在左派盛行的美國，奧拉斯基宣導「有同情心的保守主義」，「我們應當向政府的福利項目宣戰，不僅是因為它們太昂貴——很清楚，很多錢被浪費了，而且也是因為，在把人當人而不是當動物看的這一方面，它們表現出不可避免的吝嗇」。過度福利必然貶低人性，那些本來有勞動能力卻長期依賴福利的人群過著沒有自尊的生活。

其三，福利制度是政府調整社會分配的方式之一，以避免過度貧富懸殊，並救助弱勢群體。然而，當政府跨越「有限政府」的紅線，充當「殺富濟貧」的角色，必然破壞鼓勵辛勤工作、追求自我實現的新教倫理，挫傷商人和資本家經營的積極性，進而危害自由市場經濟的運行。

可以說，余杰這本思想自傳，普及了保守主義反福利主義的一些常識。正因為余杰深得「上帝救助自助者」與保守主義思想精髓，他因此能夠欣賞馬文·奧拉斯基（Marvin Olasky）的著作《美國同情心的悲劇》。這位從共產黨轉化成基督徒和保守主義者的學者對福利主義之害鞭辟入裡，語言尖刻。就社會福利而言，西方是處於肥胖症階段，而中國處於營養不良階段，不少中國人看了無法接受。其實這本書的道理，可以用兩句中國古話概括：救急不救窮；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如今，從世界範圍內看，推廣自由經濟思想之所以困難，是因為自由經濟的不少優點與人的直覺相悖，比如當今世界上一個最大的誤解，就是認為支持福利主義的左派較能促進基層福祉、縮窄貧富差距，而支持自由市場的右派則只顧經濟發展，漠視窮人死活。但這並非事實，請看以下研究：

根據美國傳統基金會的研究，美國的貧窮率自二戰結束後穩定下降，但自從林登·詹森（Lyndon Baines Johnson）于1963年成為總統並推行他稱之為「偉大社會」的新政後， 「反貧窮戰爭」開始，福利開支飆升，貧窮率卻停滯不下，貧富差距逐漸攀升：1960年代後期，花費1千億美元社會福利開支，貧困率大約在13%；此後，福利開支每年逐步上升，到2013年達到每年9500億美元的規模，但從1960年代後期以來，貧困率再也未曾下降，一直徘徊在13%上下。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公佈的統計報告，2015年美國的貧困率為13.5%，貧困人口為4310萬人（此次統計的貧窮家庭指生活在官方貧困線以下的人群，4口之家的年收入不超過2.4萬美元的家庭），宣告這場曠日持久的戰爭基本失敗。

強者才能成為好人　好人才能成為強者

余杰對強大的國防力量的描述，讓我想起美國青年艾裡克．格林坦斯寫的《愛心與鐵拳》(Eric Greitens: The Heart and The Fist — The Education of a Humanitarian, the Making of a Navy Seal)。 艾裡克26歲時獲牛津大學博士學位，同時成了一個出色的多次獲得金牌的拳擊運動員，但他拒絕了唾手可得的商業界的高薪聘書，毅然參加了一年只有一、兩萬美元津貼的美國「海豹」精英特種部隊的預選隊。在80%到90%淘汰率的嚴酷訓練中，艾裡克以驚人的勇氣與難以置信的毅力成功闖過了被稱為「地獄星期」（近乎掙扎於受刑與死亡線上的考驗）高強度選拔﹐成為「海豹」精英特種部 隊的軍官。「9·11」後﹐他遠赴肯亞、泰國、阿富汗、伊拉克等地執行各種艱巨的反恐任務﹐經歷了無數危險戰鬥。但是，即使在他身帶最具殺傷力的武器之時，他的人道主義理念也從未泯滅。在艾裡克的故事中，從頭到尾貫穿了一個簡單又深刻的主題：你必須是個強者才能成為好人；同時，你必須是個好人才能成為強者。

在美國，隨著來自於非民主國家的移民增加，人口結構逐步改變，更兼冷戰以後，包裝成進步派的左派佔據了美國大學近30年，影響了20歲至50歲的幾代美國人，美國人當中信奉社會主義的人越來越多。2018年，美國文化與信仰組織（the American Culture and Faith Institute，ACFI）對美國的成年人做了一項社會調查，調查結果中，最令人感到意外的是，40%的美國人現在更願意選擇社會主義，而不是資本主義。調查顯示，在18~34歲的民主黨人當中，61%的人對社會主義持正面態度。年輕人，尤其是女性，正試圖將民主黨改造為民主社會主義的工具。在受過社會主義深度危害的中國，余杰這種出生于文革後的保守主義青年更是極為罕見。在世界青年思想偏左的潮流下，余杰堅守保守主義立場，非常難能可貴。

以上是余傑思想的根本，有了這一根基，對西藏、臺灣問題的理解並支持這些地方從專制中國獨立，也就水到渠成。對於多思善思的作家，四十五歲只是人生一個重要的時間節點，更何況，世界此時正處於全球化逆轉的轉捩點、社會主義思潮在歐美青年中蔚為潮流之時，今後20年，不僅中國面臨向何處去的問題，世界也同樣面臨向何處去的問題。我相信，在與「向左、再向左」的世界潮流的搏擊中，余杰的思想會在衝撞砥礪中更臻成熟、深刻。

※作者為中國湖南邵陽人、作家、中國經濟社會學者。現今流亡美國，曾任職於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和《深圳法制報》報社。長期從事中國當代經濟社會問題研究。著有《中國：潰而不崩》、《中國的陷阱》、《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大揭密》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