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金庸去世了，會發生什麼？」在大陸的社交媒體，昨天有朋友向我問了這樣一個問題。

我很喜歡你題目中這個「如果」，所以在芸芸關於金庸的問題中挑了這條來答。想必金庸先生泉下有知，也會喜歡這個「如果」，因為他的武俠世界裡面，都是如果，沒有不可能，他嘗試通過武俠來探討的是人性的方方面面，黑暗、微明、反轉……交織在一起的這個傳統中國與現代中國的悲劇相通，沒有簡單的快意恩仇，沒有世外烏托邦。

至於會發生什麼，那是老爺子不須考慮的了。我們所見的，一個泰斗級的文化偶像的逝世，換來24小時的媒體狂歡（就爭奪流量這一行為客觀而言，我不懷疑編輯作者們的真心哀痛），這是自媒體時代常見的事。以金庸的特殊地位—他占據的不只是流行文化史、文學史、新聞史，更占據了1980年代後數代中國人人性覺醒的心，他的死訊在大陸微信圈裡刷屏，可能會延宕到72小時甚至更久，而且感動他們的理由和感動港台讀者的理由還真的有微妙的差別。

但這之外呢？

對於非武俠小說迷、非金迷的我來說，金庸創辦的明報所經歷的命運、以及他離開後明報的堅持與變異，這些都更值得關注。這個傳媒神話其實是他的小說神話的延伸，也以自身的變幻來印證人性、政治的變幻。

大陸和台灣讀者對明報，是又熟悉又陌生，這幾年在網絡上每涉及明報相關事件之爭，我都會看到很多對明報無知的說法。最常見的是以為明報還由金庸主政，且又以為金庸本人就是他小說中的大俠，於是盲目視明報為香港傳媒良心標杆。實際上，早在1993年金庸就已主動把明報控制權移交給于品海，1995年再轉售予馬來西亞親華富商張曉卿。

金庸當然也親華，但他有他自己的方式，他主政明報時做過最得人心的事情是高調反對陳毅的褲子核子論（六十年代初，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陳毅說「當了褲子也要造核子彈」），為此親撰社論《要褲子不要核子》，不惜與當時香港所有左派報紙筆戰，尤其與大公報惡戰逾年，論題涉及人民公社、對外援助、修正主義等。

其時為六十年代，金庸此舉使明報由一刊發武俠小說及馬經的小報變成有公信力、獨立正派的大報。但在前九七時期，明報以社論為時任基本法草委的金庸的「雙查方案」護航，又盡失民心，被當時香港知識分子和進步人士批評，我猜金庸黯然放手明報，與此不無關系。

傳媒是公器，這點必須成為文明社會的基本認識。雖然不少人明知而故犯，甚至包括金庸—根據張圭陽著《金庸與報業》及《金庸與明報傳奇》，金庸曾稱，報紙是老板的私器，不是公眾的公器，他也曾說「新聞自由是報社員工向外爭取的，而不是向報社內爭取的。報社內只有雇主與雇員的關系，並沒有誰向誰爭取自由的關系。」

即使在後金庸時代，明報內部的矛盾仍不時傳出，再加上明報集團員工薪酬相對偏低—也是金庸說的：「光是明報這兩個字就值三千元」，這成了說服前線人員為了理想犧牲物質的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留不住前線採編人才，至明報漸暗。

這就是我說的，「明」這個字也可以拆開為日月神教的「日月」，本來就是身處明暗交替之中的，我們從武俠世界中出來到這現實世界，萬萬不可不察—金庸用他的兩個作品：文學與報業來提醒我們。

最後對於武俠小說迷，我想寄語：金庸，俠之大者，一度做出過非常任俠的行為，無論在六七暴動還是八九民運期間，不只是在小說裡寫寫而已。你們熱愛金庸，紀念金庸的方式不應該只是刷屏流淚，而應該傳承他曾有之志，把武俠精神重新喚回我們這個委頓卑瑣的無俠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