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正處於社會巨變的歷史關口，對中國的民主轉型事業來說，這是一個有利時機。我在10月底的紐約講座中提出，海外民運力量需要抓住這一機會，調整策略和戰術，採取「先反習、後反共，兩步走」行動，將矛頭對準習近平，而不是籠統反共，以打破民運遲遲不能有所進的狀態。

我提出這個策略，是基於習已成為所有矛盾的焦點，以及他綁架中共的事實，自由民主的目標當然是推翻中共一黨專政的體制，至於中共作為一個政黨本身是否要被推翻，是可以討論的。如果它自身分裂，或在反極權的鬥爭中邊緣化為一支民主的力量，對中國的民主轉型是好的。這種情況雖然很難，但並非完全不能。然而，在中共目前還顯強大的態勢下，把反習和反共混在一起，會激起體制內眾多黨員幹部對這個政權的保護，對習近平反而是有利的。故民運需要把中共和習近平作適度切割，集中力量對準習近平個人。這裡的效果還在於，習近平若被趕下臺，中共內部的不同勢力會重新分化組合，這個過程本身會弱化中共，也許經過這個搏鬥，中共的元氣會有大損害。

在過去六年裡，習近平對中共的改造，以及由此導致的中國的變化，都是外界所未曾料到的。儘管在習上臺前，有學者預估到了他會把中國打造成一個超級的「紅色帝國」利維坦，但也認為這是一條走不通的路。然而，幾年下來，他基本上接近了目標，至少在國內，已經建立起了一個黨權絕對覆蓋的體制，可以把這個體制稱作「黨國絕對主義」。習近平採用的手段，就是一手治官，一手治民，兩手都要硬，兩個拳頭打人。

習近平建立「黨國絕對主義」

對民主轉型來說，這自然是一種不利局面，因此也使得許多投身民運的人士產生焦慮急躁情緒。這可以理解，可是，也應看到，作為攪動棋局的那個人，習近平為自己製造了眾多敵人，他如果不能控制棋局，海嘯隨時會將他吞噬。從此角度看，他的不安感非常強烈。所以他需要黨來為他的極權「背書」，把中共緊緊地綁在其「戰車」上。民運當下的策略，就是從過去籠統地反共，具體指向反習，把八千多萬黨員和習的小集團區別開來，為民主轉型爭取更多的同盟軍，積蓄力量。

為使人們更好地認識這一問題，目前還要對中國國內各政治勢力有一個清醒判斷，並具體評估習近平的權威是否受到美中貿易戰的影響和削弱，其政策調整和轉向的可能，中共內部分裂的程度，以及民主革命高潮是否或將要到來等。我想指出的是：

第一、貿易戰並未動搖習近平的權力和地位，但包括中共內部反習在內的社會力量在增長

習近平權力是否在貿易戰中受損，很難有一個客觀的評估指標。由於中共的決策體制是一個高度集中的黑箱作業的小圈子體制，局外人甚至層級不高的體制內人士也難一窺內部狀況，但這並不是說，沒有一些信號可以捕捉到。從高層特別是習近平的親信和投機者是否集中表態；以及媒體宣傳力度是否減弱兩點看，倘若兩者沒有明顯變化，基本可以斷定習近平的權力和地位比較穩固。

黨媒對習的宣傳和吹捧從來沒有停止

自6月貿易戰啟動以來，除北戴河休假前有兩天習近平的報導在人民日報「神隱」外，黨媒對習的宣傳和吹捧從來沒有停止，另外，高層也未見集中對習表態效忠。如果習近平的權力受到黨內挑戰，根據中共人事鬥爭規則，其親信或政治投機者是會出來「護主」，迫使挑戰者認輸，除非已到眾叛親離程度。可這段時間沒有看到此種表態現象。所以結論是，貿易戰對習近平的權力會有影響，但不足以動搖其地位。

事實上，這種影響主要表現在反習力量的增長上。對黨國政治勢力和派別的劃分，一向以左右或開明保守與否作標準。但在習近平已成眾矢之的情況下，以反習或擁習來劃分可能更恰當。根據這種劃分法，可將目前的中國政治力量分成五類，即反習改良派、反習擁共派、反習反共派、擁習擁共派以及態度不確定派。

反習改良派包括大部分知識份子、企業主、黨內開明官員和中產階級的多數；反習擁共派包括黨內被習以反腐名義清洗或感覺會被清洗的官員、利益集團；反習反共派包括主張激進革命的極端人士、民族分離主義者、政治維權人士；擁習擁共派包括以中下層為主體的民族主義、國家主義者，黨內軍內的強硬派，部分知識份子和官員，信奉史達林體制的左派，毛派和既得利益者；態度不確定派則包括獨立於上述各派的人，他們沒有特別的價值觀，是人數眾多的底層民眾。

從這五派看，掌握權力的是反習改良派和擁習擁共派中的官員。在對待共產黨的態度上，兩派都不希望共產黨垮臺，但反習改良派希望共產黨變成一個民主的政黨，擁習擁共派則希望保持共產黨的一黨執政。在對待習近平上，前者不喜歡，後者喜歡，習的統治雖然是小圈子，但其支持力量主要來自後者。

反習改良派比反習反共派還要多

反習改良派和反習反共派的不同則在對待共產黨的態度上，一個漸進，一個激進，但由於對習的失望，更多的人也開始選擇激進，不過總的來說，前者的人數要大於後者，對輿論的影響也大於後者。

儘管社會和黨內的反習力量要大於擁習力量，但鑒於掌權者為黨內開明派和強硬派，雖然開明派不喜歡習，但它也不喜歡共產黨被推翻，在保黨上和強硬派具有很大共同性。就此而言，習的地位至少在短中期不會動搖。

第二，中共在可見未來出現分裂的可能性不大，習近平會進行一定程度的政策轉向，但毛的底色註定了他走不遠。

在中共近一百年的歷史上，多數時候派系林立，毛澤東自己就說，黨內無派，千奇百怪。儘管如此，派系和路線之爭並未造成中共分裂。一方面是因為中共是一個列寧主義的政黨，黨內還存在著很強的紀律約束；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在各派之上有一個相對具有權威的共主。以毛鄧時期為例，前者的派系有蘇區黨和白區黨，蘇區黨又存在紅一、紅二、紅四方面軍三個山頭，白區黨則以劉少奇為代表。各山頭和派系之上的共主是掌握絕對權力的毛。後者有處於一線的胡趙和處於二線的所謂八老。胡趙的改革色彩明顯，八老除鄧之外，以陳雲為代表保守色彩濃厚。而鄧在經濟改革方面則支持胡趙。所以就形成了改革和保守的分壘。但都尊鄧為共主，雖然程度不如毛。

習的地位至少在短中期不會動搖

到江胡時期，派系也很多，有以曾慶紅為首的太子黨，以胡錦濤為首的共青團系，如果按保守和改革來劃分，則有以溫家寶為代表的黨內改革派和太子黨為代表的保守派。太子黨內部也不是鐵板一塊，薄熙來就是作為挑戰者而出現。另外，也出現了以周永康為首的政法系。相對來說，江胡時期沒有明顯的共主，這使得各派系少了節制力量。而這一時期不同派系之間的你爭我鬥沒有造成中共分裂，很大程度上歸於中共處於上升期。

慣用反腐和政治紀律基本消滅了江胡時期的派系，現在黨內沒有明顯派系，或者只有習派。雖然黨內反習勢力也在醞釀和聚集，但短期形成抗衡習的力量應該沒有。還要看到，當外部危機威脅中共統治時，共產黨的危機意識和團結意識會被激發起來，這不利派系產生。故在習時期，中共分裂的可能性不大。

習近平是一個集毛鄧於一體的矛盾混合體，毛是體，鄧是用，他兩者都想要，魚和熊掌兼得。換言之，習並非不想要改革，但毛的「體」決定了改革限度，即改革只能在毛的底色的基礎上進行，同時只能以他的行事方式推進，這就導致體用衝突，並使其政策和路線常以一種反改革的面貌出現。

從近期來看，由於改革開放40周年的慶典臨近，加上貿易戰的壓力使黨內和社會已經形成只有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才能化解這種壓力的高度共識，習近平在經濟上會改變前期的一些僵硬政策和做法，改革開放會有所進展，但政治會繼續當下的緊縮狀態。

第三，美中貿易戰雖然給中共製造了不少困難，但不等於民主革命高潮已到，且中國國情的特殊性阻礙了民主轉型。

中共目前的形勢可用內憂外患形容，但從長歷史判斷，民主革命的最有利時機尚未出現。

民主革命的最有利時機尚未出現

根據民主轉型的一般理論，一個社會的宏觀結構對民主轉型會帶來影響，但民主轉型要成功，必須有政治反對派的出現及其強有力抗爭，還有政權內部的分裂。習近平上臺前以及上臺初期的情況似乎具備了轉型的要件，包括經濟和社會自由對政治自由的需求，以維權組織為代表的公民社會的初步出現和抗爭，以及高層權力鬥爭的加劇，對治理變革達成共識等，期間也爆發了薄熙來事件，涉及路線之爭，但並不具有強硬派和改革派鬥爭的含義。另外，社會也沒有形成強大的反對派。所以，雖對中共構成的壓力很大，但還不足以動搖其統治。

現在，這些有利民主轉型的因素在習近平的打擊下，都基本消失，中國在江胡時期取得的一點有限自由向極權方面倒退，即從胡時代的淺極權主義（也有大陸學人叫威權主義）轉向目前的深極權主義或晚期極權主義。如果按照威權—自由化—鞏固—成熟這樣一個經典的轉型過程看，中國目前是在威權前面還加上一個極權階段，第一步尚未邁開，未來會不會直接從極權階段跳過威權階段向自由化階段邁進，有這個可能，但從理論分析，要做好從極權轉向威權的準備。

除此外，中國國情的相對獨特性也不利反極權爭民主，可從四個方面看：

一是歷史包袱太重，傳統皇權思想和意識對國家結構和國民意識的深層影響，文革造反所導致的極端混亂；中共對八九六四的鎮壓對知識份子產生的心理陰影，三者的疊加共同生成了國民的奴性人格，以及求穩怕亂心理。

二是中產階級對體制依附的特殊性，中產階級的壯大被認為對民主轉型有促進作用，但中產階級也有保守的一面。中國中產階級的保守性更明顯，因為中產階級依附體制，和體制有密切的互動關係，這點比其他國家突出。

三是中國地區差異和貧富差異的擴大對民主運動似乎是一個有利因素，但也要看到，當中共去解決這兩個差異時，它就會變成促進穩定的因素，也即地區差異和貧富差異自身含有消解革命的因素。

四是中共的民族主義話語體系和敘事策略，民族主義是支持中共的一支重要力量，民主運動在這個問題上出現了不該出現的失誤，過於追求純粹民主，不能包容一點民主的雜質，包容民族主義甚至民粹主義的缺點，對它們的批判多於理解，特別是海外華人民主力量中的一些獨立行為，將民族主義者推向中共懷抱。

中共能否撐下去取決四個變數

總的來講，貿易戰和美國對中共的圍堵對中國的民主轉型有幫助，但如果因此判斷中共撐不了多長，屬於盲目樂觀。中共能否撐下去取決四個變數：可動用的財政和資源狀況，員警和軍隊的鎮壓力量，社會的反抗程度，以及國際社會的反應。美國的圍堵只是因素之一，而且必須導致在國內發生裂變才有作用。

有鑑於此，目前海外民運打出反習旗號，先反習，再反共，兩步走，對推進民主轉型可能更好。分化中共和習的關係，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反習力量，特別是黨內開明派，並盡可能去影響廣大底層的立場不堅定的民眾，是民運要做的事。

※作者是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