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爲偉大文學家的金庸，香港各界基本一致推崇，只有少數「本土派」指責金庸小説中的「大中華意識」。作爲政治參與者的查良鏞卻頗受爭議，指責查良鏞「投共」、「反民主」、「反新聞自由」的聲音不斷。

其中，以吳靄儀在香港明報發表的《金庸．查良鏞 1924-2018》最有代表性。她認爲「無論在小說領域或政治範疇，他的成就都有不能掩蓋的缺陷」。在對小説領域上，她認爲金庸「過於理想主義和浪漫主義」，又帶有「明君」的思想。在政治範疇，她抨擊查良鏞「過於現實主義」，沒有爭取「民主」，甚至「從頭到尾都反對爭取民主」。在隨後一個文化沙龍上，吳靄儀再次抨擊查良鏞「更像岳不群」。

吳靄儀曾經是金庸小説的評論家，曾經在查良鏞主事的明報下工作，後來又投身法律界和政治界，爭取民主與捍衛法治，在香港享有一定聲譽。這令人認爲她的説法具有一定權威性。但這無法掩飾她對金庸和查良鏞的評價帶有固有的偏頗。對此辨析之所以重要，因爲它不僅關係到如何評價查良鏞，還關係到如何認識「香港的保守民主派」以及「民主派與中共的關係」等更基本的議題。

這篇文章本來發表在香港媒體更合適，但不知何故，好幾個香港媒體都不願意刊登。在香港非建制派的媒體中，批評查良鏞沒有問題，批評「民主派的圖騰」吳靄儀倒成爲禁忌。這對強調「言論自由」的香港非建制派媒體真是一個諷刺。

「廣義民主」難道不是民主？

吳靄儀通篇談論的民主是「一人一票的選舉民主」，這是否民主的唯一含義？乍眼看來，這種質疑有點中共的宣傳「民主不只是一種形式」的意味。其實不然。

中共對「民主」的反駁總愛從遠古出發。一般首先談及希臘時代，民主和共和是兩個意思，民主是一人一票投票制度，共和則是精英統治。因此，民主和共和反而是對立的。接著，中共又會抛出美國國父傑斐遜「反對民主」，他認爲「民主」會發展為法國式的暴民政治，因此努力通過制度設計限制民主，保證共和。中共的結論是，民主是不好的，甚至是不必要的。

中共的這套説辭，我想吳靄儀能立即反駁：現代意義上的民主，已經和以前的民主有很大差別。在美國政治學，只著重選舉的民主一般稱爲狹義民主（「thin」 democracy），現代的民主，即廣義民主（「thick」 democracy）則包括選舉、法治、人權等方方面面。我們現在說的爭取民主，不限於「一人一票」，而是整個民主制度。

然而，吳靄儀在評價查良鏞的時候沒有區分「狹義」與「廣義」的民主，專用那種狹義的民主去理解和討論查良鏞。於是，查良鏞就「從未追求民主」了。

無疑，查良鏞強調的香港成功的八大支柱「自由、法治、穩定、繁榮」沒有「民主」，但不能否定查良鏞依然追求民主，追求「廣義民主」。如果簡單地說「查良鏞從來不追求民主」，很容易抹殺查良鏞對民主的追求和貢獻。查良鏞對廣義民主的追求是真心實意的。他不像中共那樣只把「法治」變爲「法制」，把人權停留在「TXT」，把否認狹義民主當成否定廣義民主的擋箭牌。

查良鏞也不像吳靄儀認爲的那麽無知和幼稚，不了解「沒有（狹義）民主，法治難以持久」。查良鏞有關民主的論述，最鮮明地反映了《袁崇煥評傳》中。《袁崇煥評傳》不是小説，不需要隱晦和文學處理；它也不是社評，不需要為時局而斟酌言語。

查良鏞猛烈批判專制制度，他指出：「君主集權的絕對專制制度……將（明朝）這富於文化教養而勤勞聰明的一億人民、這舉世無雙的富強大國推入了痛苦的深淵」，「一天沒有民主制度，赤膽忠肝衛國保民的大英雄就一天會有此下場」。

他又說：

（孫中山）向中國人指明：必須由見識高明、才能卓越、品格高尚的人來管理國家大事。一旦有才幹的人因身居高位而受了權力的腐化，變成專橫獨斷、欺壓人民時，人民立刻就須撤換他。袁崇煥和崇禎的悲劇，明末中國億萬人民的悲劇，不會發生於一個具有真正民主制度的國家中。把決定千千萬萬人民生死禍福的大權交在一個人手裡，是中國數千年歷史中一切災難的基本根源。過去我們不知道如何避免這種災難，只盼望上天生下一位聖主賢君，這願望經常落空。那是歷史條件的限制，是中國人的不幸。孫中山先生不但說明了這個道理，更畢生為了剷除這個災禍根源而努力。

這裡的「民主」，顯然包括了與專制相對的「狹義民主」。試問，如此見識的人，會反對選舉民主？會是那種從來反對追求民主的人嗎？

民主不絕對，就等於絕對不民主？

查良鏞的一個「黑點」是在1988年11月提出了所謂「非常保守」的「雙查方案」。然而，「雙查方案」真的是非常保守嗎？當時很多人確實如此認爲，但三十年過去了，我們應該有新的評價。筆者在《金庸提出特首選舉「雙查方案」，真斷送了香港的民主？》詳細地分析了前因後果，反駁了這種論點。

簡而言之，當時有五個不可忽略的時代背景。

第一，當時中國還在改革開放，各界對中國改革依然抱有很高期望。

第二，港英在1984年才發表《代議政制綠皮書》，要推動民主，到1988年，立法會沒有一席通過普選（直選）產生。

第三，《中英聯合聲明》裏面規定，「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選舉產生特首並非中國承諾的選項，遑論普選。能爭取把普選寫入《基本法》是當務之急。

第四，《基本法》起草卡在回歸後的政制發展的問題上，懸而未決。1988年4月《基本法（草案）徵求意見稿》中列出列出五個方案候選，其中三個沒有普選選項。其中與民主派支持的「190人方案」支持度相近的工商界提出的「89人方案」根本沒有提及普選產生特首的事宜，比後來的「雙查方案」更保守。

第五，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大多數是中方成員，沒有中方支持，任何方案都不能通過。而且，即便港方，能得到「保守」派的支持也不容易。

「雙查方案」是兼有進步和保守的成分的妥協方案。保守的部分，正如民主派指責的，它沒有從1997年就開始直選。但如果堅持這種立場寸步不讓，《基本法》起草就無法進行下去了。進步的部分則包括了「普選」、「公投」、時間表等關鍵元素：「第三任行政長官任內，進行一次全體選民投票，以決定第四任行政長官是否普選，以及第五屆以後的立法會是否全面直選。」

最重要的是，「雙查方案」是一個可以被中共和香港保守派接受的「較民主」的方案，整個方案已經寫入草案，如果按照初衷，按部就班地執行，2012年香港將能有機會特首普選。

可是六四事件後，查良鏞因爲支持學生，退出草委會，方案中的進步部分紛紛在最後版本中去除，只留下保守的部分。筆者思考的反而是，如果查良鏞繼續違背自己的良心，繼續留在草委會，是否能説服中共保住這些進步條款？

筆者要指出的另一個關鍵點，就是如果方案能被採納，並且按部就班地執行，那麽大概2008-2009年就可以定下普選特首的方案。不要小看只提早短短五年，這個時間節點非常重要。筆者曾論述，2008-2009是中國的轉折點，方案能趕在胡溫執政的年代，中國還沒有這樣對《基本法》「按自己的方法解釋」；香港還是曾蔭權時代，也不至於對後來那樣對中國亦步亦趨。這樣，香港能有更民主的普選的可能性很大。

無疑，查良鏞在追求民主的路上顯得沒有吳靄儀等人這麽激進，或者說他更追求廣義民主而沒有這麽追求狹義民主。但一個社會需要激進和保守的人，才能互相平衡。更重要的是，社會需要能把事幹成（get things done）的人，而不只是空談激進的人。查良鏞能探知中國的底線，知道如何把事幹成，同時讓香港人利益最大化，這豈可輕易否定。

中國官場有句令人側目的話：「忠誠不絕對，等於絕對不忠誠」。我想類似的話，也可以給吳靄儀提個醒：民主不絕對，就等於絕對不民主嗎？

關於殺父之仇和投共

同一個文化沙龍，吳靄儀與程翔還進一步指責查良鏞「投共」，這主要指兩件事。第一件是查良鏞的父親在建國之初被共產黨殺死，查良鏞還在左派報紙工作。第二件是查良鏞見過鄧小平之後，開始幫共產黨説話。筆者在這裡拓寬討論一下。

中國共產黨喜歡自吹自擂，歷史上也干過很多錯事，很多人對共產黨的態度非常負面都不難理解。但同時無法否認：第一，共產黨也干了不少好事；第二，在幾個時期共產黨的形象非常正面，確實給人不錯的觀感與希望。這樣的時期有「兩段半」：「兩段」指1949年前後到1956年、1978到1989年；「半段」指1992到2008年。

2009年的《建國大業》聼上去是典型的中共宣傳片，但它可謂「主旋律」電影中最接近真實的一部。我曾請教過人，即便立場反共的也大致認可這部片基本正確。確實在1948-49年，大部分中國人都覺得國民黨沒希望了，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在建國初期到反右和大躍進前，中國還走新民主主義的路綫。這時雖有一系列的運動、分土地、公私合營，但對大部分人來說，因中國和平的紅利、蘇聯的技術注入、國家政府機能的重建，第一個五年計劃後，生活和生產都得到實質性的提高，給絕大部分人帶來真實的滿足感。

有人不明白，爲何查良鏞的父親被中共殺了，查良鏞還「投共」。其實，查良鏞在自傳体散文《月云》中就解釋：

宜官在香港哭了三天三晚，傷心了大半年，但他沒有痛恨殺了他爸爸的軍隊。因為全中國處死的地主有上千、上萬，這是天翻地覆的大變亂。在宜官心底，他常常想到全嫂與月雲在井欄邊分別的那晚情景，全中國的地主幾千年來不斷迫得窮人家骨肉分離、妻離子散，千千萬萬的月雲偶然吃到一條糖年糕就感激不盡，她常常吃不飽飯，挨餓挨得面黃肌瘦，在地主家裡戰戰兢兢，經常擔驚受怕，那時她還只十歲不到，她說寧可不吃飯，也要睡在爸爸媽媽腳邊，然而沒有可能。宜官想到時常常會掉眼淚，這樣的生活必須改變。他爸爸的田地是祖上傳下來的，他爸爸、媽媽自己沒有做壞事，沒有欺壓旁人，然而不自覺的依照祖上傳下來的制度和方式做事，自己過得很舒服，忍令別人挨餓吃苦，而無動於衷。

這是一篇境界非常高的散文，無需進一步解説，但顯然不是每個人都能理解當時知識分子的這種情感。

作爲文學家的金庸前儒後佛，兼修道家。儒家強調為國為民，佛家強調因果寬恕，道家強調超脫自然。其實只要看看金庸的武俠世界就知道，雖然殺父之仇往往推動故事發展，但金庸反對那種「殺父之仇，不共戴天」的偏執。《碧血劍》中，袁承志沒有殺掉崇德和崇禎；《神雕俠侶》中楊過沒有殺掉黃蓉，最後還悔然反省；《倚天屠龍記》中的張無忌沒有記住慇素素的話找六大門派報仇；《天龍八部》中，蕭峰一開始執著殺父之仇，反而誤殺阿朱，終身後悔。

第二個段是打倒四人幫之後，以鄧小平等爲首的領導層平反文革，改革開放，否定毛澤東路綫，重燃中國的希望。這時，共產黨形象又重歸正面。鄧小平訪美訪日都引起外國傳媒好評如潮。在八十年代的人，無論是中國人、香港人、外國人都普遍對中共有期盼，認爲中國能越變越好。查良鏞最初反對香港回歸，見過鄧小平後轉變看法，擔任基本法起草委員會草委很正常。當時主張「民主回歸」的人一大堆。如果說查良鏞投共，那麽加入草委會的司徒華、李柱銘豈非也投共？

八九六四事件中，查良鏞旗幟鮮明地站在學生的一方，在宣佈戒嚴時就辭去草委會職務。六四事件後，他猛烈批評鄧小平，在電視採訪前失聲痛哭。他隨後退出政界，卸下明報社長職務，幾年後全面退休，已表明了其態度。

即便鄧小平形象一朝喪，也不能否定他1992年南巡重啓改革開放，對中國的歷史性功績。對不少中國人來説，從收入極低到滿足溫飽到小康，是扎扎實實的進步。當然，中共停止政治改革，只能說「半段形象好的時期」。但查良鏞已經放棄從政和傳媒，也就不存在所謂「投共」的問題了。他在大陸所獲得的榮譽當之無愧，不是「投共」換回的。

※作者為旅美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