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國官方新華社在推「義和團精神」與毛澤東時代控制管理基層社會的「楓橋經驗」，重慶、福建、浙江等地高考需要「政審」的官方招生檔陸續曝光。這些疑似「文革」的烏雲聚集之時，又有人將一批擁護「文革」、反對私有制的街頭大字報視頻發送給美國明鏡網，稱是北京街頭所見。到此時，中國人確實不能忽視：習近平等高層領導表露出對毛統治方式的熱情之時，中國社會的毛左也日益活躍，文革中一度成為「領導階級」、榮膺「革命主力」的社會底層曾擁有的權力幻覺再度復活。

重提義和團「團結禦侮」為哪般？

義和團的掌故中國人多少都知道一些，但瞭解的程度有深有淺。在中美貿易戰戰況未明，中國覺得自己受了美國「欺侮」之時，官媒發一篇標題為《民族意識覺醒——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的文章，強調「由於外敵入侵，由民眾自發形成的義和團運動，展現了百年前中國民眾團結禦侮的決心」，其目標再明顯不過，無非是曉喻國內民眾：如果貿易戰造成中國方面經濟下滑、國運日衰，中國民眾應該團結禦侮，否則與百年前能逞血氣之勇的義和團教眾相比，你們都得自愧不如。

從2005年、2012年中國發生的波及全國幾十個城市的「反日示威遊行」來看，中國決不缺少這種奉旨造洋人反的「義和團」；從中文推特2017年郭文貴發動的「郭氏推特革命」來看，那種稱「當很多人一起行動時，就叫民主革命。革命過程中同樣可以咒駡、欺騙、造謠、傷害、殺死他們。我有權以這些手段對付任何一個或多個或全體壓迫者，怎麼有效、怎麼管用就怎麼來，就這麼簡單」的人還大有人在。女學者資中筠早就說過，「一百年了，沒有長進，上面還是慈禧，下面還是義和團。……把國內矛盾轉到一個境外敵人身上，這是慣技，到後來失控，再行壓制，然後和外國還得妥協。」

這種潛在的「義和團」何時成為政治力量，就看誰來喚醒他們並讓他們有參與政治的機會。

「楓橋經驗」是什麼？

中共重提「楓橋經驗」的活動規格挺高，全稱是「毛澤東同志批示學習推廣『楓橋經驗』55周年暨習近平總書記指示堅持發展『楓橋經驗』15周年大會」，借助了去世與在世的兩代黨魁的權威，重心其實就是中央政法委書記郭聲琨在會上強調的所謂「新時代楓橋經驗」，其核心內容是「基層社會治理現代化」，建設平安中國——這口號說明，目前中國基層社會，求平安已不可得。

中國農村自2005年廢除農業稅之後，鄉村幹部不再承擔徵稅任務之後，對鄉村治理基本處於放任狀態，我在《中國：潰而不崩》中第六章「地方治理的困境」中，基於大量事實分析，指出中國縣級以下政治基本被黑惡勢力控制，少數地區已經完全成叢林化狀態，流氓地痞當家，全無公道可言，縣、鄉一級政府對村級統治完全依賴村一級基層幹部，也不問及這些幹部品行良莠，放任自流。因此這次重提「楓橋經驗」，並將「楓橋經驗」從傳統鄉村治理向城鎮、社區治理延伸，在流動人口服務管理、特殊群體服務管理，再加上環境治理、農村土地經營權流轉、企業治理和網路治理方面的內容，其核心就是全方位實施社會監控。

1963年11月，毛澤東在批示中國公安部的一個檔中，特別提到「楓橋經驗」，並要求「各地仿效，經過試點，推廣去做」。1964年1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依靠群眾力量，加強人民民主專政，把絕大多數四類分子改造成新人的指示》，將「楓橋經驗」推廣至全國。必須指出，文革結束之時，楓橋有人口13.7萬人，歷年戴帽的四類分子有3,279人，大約每50個人中就有一個「四類分子」（毛時代的政治賤民，包括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等四類人）。鄧小平提倡改革開放後，為四類分子摘帽子，讓他們從政治賤民升格為普通社會成員，並將毛時代的這類劃分政治賤民稱之為「左禍」。如今中共治下，各種社會矛盾突出，很多因為征地被剝奪土地、低保名額分配不均的利益受損者，還有檢舉村幹部貪污的村民受到不公平對待，外出上訪，均被基層劃為「特殊群體」，只是當局從未說明這類群體人員的數量與百分比。

簡要概括，就是利用毛澤東1963年批復的「楓橋經驗」（讓人民群眾互相監督、揭發檢舉），輔之以互聯網時代的高科技，全方位覆蓋鄉村等統治死角，加強社會控制。重點提浙江經驗，那是因為習近平在浙江省委書記任上時，曾指示堅持發展「楓橋經驗」。

中國為何有人喜歡「文革」？

本文開頭提到的大字報並非今年出現於北京街頭，而是前年出現在鄭州街頭。但它證明了中國現實：部分社會底層對「文革」的嚮往從未消失。鄭州是中共革命時期的工運基地，由於革命傳統的影響，早在上世紀末期就出現了一個特別堅定的毛左群體，經常舉辦各種懷念毛澤東的集會。世紀之交以來，中國的高等教育產業化讓大批不合資質的學校升格為「大學」，大量農村青年竭盡家中財力，讀完種大學之後還是無法就業，成為遊蕩在社會底層的知識青年，失望、焦慮與不公平感，讓他們天然嚮往早就被毛左們美化的毛時代：缺吃少穿、普遍貧窮、買糧食、布料都需要憑票證購買的計劃經濟，被毛左們美化成「生活有保障」；三千多萬城市青年無法就業，被送到農村上山下鄉，被美化成「人人有工作」。幾代人擠一間簡陋住房的日子，被他們美化成「政府分配免費住房」。

這些人熱愛「文革」的真正原因其實是：文革的群眾運動，讓每個機構的普通職工有了打倒上層的機會，讓居於社會底層的工人、農民滿足了「翻身做主人」的權力幻覺。在將走資派、地富反壞右等政治賤民戴上高帽子驅趕遊街打罵侮辱之時，那種可以主宰他人命運的感覺，讓一批「文革」的受益者食髓知味，終生難忘。

現在的中國社會，「文革」的一切條件（領袖崇拜、群眾追隨，瘋狂發洩社會仇恨）都已經具備，因習近平反腐逃亡海外的富商郭文貴通過推特與自媒體發動的「郭氏推特革命」就充分證明了這一點：郭的追隨者對郭這位「領袖」，諂媚者不停奉上各種尊號，例如百年民主第一人，功蓋耶穌、德配孔子——當年毛澤東都未得過這類尊號；但凡有人表示對郭的質疑或不願意參與歌頌，追隨者一湧而上，造謠、抹黑、潑髒水，各種暴力語言，例如砍頭、剝皮等讓正常人不忍卒聞的話語噴湧而出。我少年時期經歷過文革，親眼見過這種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包括集體屠殺的「群眾革命」：一個缺乏上升管道的等級社會，一個經歷過共產革命的社會，群氓具備的暴力傾向與權力崇拜產生的權力幻覺，只要有權勢者引導，立刻會化為焚燒整個社會的參與熱情。

世界向左轉，中國的左必伴隨血腥暴力

目前，中共當局還未正式觸發社會底層的權力幻覺，但對富人的打擊（從查處逃稅的重罰到向藏金海外的富人徵稅），都得到「毛左」的迎合。比如文章開頭述及的大字報的內容，標題赫然寫著：「文革」是人類文明燈塔，不接受就被動承受。大字報的內容是批判私有制。事實上，中共才是全國唯一的大地主（土地國有）與最大的資本擁有者（銀行國有，大企業國有），各種民營資本只占全國經濟的三分之一左右，毛左對私有制的批判有意錯置靶子。

資本主義在發展早期，就孕育了它的解構與破壞性力量——各種左翼學說。解構性力量以蒲魯東的工團主義、主張議會鬥爭和社會改良的伯恩施坦修正主義為代表，破壞性力量則以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為代表。馬克思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學說通過前蘇聯、中國及東歐國家的社會主義實踐得以實現；後者通過歐洲各國的社會民主義義政黨的議會道路成為現實，這條道路就是讓政府通過高稅收建立全民福利制度。這種制度是讓富人與中上層用高稅收支撐高福利，向底層民眾贖買革命權利。與蘇聯、中國實踐過的剝奪富人、消滅有產階級，將一切資源與私有財產收歸國有的暴力共產相比，算是一種溫和的慢性共產——這種共產目前已經遇到瓶頸，需要另文討論。

回過頭來看中國，社會分配不公已居世界前列，社會上升通道更是嚴重梗阻，大學生畢業即失業現象非常普遍，社會仇官仇富的情緒籠統化為仇恨一切成功人士。「文革」所需要的社會情緒都已具備。只要當局一點火，讓社會底層覺得有奉旨造反的可能，那權力幻覺立刻會化為參與熱情。這種狀態下，最容易受傷的其實是缺乏政治保護的社會中層，前幾年，我曾問過一位國內媒體界人士：在暴君與暴民之間，你們更怕什麼？ 答：兩頭怕。以現實壓迫感而言，暴君是眼前的威脅；從長遠而言，暴民比暴君更可怕。「文革」就是暴君毛澤東與暴民（形形色色的造反派）相結合。

※作者為中國湖南邵陽人、作家、中國經濟社會學者。現今流亡美國，曾任職於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和《深圳法制報》報社。長期從事中國當代經濟社會問題研究。著有《中國：潰而不崩》、《中國的陷阱》、《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大揭密》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