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在中國大陸關於「香港已死」的論調亦興盛一時，不過對於大多民眾而言主要分成兩派，一派是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國家強盛的主旋律下，慨歎香港逐漸的被邊緣化，另一派則強調九七後中共對香港自由民主法治等核心價值的破壞，以致喪失了昔日的多元活力。

其實，對於最普通的民眾而言，也許港劇，香港電影，粵語流行曲這香港流行文化最重要三駕馬車的萎縮與勢弱才是他們最關心之處。即將過去的2018年，香港多位名人逝世，一些有心者把他們的生平串聯起來，寫成類似《港殤：宗師、黑幫、美人與死亡》的網路文章，拼圖勾畫一出香港文化簡史，並往往預示著一個時代真的過去了。這種文章雖未能點白背後的社會政治環境（為通過審查），但所陳列的事實卻有力地激起在目前對香港新聞重重審查的中國大陸其民眾迴響，香港文化黃金時代的一去不復返是否真的印證the city is dying？

如最近香港政治評論人劉細良先生文章《悼念金庸，我們在悼念什麼》所講，論饒宗頤，林燕妮，劉以鬯，金庸，鄒文懷們的成就，無不得益於昔日香港自由的環境，相對健全的法治，正常的商業市場機制。要知道，六十年代饒宗頤飛往英法研究當地所藏敦煌畫稿時，與他齊名的所謂國學大師季羨林正在接受和參與無窮無盡的政治運動；李小龍當年跟詠春宗師葉問學拳，而葉問於民國時代曾幫過地方政府做事，若49年不離開大陸，則同佛山等地許多著名拳師一樣死於鎮反或被禁習武（君不見49年後香港保留了包括中國功夫在內的大量中國文化之花果飄零）。

李之後被鄒文懷賞識，培養成國際武打明星更是香港電影工業興起使然。八九十年代香港流行文化走至巔峰，各種大膽新奇的cult片，雋永的江湖美學電影，周星馳的無厘頭，朗朗上口完美大敘述的粵語流行曲，撐得起日後半個華語演藝圈的藝人培訓班，這段黃金歲月與當時香港及其周邊地區政治經濟密切相關。

還我一個自由城市

恰巧地，香港著名填詞人黃霑曾在其博士論文中明確指出，1997年是香港粵語流行曲時代的終結。與其他香港流行工業一樣，經濟危機和其結構轉型，過度商業化套路化的發展，盜版問題是主要原因。而時至今日，若單單對於電影和流行音樂而言，毫無疑問，回歸中國，為迎合大陸市場「重新中國化」才是其衰敗的最重要原因。

當現今人們看到澳洲華人藝術家巴丟草的作品展覽因大陸方面的壓力而被取消，馬建的文學講座傳出會被禁止，三中商壟斷了香港圖書發行，不聽話的藝人會被全面封殺，社會上處處被設碰不得的紅線，管理創意文化的機構官僚重重，相信「還我一個自由城市」是很多香港人悼念文化名人背後的心聲。

然而，儘管人們極其懷念英治年代文化蓬勃的自由氛圍，但這是否意味著當日金庸、亦舒、黃霑的作品就無可挑剔呢，又或說今日香港文化真的沒有可喜之處嗎？其實也不儘然。

相較等同於香港文學的代名詞金庸、亦舒，董啟章、黃碧雲、西西無疑更能為香港不是文化沙漠正名。就算在武俠小說領域，喬靖夫也開創了新的寫法，擺脫過往武俠必定與家國仇恨的搭配與對武學的功能性利用，而是以專注武學為中心不斷反問武學的意義；又或現今唱遍大江南北，明顯不覺膚淺的林夕和黃偉文的歌詞；像樂隊Rubberband的富有人文觸覺，組合my little airport的文青小敘事——當然，最值一提的是近年反映社會運動的一系列本土電影，音樂，藝術，他們一早已放棄了大陸市場，轉而抓緊時代脈搏去創作表演，電影《十年》《樹大招風》《中英街一號》，何韻詩與黃耀明，盡是佳例。

正如學者Ackbar Abbas在著作《香港：文化與消失的政治》（Hong Kong：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中所講，儘管香港這座城市的流行文化都在九七後蒙上陰影，但或許也因為這個原因，香港才擁有能重朔自身文化和身份的韌力和彈性。

與台灣樂壇配合霸權式中國性論述

香港文化不會再以一種穩定的表徵出現，或形成另一種穩定的身份，它必須學會擁抱消失，改寫消失，最終超越消失。現實上，擺脫龐大的大陸市場後，如何繼續以普世而不是制做偏激仇恨的族群對立南向，如何安頓好一個創作人對以往無包袱的理想創作環境的追念和今天為之奮鬥的有包袱的追求，是逼切的難題。

當然，由於重重資訊封鎖，以上所說的，近年香港抗爭文化是中國大陸大部分人難以察知的，但若論夾帶私貨式的價值輸出，香港的流行工業作品如今仍能輻射著整個中國大陸。如前不久上映的電影《無雙》，前兩年的《寒戰》均受觀眾高度認可，與影片中的主角人物香港式多元、包容價值觀的綜合呈現不無關係，劇集《天與地》則深刻反映了人性的複雜（以致在大陸最後幾集被禁）。

流行音樂方面，作為學者同時創作歌詞的周耀輝在其著作《多重奏：香港流行音樂聲像的全球流動》中提到，例如一些香港音樂人在創作中國風音樂時，走上了與台灣樂壇配合霸權式中國性論述，歌頌單一中國傳統價值文化不同的道路，他們鑒於香港長期處於歷史的夾縫裡的「雜種性」處境，將中國性變成一種冷漠的疏離、一個曖昧的空間和一場持續的掙扎；於是乎它使中國性女性化，為質疑歷史和性別表演開拓了空間。

整體來看，如果說中國風是一種文化的戰略，意圖把中國性重寫得真實、單一、不容置疑，那麼香港的中國風就是一種反抗。（薛凱琪《糖不甩》、劉德華《觀世音》、泳兒《黛玉笑了》、容祖兒《小小》、何韻詩《大紅袍》都是以上所說的代表作）如今中國風似乎已過去，而只要仔細聽聽像陳奕迅般級數的歌星近年推出的粵語專輯，不難發現香港音樂人始終保持著一些流行音樂難以承載的關注。至於文化明星，那更是香港的招牌，不知多少大陸讀者從buy陶傑和梁文道的文章到主動翻牆去看《蘋果日報》。

最可悲又可笑的是，中國大陸人人都慨歎香港已死時，仿佛自家地重生了一番。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