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國基專欄:從非綠到深綠 自由時報的奇妙轉身《編輯台憶往》之十四

俞國基 2018年12月04日 07:00:00

林榮三雖在報頭上大書:「台灣優先,自由第一」,但並不表示他認同民進黨所界定的本土意識,因此2000年的總統大選,他力挺連戰。(維基百科)

2000年5月20日,陳水扁就任總統,直至2001年5月,這一年,可說是臺北政壇最熱鬧的一年。國民黨從建立中華民國開始,執政九十年,萬萬料不到,一夕之間,竟被一個手上沒有兵權、出身農戶的小民輕輕推倒。政權易手,舉國震驚,國際側目,對岸失措。臺灣兩千三百萬人自不免拭目以待,期望充滿朝氣的民進黨有所作為,將臺灣帶到一個新的境界。

 

阿扁當選總統 人民望治

 

當然,臺灣人民深知,臺灣要向前行,關鍵有二:一是兩岸如何從敵對關係進而成為合作互補的局面;一是如何發展經貿,提升科技水準,加強基礎建設,改善投資環境,使臺灣在進入廿一世紀後,能有一番新面貌。因此,阿扁就任之後,不少產官學及媒體紛紛提出建言,寄望新政府有新的人才、新的面貌,提出新的改革計畫,展現新的格局,以有別於國民黨的暮氣沈沈。

 

政黨輪替之前,國民黨已由李登輝執政逾十二年,這十二年應該算是一個過渡期。今天回首往昔,李登輝的執政完全是「雙重人格」。表面上,他延續國民黨原有的路線,組統一委員會,並高唱統一口號,但實際上,他的內心卻是百分之百的大獨派。他先是採用了蔡英文提出的「兩岸特殊國與國的關係」,接著又以「戒急用忍」作為兩岸經貿發展的指標。

 

當年王永慶野心勃勃,計畫在大陸閩南地區的海滄大筆投資,設立石化專區,但因「戒急用忍」政策勸阻而未果。如果台塑當年順利在海滄建廠成功,則今日大陸的石化工業幾乎就是台塑的天下。李登輝深信「中國必亡論」,一方面造成兩岸關係的緊繃,一方面臺灣失去了一個大好的投資機會與消費市場。如今臺灣經濟二十年原地踏步,李氏政策應居「首功」。

 

阿扁脫穎而出之後,各方期待甚深,即使是國民黨的元老重臣,亦願意提出若干建言,寄望阿扁能擺脫李登輝的陰影,走出一條新路。當時與阿扁競選總統失利而擔任國民黨主席的連戰,甚至出書提出「兩岸邦聯」的構想,獲得中共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的善意回應,表示不否定臺灣以邦聯做為統一形式的建議。此外,兩岸大三通從學者到企業主管都積極呼籲,希望大三通為臺灣帶來新的商機,減少交通的成本,事不宜緩,不能再拖。

 

召開「全國經濟會議」回應

 

阿扁政府對這些大量來自企業界、學界及媒體的建言,也有積極回應,阿扁並提出一項新構想,訂於2001年元月6日、7日,召開兩天的「全國經濟會議」,廣邀全臺朝野人士,包括中央政府財政、經濟、交通三部及經建會、陸委會、勞委會、研考會等主管官員,以及媒體主管、經貿學者、企業界人士等數百人,分為十組,首日各組自行討論,第二天則召開大會,共同研商各組所獲之共識,再做成決議。

 

我則代表自由時報出席該項會議,被分發在「海外投資與合作」小組,召集人為蔡英文。這個小組名稱雖訂為「海外投資」,實則所有討論的課題幾乎全為兩岸的經貿關係,因此又被稱為「兩岸小組」。在小組內部討論時,組員幾乎分為兩派,一派主張兩岸應積極開放,包括資金的自由來往,因應加入WTO後,貨品的自由進口,並開放大陸的服務業來臺投資。

 

此外,也主張擴大引進大陸科技人才,並展開三通的協商。反對者則認為,一旦大幅度開放,臺灣將面臨經濟的全面崩盤,同時造成服務業的失業潮。尤其,金融業如果也隨之開放,臺灣在金融方面的主宰地位將被大陸蠶食鯨吞,後果不堪設想。蔡英文便是反對派的主導者。我個人因晚間需在報社上班,上午必須補充睡眠,兩天會議期間,我上午均告缺席,中午餐後方趕去赴會。

 

記得兩天中午飯後,均接到蔡英文召集人的電話。她在電話中,不厭其詳地告訴我下午討論的議題,並囑咐我應如何如何發言,每次電話均超過半小時。我在聆聽電話時,極為反感。我認為,會議既採個人自由發言型式,純粹表達個人意見,既不代表黨派,也無需他人指導。我在自由時報工作,老闆亦未指示我應如何發言,他信任我的學養及見識,不致為報社帶來負面的評價,反倒一個小組召集人,把我當成小學生般「諄諄告誡」,告訴我應該說些什麼。

 

基於禮貌,我不便駁斥,唯唯諾諾而已,但在會議中,我仍依照自己的看法與立場陳述意見,對於她的「告誡」,完全置之腦後。我相信她相當不快,但我們並非長官與部屬關係,她即使生場悶氣,亦無可奈何。今天看來,她這種氣度絕非執政者所應具備的大格局。

 

我籲兩岸加強經濟合作

 

第二天大會時,我被迫上台談兩岸關係的前瞻與發展。在二十分鐘的限定時間裡,我首先聲明我的發言不代表報社立場,也非小組結論,純粹是個人思考的心得。我說:「現在兩岸是一個非常奇妙、歷史上從未出現的狀態。臺灣百姓大量赴大陸觀光、探親、設廠、開店、演說、座談,大陸百姓也一樣來臺觀光、交友,這到底是敵國還是友邦?更奇妙的是,兩岸都將對方的領土詳載於各自的憲法中,均認為「我方才是一個中國的惟一政權」。

 

2001年,兩岸已經和平相處了四十年,既未發一槍一彈,亦未傷一兵一卒,展望未來,這種既矛盾又和諧的局面必然會再延續二十年、三十年或五十年。兩岸必須認真思考如何在政治和而不同的情況下,加強經濟合作,互蒙其利。」言畢下台,有人贊同我的看法,但亦有人認為「你不是自由時報的代表嗎?怎麼說出這樣的言論?」

 

這兩天的議程中,自由時報對會中若干決議均持反對的立場,諸如三通、開放大陸投資、放鬆戒急用忍政策等,不僅新聞輕描淡寫,一筆帶過,甚至社論以「新政府切勿誤導經濟發展會議的方向」為題,強烈表達反對的意見。尤其認為三通是禍國殃民的措施,對於我的發言,當然也不會刊載。我回到報社,社方高層既未與我討論這次會議的過程與我的發言,也未派遣記者訪問我關於「全國經濟會議」其他議題的意見,社內同仁都默然以對。

 

這次經濟會議,政府在會前做了不少功課,值得讚許。例如,環保議題方面,環保署所擬訂的若干方案,均在大會中獲得肯定與通過。其他結論如開放白領外國人來臺工作,修改工會法、勞資爭議處理法、放寬工業區土地使用管制,以及五年內推動四萬家中小企業電子化等,不僅企業界一致叫好,各媒體也期待這些結論一旦落實,臺灣的經濟發展必可脫胎換骨,更上層樓。

 

獨派綁架 阿扁改革成泡影

 

我相信阿扁總統在推動這些改革的藍圖上是具有相當誠意的。民進黨首次執政,必須展現新氣象與新格局,才能獲致全民的支持,長期鞏固政權。其實這次的改朝換代,也正是臺灣進入一個新時代的大好契機。我在「全國經濟會議」期間,遇見不少學者,也遇見不少過去國民黨時代的經貿官員,他們不僅支持會議中的各項議題,也衷心寄望阿扁展現魄力,推動改革,掃除國民黨時代的官僚腐氣,開拓新視野,使人民一新耳目。

 

可惜的是,阿扁有心改革,卻魄力不足,獨派勢力的綁架,以及李登輝所具有的影響力,在在使得阿扁無法施展。尤其兩岸關係方面,經濟會議中,雖然提出多項開放的建議,但會後所遭遇的阻力,一方面來自黨內獨派的掣肘,一方面來自李登輝舊官僚系統的杯葛。蔡英文此時擔任陸委會主委,她是李登輝的舊屬,「特殊國與國的關係」一詞,便是她的傑作。

 

阿扁雖有心,將這輛列車往「開放」方向行進,奈何這兩股勢力逼使他不得不啟動煞車,以致失去了整體改革開放的契機,何況阿扁並非具有高度政治智慧的人物,他不僅向現實妥協,甚至為了保有官位,不斷向下沈淪,既葬送了民進黨的政權,自身也繫獄多年、人格破產。阿扁一手打造的政權輪替,原可朝正向發展,結果卻走上負向的道路,人謀不臧,抑或命運使然?總之是令人扼腕的一場噩夢。

 

標榜本土 自由時報卻批扁

 

就媒體而言,自阿扁就任迄經濟會議閉幕,大部分平面或電子媒體均對新政權寄予期待,惟自由時報對兩岸開放政策予以嚴厲的批評與反對。從表面上看,自由時報標榜本土色彩,應該是民進黨之友,其實不然。

 

2000年總統大選,有三位候選人,國民黨提名連戰,民進黨提名陳水扁,而宋楚瑜因為不滿國民黨的提名,自行參選。原被看好的連戰,因宋加入選戰,分散票源,竟使最不看好的陳水扁以些微票數領先而入主總統府。自由時報在此次選舉中,自始至終力挺連戰。每天除大篇幅報導連戰的造勢新聞外,評論、特稿、專訪,無不以連戰為中心。

 

最有趣的是,投票日前兩天的傍晚,創辦人林榮三先生召集編輯部高層同仁齊赴會議室開會。剛剛坐下,林創辦人立即直話直說:「明天是選前最後一天,我們能否撰一社論,公開呼籲選民,為了國家的前途,一定要把神聖的一票投給連戰。你們認為如何?」

 

言畢,現場一陣靜默,突然間,臺北市政組主任何榮幸首先發言:「夠了,夠了,還是不要寫吧!」大家有點愕然,因為何主任的用辭太不禮貌了,空氣一度凝結。停了數十秒,大家才陸續發言,公認由於宋楚瑜的意外參選,不論民調與氣勢,連均在宋之後,宋當選的可能性在連戰之上,即使宋未能選上,也必然造成扁的意外機會。報紙提出呼籲,除了凸顯報社的立場外,恐已不易挽救連的選情。

 

林老闆聽完,臉上明顯表現出不悅,未置一辭,即拂袖而去。選舉結果,果如所料,宋以極微差距落選,並造成了改朝換代。

 

開票當晚,林老闆全家都來到報社,在他的辦公室內,觀看開票結果。大約晚上九時左右,大勢抵定,一室安靜無聲。當時擔任報社董事長的吳阿明先生,也率領全家大小擠在林的辦公室中同看電視,事後他告訴我:「林老闆十分多情,對連戰的選情期待過深,我耽心他看到結果後深受打擊,才全家出動,希望在獲知不如意的結果後,能勸撫他們全家人的情緒。」

 

林榮三與黨外恩怨難解

 

事實上,當時報社內同情民進黨的同仁不少,與林老闆的意向不同調。自由時報在1992年慶祝成立十二周年時,舉辦一次大規模的推廣活動,以六千兩黃金以及汽車、別墅作為獎品,一口氣將發行量由五位數提升為六位數,隨後即廣攬人才。應徵而來者,雖未必具有政治意識,但當時的大環境,年輕一代認同民進黨者,不在少數。這些新進人員從自由時報的兩個辦報口號:自由,本土,而誤認自由時報是一份擁護民進黨政策的本土報,卻不了解自由時報所標榜的本土,乃是以李登輝為主導,屬於國民黨內部的本土派,而非民進黨所倡導的爭獨立、爭正名的本土意識。

 

當然,這與林老闆本人的出身、際遇,以及參與政治的過程有極大關連。他出身建築業,靠著建築業發了大財。沒有例外,有了錢就想涉足政治。最早是1975年當選增額立法委員(無黨籍),1977年始加入國民黨。第二年(1978年)林義雄與姚嘉文合著「古坑夜談─雨傘下的選舉」一書,全書均指摘林如何以金錢造成黨外大老郭雨新落選的經過。

 

但該書於同年十一月遭到查禁。為了這次增額立委的選舉,林榮三與當時黨外的關係是對立而決裂的。林在選戰結束後,即遭到對手郭雨新聘請林義雄與姚嘉文兩位律師控告賄選,兩位律師於77年出版「虎落平陽」一書,詳載林在選戰中利用賄選而致勝的經過,而當時郭雨新手下的秘書便是陳菊女士。

 

這段恩怨,說明了林老闆絕非當年的黨外支持者,甚至與民進黨的幾位大老有糾葛不清的心結。他於1980年當選增額監察委員,並於1991年兼任國民黨中央政策委員會副主委。年底就當選監察院副院長,直至93年11月任滿為止。從整個從政經歷看來,他不可能與民進黨合流,而且在我於1996年進入該報時,我們言談之間,他認識的黨外人士遠不如我,而且對民進黨的作為與人物甚為不齒。

 

所以他雖在報頭上大書:「台灣優先,自由第一」,但並不表示他認同民進黨所界定的本土意識,因此2000年的總統大選,他力挺連戰,也為連戰的落選而扼腕歎息,實在是良有以也。

 

由於與李登輝的親密關係,林榮三對當時陳水扁偏向中間路線的作為至為不滿。全國經濟會議中的各項結論,基本上是朝開放的方向前進,以致遭到自由時報的全面反擊。至於自由時報此後又與民進黨一笑泯恩仇,變成了同志,其中的是非曲折,我將在下篇中細表。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台灣大學歷史系畢業,服役後,考入師範大學中文研究所與故宮博物院合作的中國美術史專班。畢業後,進入故宮博物院任助理研究員,從事藝術研究工作三年半,後轉至新聞界,曾任:臺灣時報總編輯,臺灣日報總編輯。1979年赴美,曾任:舊金山遠東時報總編輯,紐約中報總編輯,紐約美洲中國時報總編輯、總主筆,紐約北美日報社長。1987年返台,任中國時報總主筆,1996年轉任自由時報副社長。2014年退休。作者見證過去近50年台灣新聞史,《編輯台憶往》為其記者生涯的回顧,獨家於《上報》連載。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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