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個問題是，當我陷入人生困境，必須做抉擇時，我怎麼辦？這裡所謂的人生困境，跟一般的窘境、一般的難題不一樣，這些人生的困境，都非常難做抉擇，因為它對人生的未來，可能產生極大的影響。我下面要談生命中三次大的人生困境，都是在我三、四十歲以前發生的。

第一個大的困境，是離家出走，我是二十二歲那年一個人跑到臺灣來的，家裡沒人知道。第二個大的困境，是我在臺灣曾當新聞記者，後來實在覺得自己不能這樣過一輩子，我必須要離開這個工作，就辭去工作跑到山區去隱居，住在一間茅屋裡面，像古代隱士一樣過了三年半。第三個大困境，是決定脫離師門，離開了對我恩重如山的老師。

你看我這三個問題都是很困難的抉擇，假如當時遇到這三個問題，我做了另外一種選擇，我的人生就會完全改觀。

面對第一個難題時，如果我不離開家鄉，下場會是怎樣？我是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從上海出發，當我們這支軍隊的船四月二十三日到達基隆的時候，就得到消息，共產黨的軍隊前一天已經渡過長江了。後來我才知道，我的那班船是最後一班。你看人生就是這麼的偶然，假如搭不上那最後一班船，就是另外一種人生了。我家裡是地主，在文化大革命時算標準的黑五類，黑五類子弟的命運，你們都知道，連受教育的機會都沒有。

面對第二個難題時，如果我繼續留在新聞的崗位上，當然又是跟今天完全不一樣的人生了。

面對第三個難題時，如果當時不脫離我的老師，走自己的路，那我也不是今天這個韋政通。所以每一個決定都是非常關鍵的，都是非常困難的，是有可能把人搞得活不下去的這種難度。

離家出走，追求嶄新的人生

我現在開始談第一個困境，我為什麼會離家出走？

離家出走表面上的理由，好像是父子不和。從我小時候，我們父子之間就不和，因為我父親是個商人，我有兩個哥哥，我是最小的兒子。父親希望我們三兄弟都繼承他的事業，但我從小對我父親的這個行業，就一點興趣都沒有。說到父子不和，我們也從來沒有嚴重的衝突過，但是我從小就感覺跟這個家庭格格不入。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感覺呢？後來我想其中原因，第一個可能，就是有一種潛在的求知欲。我出生在一個什麼家庭呢？你們可能很難想像，我這一輩子認識的朋友，許多是出身書香世家，而我呢，是出生在一個連一本書都沒有的家庭。我們家裡只有黃曆，查風水用的黃曆。現在不是都強調人生起跑點嗎？那我這個起跑點是等於零。我想我天生有一種潛在的求知欲，跟這樣的商人家庭就自然會格格不入。我是這樣解釋的，也不一定對，但有些現象你總要嘗試去解釋。

第二個可能，就是有一種窒息感。我上過四個私塾，過去私塾的教育，現代青年人是完全無法想像的。一天亮就到學校，很晚才放學。在私塾幹什麼？先背昨天教的書，再講幾行書，然後寫一張字。你想，老師教我背書，我幾分鐘就背會了，老師給我講書也不過就是半小時，剩下這麼長的時間，你說在私塾裡要幹什麼？一天的時間很長，還不能看閒書，非常無聊。一個孩子在那樣的教育環境，簡直是被殘害！所以我就常常逃學，寧可挨父親的打，也受不了這樣的教育。

我想就是這兩個環境，家庭的環境和私塾的環境，都使我格格不入。我的家庭沒有一本書，我家好多代裡面沒有一個讀書人。我生活的那個地方，方圓十幾里，也沒出過一個重要的讀書人。出生在這樣一個背景的我，卻一輩子愛好知識的追求，使我相信一個道理，就是人是有天生傾向的，這個天生的傾向如果很強烈，卻又與所處環境格格不入，自然就會引起反抗。

我講幾個具體的經驗。我現在還記得很清楚，在我十三歲那年，父親請一位中醫來家裡，我還記得他姓楊，這個中醫像是我們的家庭醫師，我們家的病都是他看的。這個中醫的國學程度不錯，父親就請他出個題目讓我做。這個楊醫師就出了個「我的自述」，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寫自述。醫師看了我的文章，就跟我父親講：「這個孩子你大概養不住了。」因為我在〈我的自述〉裡面，有一種強烈的願望，我說我要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去。我父親當然很不高興，心裡就有了嘀咕，覺得這個孩子怎麼會這麼野、怎麼會有這種荒謬的想法呢？

我父親從來沒有問過我「你想做什麼」。像我的教育方式，我一定問孩子「你想做什麼」，你真心想做，我就幫助你達到你的目的，這是我們做父母、做老師應該要有的責任。我父親從來沒有，我父親就是那種標準的知識水平不高、很威權的老式家長。他們做生意，掙了錢，生活便過得自在，用我家鄉鎮江人的說法是「早晨皮泡水，晚上水泡皮」，意思是指早晨喝早茶，叫做「皮泡水」；晚上到浴室裡面泡個澡，躺著享受一下，讓人家揉揉腳、按按摩什麼的，就是「水泡皮」。這是江南那一帶的風俗，有一點錢的人都是這樣享受，然後朋友之間見面，就是抽大煙。我小時候看到的就是這種景象。

第二點要講的是兒時被父親責罰的具體經驗。一般常見的小責罰當然有很多，像是拿雞毛撢子打呀什麼的，每逃學一次他一定會打一次。此外，他還喜歡扭耳朵，即使已經過了大半個世紀，我還記憶猶新的是，有一次他把我的耳朵用力扭，扭到撕破流血，祖母就罵我父親，說你怎麼這樣野蠻。另一種常用的責罰就是罰跪，叫你去罰跪，不准吃飯。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我逃學，就被罰跪在小鎮的商店櫃檯裡面，店裡面還有幾個店員，我那時候已經十多歲，這就完全讓人感覺是種羞辱了。

這兩次責罰對我來說非常嚴重，終身難忘。所以我這一輩子在臺灣幾十年了，腦子裡很少有我父親的影像，因為我必須把我父親的影像給忘掉，才能減少一點痛苦的記憶。你們很年輕，將來會結婚生子，我想勸告各位，不當的責罰孩子，孩子是會記仇的。有的孩子會原諒你，有的孩子會永遠記得，所以責罰的時候，要有充分的理由，而且不能用暴力、羞辱的方法來責罰。這兩次責罰我一直都在腦子裡記得。平常我很少談人生的往事，你看像我年紀這麼大的老年人來談這些問題，心中還是多麼難受的呀！談這些問題可能有點無趣，但講到個人的人生經驗，它就很重要了。我離家出走，什麼原因？這就是原因的一部分。

接管家業的壓力

到了十六歲，父親把我送到上海一家錢莊裡當學徒。我父親的目的是，你學了這個本事，將來有一天，我們也到上海去開錢莊。在他的價值觀裡，就是滿腦子都是掙錢。我的大哥比我大十歲，也是在上海永安公司當學徒，當時上海南京路上有四大公司，第一大的就是永安公司，這公司到現在還有，只是所在地現在叫南京東路。

到了上海，世面大了，我看什麼書都沒有人管了。當時張愛玲才剛開始寫作，上海最有名的女作家是蘇青；電影明星李麗華那時才出道，我也曾是追星族。在上海刺激的東西比較多，所以我做學徒做了一年，在我長兄的支持下，把我送去讀中學。我讀初中一年級的時候，已經是十七歲，在現在已經是高中畢業的年紀了。

本來我想念上海一間很好的中學，叫做聖約翰中學，但上海在那個年代，小學四年級就開始學英文的，我沒有念過英文所以它不收。後來我到私立大同中學，因為是放假，我就直接找到教務主任，我告訴他，我想讀書。我們談了以後，他知道我沒有念過英文、沒有學過數學，於是他叫我寫一篇東西    又是「我的自述」，這是第二次寫我的自述了。我寫了以後，他看過就說，你可以來念，因為我那個時候的國文程度已經不錯了，那不是一般的初中生可以比的。可是他說，我們有個約定，口頭的約定，在一年之內，你如果不能跟上英文，不能跟上數學，你就自動退學。

於是我開始進中學讀書，後來父親知道這個事實，他沒有理由反對，但也有一個條件，就是你書讀完了必須回來管店。父親的意思，這個店是要小兒子來管的，大哥二哥到外面去闖，你要到家裡來管店。這也是逼得我非走不可的原因。

後來在我哥哥的支持下，我找了聖約翰大學的一個女生來教我英文，半年我就趕上了。數學困難一點，一年後也沒有問題。然後我就跳級，中學我一共讀了四年，然後用同等學歷考大學。考上了一所私立大學，那時候叫光華大學，就是現在的華東師大。我一九八八年到華東師大去講學時，那地區面貌已經完全變得不同了。

離家的勇氣

我離家出走的背景，還有一個刺激的因素。有一個經常到我家來送藥的護士，是個山東小姐，我還記得她是山東萊蕪人。因常常到我家來送藥，跟我家人很熟，我非常喜歡她。她後來到臺灣去，留了一封信給我。她是跟著軍隊去的，在軍隊裡當護士。她說她到了臺灣，會駐紮在什麼地方，那個軍隊是什麼番號，都告訴我了。這給我好大的刺激，我想一個女孩子都有這麼大的勇氣，隻身跟著軍隊去闖天下，我是個男人，為什麼不可以？她的勇氣給我很大的刺激，所以在我的自傳第二次出版的時候，我曾提到，我說這個女孩子是我生命中的「女神」。她是我的女神，把我引出原本的世界，沒有她，我是不是能做這樣的決定？實未可知。

那個時候的上海，正在招青年軍。蔣介石到臺灣去的時候，很多老兵他都不要了，因為這些老兵都腐敗得很，也常常吃敗仗，所以他徵了很多新兵到臺灣去。當時青年軍二○七師在上海的「大世界」，掛了很大一個廣告寫說要招新兵。限制是要大學生，我剛考上大學，恰好勉強夠資格，所以我就去報名。因為那個時候，正遇逃難潮，你有錢也買不到船票，更不要說飛機了。

我就是這樣跟著軍隊到臺灣的。到了臺灣，我在二○七師駐紮的湖口住了一個月。連長跟我講：「你不是當兵的材料，假如你有勇氣離開的話，我可以幫你。因為你頭髮剃掉了，我可以幫你買頂帽子、買套老百姓裝，我送你出去，但以後的命運你自己負責，你敢不敢？」我當然敢，有什麼不敢的。

那個連長真是幫了我大忙，後來我們做了很好的朋友。當我工作掙了錢，那個連長戀愛的時候，會到我這裡來拿戀愛費。我們好到什麼程度，我記得他結婚後，我和他以及他新婚的妻子，我們三個可以睡在同一間榻榻米上。那時候從軍隊裡當逃兵是非常冒險的，因為前幾天還捉到兩個逃兵，逃兵一被捉到，立刻槍斃。當時這個連長叫他的勤務兵出來買菜的時候，我充當伙夫跟著出軍營，然後讓我換裝，把我送上火車。

※以上文字摘錄自：《異端的勇氣：韋政通的一生》，〈第一問：人生困境，如何應答？〉，水牛書店出版，2018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