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爭取自由的歷史，就知識分子的角色而言，就是爭取做為異端的權利的歷史。在專制獨裁統治下的漫長歲月中，傑出的知識分子很少不扮演異端的角色。基於這種理解，使我十年來，對歷史上迫害異端的事件，以及當代異端知識分子受難的命運，保持高度的關注。

寫雜文、寫時論，有的是有感而發，有的是臨時起意，當然非計劃之作，但把這些文章集中在一起，會發現某些文章仍有其關懷的焦點，此不僅與自己的專業專長密切相關，也與平常選擇性所關注的問題是分不開的。因此，從異端問題的思考，而關懷到現實生活中的異端知識分子，不過是問題的延伸和擴大而已。

殷海光、徐復觀、雷震三人的專業完全不同，但在五○年代的臺灣，扮演異端知識分子的角色則相同。

震撼人心的道德熱情──殷海光

一九六九年殷海光去世後，我寫〈我所知道的殷海光先生〉一文悼念他，內容包括「第一印象」、「他這個人」、「影響他的幾個人物」、「海光與新儒家」、「海光與中國文化」、「未了的心願」、「自我批評」等七個項目。在那年代，這樣的文章很難找到地方發表，我送到改組前的《大學雜誌》，開始編者也很猶豫，後來幾經磋商，改了一些文字之後，才勉強刊出。 註更多〈我所知道的殷海光先生〉，收入《人是可以這樣活的》（洪葉文化）。

一九八七年，桂冠圖書公司為《殷海光書信集》出臺灣版，要我寫序，我寫了一篇相當感性的〈寄天堂〉代序，其中有一段是這樣寫的：「你停留在這個世界的最後幾年，面臨了與斯賓諾莎被教會除名相似的處境，多年的老友不敢探望你，有的甚至當面都不肯相認，我與你，就在那至少對知識分子而言，是相當黑暗的年代，不但心靈相通，且建立起難忘的友誼。」那段友誼，真可以說是患難見真情，少數經常和他往來的年輕人，行動都被監視，我就是從那年代開始，逐漸習慣了被孤立和孤獨的生活。 註更多〈寄天堂──《殷海光書信集》代序〉，收入《歷史轉捩點上的反思》（東大圖書）。

一九八九年，自立報系主辦「紀念殷海光先生逝世二十週年學術研討會」，我寫〈殷海光先生的志業與悲劇〉一文，在開會當天《自立早報》發表。另一篇〈「自由」和「存在」的對決──略論殷海光先生悲劇的形成〉是會議的論文，論文內容包括四部分：（1）自由的捍衛者。（2）白色恐怖年代的個人遭遇。（3）對國民黨政權的批判。（4）「內在力量」的來源。其中比較具有新義的，是對「內在力量」來源的探討和分析。 註更多〈殷海光先生的志業與悲劇〉及〈「自由」和「存在」的對決──略論殷海光先生悲劇的形成〉，收入《立足臺灣關懷大陸》（東大圖書）。

我認為殷海光能扮演異端知識分子的傑出角色，其力量主要的來源，除了「他那震撼人心的道德熱情」（此語出自林毓生〈殷海光先生一生奮鬥的永恆意義〉），與心儀的幾位自由主義大師如羅素、海耶克、卡爾‧波普之外，另一位對他有「感召力」的歷史人物，是先秦儒家中的孟子，這一點似乎被大家所忽略。在一般的印象中，海光先生對中國的傳統文化，攻擊不遺餘力，一向採取否定的態度。如注意到他對孟子的景仰，今後這方面的論定，應有所鑑別：以傳統文化中的儒家而言，他所攻擊和否定的，是儒學中某些特定的思想，如孝道，大部分是與專制結合後的儒家或儒學，他對當代新儒家所表現的心態，也特別討厭。但對歷史上真正道德理想主義的儒家如孟子者，他不但心嚮往之而有精神上的契合，他實已把他心目中的這位「道德英雄」內化為一己人格的特質。

社會的良心，歷史的見證──徐復觀

徐復觀先生於一九八二年逝世，和殷海光一樣，他們都是在寂寞含恨中離開人間。在生前徐氏曾主持《民主評論》雜誌，殷氏曾是《自由中國》半月刊的主將，兩人對傳統中國文化的看法雖然對立，在追求自由民主這一點上，並無二致。去世前一月，黨外康（寧祥）系雜誌《暖流》，以徐復觀為封面人物，我寫〈社會的良心，歷史的見證──徐復觀教授〉一文配合刊出。他除了在中國思想史和藝術史方面，成就斐然之外，政論文章更是包羅萬象，古今中外，理想現實，表現機智與卓見，言人所不能言，道人所不敢道，鼓舞著一代的心靈，扮演著社會良心的角色。 註更多〈社會的良心，歷史的見證──徐復觀教授〉，收入《思想的貧困》（東大圖書）。

在大陸時期，徐先生曾參與國民黨高層機要，國民黨在大陸的失敗，他親身經歷了這一幕歷史性的悲劇，目擊黨內的紛爭與腐化，他有資格為這一段歷史做見證。來臺以後，他一向是對國民黨公開批評最多的知識分子之一，他指出國民黨竟以絕對優勢而一敗塗地，是因國民黨在大陸雖統治著地面，共產黨早已統治了頭腦。一九五六年，《自由中國》為慶祝蔣中正總統七十壽誕出祝壽專號，他「站在一個國民來檢討國家興亡成敗的立場上」，寫〈我所了解的蔣總統的一面〉，轟傳一時，被學者稱為具「大儒的風骨」，但也使他一時陷入險境。

一九八六年，《中國論壇》主辦「知識分子與臺灣發展」研討會，十二篇論文中包括四位人物，他們是胡適、殷海光、徐復觀、陶百川。我寫〈以傳統主義衛道，以自由主義論政──徐復觀先生的志業〉，指出他工作進行的方式，是以「道（理）尊於勢」的觀念為基準，一方面憑藉儒家的「道」，批判歷史傳統中的「勢」（專制政治）；一方面是根據現代的「道」（自由民主），批判現代中國的「勢」（海峽兩岸的政治）；他的感憤之心，他的不畏權勢，他的深邃的洞察力，就在這雙重而又目標一致的批判中，獲得充分的展現。 註更多〈以傳統主義衛道，以自由主義論政──徐復觀先生的志業〉，收入《歷史轉捩點上的反思》

徐先生對《自由中國》反中國傳統文化的立場，一向不以為然，但當《自由中國》因祝壽專號而引起一場圍剿風波時，他挺身而出，義正辭嚴地為自由主義辯護。他說，「當你們假借『毒素思想』之名反對自由主義時，這實際是在反對人權，是在反對憲法，是在反對政府在艱難中所憑藉的合理合法的基礎。」又說，「現在政府也感到有增加團結的必要了，假定連自由主義也在反對之列，政府還想向誰團結！」

死而後已的民主鬥士──雷震

被徐復觀稱之為「死而後已的民主鬥士」的雷震先生，是一九七九年去世的，十一年後（一九九○），自立報系與澄社合辦「臺灣民主自由的曲折歷程」研討會紀念雷先生，我應邀在開幕典禮上致詞，題目是：〈雷震在臺灣民主運動史上的地位〉。他與殷、徐二人不同，他不止於撰文，他是位行動型的人物。一九四九年初，國民黨在大陸的敗局已定，雷震與胡適、王世杰等人發起以自由主義為號召的「自由中國運動」，希望藉以從事長期反共救國的工作。運動尚在醞釀之際，大陸已解放，後來這個運動唯一落實的工作，是由雷震於同年十一月在臺灣創辦了《自由中國》半月刊。 註更多〈雷震在臺灣民主運動史上的地位──「臺灣民主自由的曲折歷程」研討會開幕詞〉，收入《立足臺灣關懷大陸》（東大圖書）。

《自由中國》的內容，其重點除了思想啟蒙和以民主憲政為主導的政論之外，最令人矚目的要算「反對黨問題」的討論。中國近百年來，從沒有一份報刊，像《自由中國》那樣重視反對黨問題的。一九五○年四月，雷氏就發表了〈反對黨之自由及其如何確保〉一文。一九五七年四月起，在三年五個月中，共刊載七篇朱伴耘討論反對黨的文章。同年八月起，一連七個月以社論討論「今日問題」，最後一篇即歸結為〈反對黨問題〉。到一九六○年五月，雷氏發表〈我們為什麼迫切需要一個強而有力的反對黨〉專文，終於揭開籌組「中國民主黨」的序幕，不久即因領導組黨而發生震驚中外的「雷案」而坐牢十年。

以上在臺灣扮演異端知識分子角色的三位先生，在國民黨中都曾是擁護領袖的忠貞之士，到臺灣後竟被當局視為叛徒，他們為什麼會有這樣大的轉變？是什麼因素促使他們轉變？他們在臺灣戰後追求自由民主的歷史上佔有什麼地位？這都是很值得研究的問題。

※本文出自：《異端的勇氣：韋政通的一生》，水牛書店出版，2018年12月。原文節錄自韋政通：《人是可以這樣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