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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黑暗的時刻》政治人物之間此時充斥了各種「謠言、算計、密謀跟反制」

邱吉爾(左一)、羅斯福和史達林在1945年雅爾達會議上的合照。(維基百科)

邱吉爾(左一)、羅斯福和史達林在1945年雅爾達會議上的合照。(維基百科)

編者按:邱吉爾成了「世界上一股獨立的力量」,擁有比國王還強大的無形力量;當他演說時,也同時為他的人民的熱情指引了方向。作者通過歷史文獻與邱吉爾的文章,把一國之相該有的堅持不懈人格特質表現得淋漓盡致。邱吉爾的堅毅、執著、強悍,使得後世把他的人格特質定義成身為成功人士就該有的條件。但他鮮明的形象,愛酒、抽雪茄、易怒,並無損作者對他的評價與定位,反而凸顯出一個成功人物也會有不影響他做出決策的個人缺陷。

 

(承上篇)消息傳出後,各黨黨鞭就開始瘋狂地在各個不同的投票群體之間談條件以爭取支持。柯爾維爾在日記中寫道,資深的保守黨人「全都談到內閣改組,也認真地討論了一些應變辦法,比如(由哈利法克斯向赫爾伯特.莫里森提出)一項協議,讓在野黨工黨進入內閣,把幾位內閣要角換掉比如薩謬爾.霍爾、金斯利.伍德、約翰.西蒙爵士等等,唯一的要求是讓張伯倫繼續領導。」

 

當下議院於下午兩點四十五分就內閣的戰事指導重新辯論時,反張伯倫的這些人已經磨刀霍霍,刀刃也異常銳利。

 

有人懇求工黨議員赫爾伯特.莫里森不要推動分組表決,但是後者充耳不聞。工黨議員們的心意已決:他們不願意在張伯倫「那個傢伙」的領導下參與聯合內閣。莫里森慷慨激昂地發表了二十分鐘的演說,請下院議員務必要秉持良心投票,要好好地想一想,戰爭才開始八個月,統帥又如此可悲,大不列顛不能坐視當前的事態繼續惡化。他傳達的訊息清楚又簡單:不只張伯倫得下台,所有那些支持了綏靖政策的人也都得走;這種錯誤的觀點主宰了英國一九三○年代的對德政策——這種觀點認為,對一個獨裁者,你只要把他餵飽,就能讓他心滿意足地返回自己的洞穴裡。

 

所以撒謬爾.霍爾爵士(空軍大臣)與約翰.西蒙爵士(財政大臣)也必須走人。

 

辭職與否完全要看張伯倫的決定。當然,在被各方的攻擊動搖之後,他也可能屈服。但是此刻他還在抵抗,還留在他的議員席上,只是偶而抬起頭來,直視那些攻訐與詆毀的殘酷火光。當他最後終於站起來時——如工黨議員休.達爾頓在回憶錄裡所寫的那樣——他憤怒地「跳了起來,像一隻被困在牆腳的老鼠露出他的牙齒,並大喊:『我接受挑戰,而且我要求我的朋友們——我在這個議會裡還是有些朋友——今天晚上在投票廳裡支持內閣政府。』」

 

張伯倫無法認清國家面臨的局勢的嚴重性,這使議會裡反對他的人更加按耐不住怒火。很快地,兩邊的議員都從座位上跳起來,試著吸引議長的注意力以獲得發言的機會。

 

「走!」、「下台!」等叫喊響徹議事廳的每個角落,但是張伯倫仍不為所動。顯然地,他們還需要毀滅性的最後一擊,而實施這個打擊的最佳人選此時也正好站了起來。喧鬧的議事廳靜了下來。大衛.勞合.喬治,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自由黨首相本人,開始用和緩的、但逐漸發自肺腑的語調,譴責張伯倫讓英國陷入「本國有史以來最糟糕的戰略態勢」。

 

談話的高潮是勞合.喬治直接訴諸張伯倫的良心:「做個犧牲奉獻的榜樣吧!

 

因為在這場戰爭裡,比起個人犧牲他的首相印信,沒有什麼事情能對戰爭勝利做出更大的貢獻了。」

 

演講者的妻子,馬格麗特.勞合.喬治夫人,也坐在二樓旁聽席上頻頻點頭。她日後如此描寫這一刻:

 

我真的很高興,我先生在把張伯倫趕走一事上助了一臂之力。我從未見過這樣難堪的一幕,整個下議院已決心踢掉他以及約翰.西蒙爵士還有撒謬爾.霍爾……送他離場的那些怒吼,那些「滾!滾!」的呼喊實在嚇人。我從未見過一位首相離場時被人如此叫囂。他給大家帶來了困境,但是保守黨人在慕尼黑協議之後總是說「他救了我們,讓我們免於戰爭」。這些可憐蟲,他們一定是酒喝多了。

 

激烈的辯論一直延續到深夜。張伯倫不願意好好地辭職。這時離他在日記上首度承認腸癌給他造成「相當的疼痛」只有幾個星期。短短數月之後,這個癌症也將奪去他的性命。也許在他的心裡,他很清楚,如果他不要為歐洲、民主以及英國的生活方式的崩潰背上罵名的話,此刻是他最後的機會。而且也許他之所以不願下台,還有另一個更不為人所知的原因。

 

在前座席上,從張伯倫往旁邊數幾個座位,坐著一位實際上要為過去數月的挪威戰役負起遠遠更大責任的人:這場戰役導致英國損失了一千八百名官兵、一艘航空母艦、兩艘巡洋艦、七艘驅逐艦以及一艘潛水艇。

 

溫斯頓.斯賓塞.邱吉爾,第一海軍大臣,是英國此次損傷慘重的海軍戰略的主要籌畫者。然而眾人的注意力完全被集中到首相身上了,而且也還沒有輪到他上台說話,所以邱吉爾暫時得以遠離火線,等待時機,還無需動用殺人武器。

 

溫斯頓不是個受歡迎的人。事實上,在這個時候,他的形象差不多是一個笑話,一個自大狂,一個「混血的美國人」,用暱稱「奇普斯」的保守黨議員亨利.「奇普斯」.錢儂爵士的話來說,這個人唯一認可與支持的,就是他自己。今天據統計,英國有三千五百個酒吧與旅館,超過一千五百個廳院設施,以及二十五條街道以他命名,而且他的臉被印在從啤酒杯墊到門前的擦鞋墊等五花八門的物品上,更不用說他的半身像不定期會出現在美國總統的橢圓形辦公室裡——但是在一九四○年五月,這一切都很難想像;這時的邱吉爾在大多數人的眼裡,是一個最讓人聯想到跟信賴與可靠有關的人物。

 

儘管在黨內仍然有著叛徒的標籤——因為他曾兩度「轉換陣營」,先是一九○四年從保守黨投效自由黨,然後於一九二四年再度回到保守黨——但是他對張伯倫一直維持令人訝異的忠誠。就連在這一天也是如此。所以在勞合.喬治演說到一半時,他表示,應該懲罰的不是首相,而是他本人:「海軍部所做的一切事情,我負完全的責任,所以對此事的追究,要完全落在我頭上。」

 

勞合.喬治在話被邱吉爾打斷之後,就機智地回答:「一位真正可敬的紳士不應該讓自己變成一座防空碉堡,就只為了保護他的同僚不被炸彈的碎片波及。」

 

然而邱吉爾此時公然地認錯扛責,只是他假裝的救援行動的第一步;他知道他的救援一定失敗,但是一片忠誠的動人表演則可以贏得同黨議員的心——這是一個絕佳的機會,可以讓他展示自己多麼「具有首相格局」,如果他想這麼做的話,同時也讓他以黑馬之姿報名這場競賽。

 

最後當輪到他發言,而且可以暢所欲言時,反對派都伸長了脖子,非常企盼能聽到他說出不朽的文辭來譴責當政,但是邱吉爾並沒有端出任何不朽的譴責,事實上他發表的內容,沒有一句是張伯倫不能引來為自己蓋棺論定的。然而邱吉爾精心措辭的讚譽是如此模糊與消極,以至於正好達到他想要的效果:說得太少,也太遲。溫斯頓本來或許可以拿出來挽救內閣的長篇宏論,很明顯被留到別的場合與另一個時刻了。因為他已經在蘊釀一些演說,已經在暗地裡演練著一些文句與詞藻;這些言辭將在接下來的日子裡被用於另一個更壯闊的目標,不能浪費在此處。

 

當邱吉爾再度坐下時,他的演說或許已經達成一個目的:他自己的光芒即便還沒有完全釋放出來,但已經稍微地卸下了偽裝,而同時,在這個關鍵的時刻上,所有其他人的光芒卻已經熄滅了。

 

所以,當議長宣佈議會進行分組投票,大多數人都心裡有譜。「奇普斯」.錢儂回憶說:

 

我們看著造反的那一方從反對投票廳裡排成長長的隊伍走出來……「賣國賊!」我們這樣對他們叫喊,「卑鄙小人!」、「馬屁精!」他們如此回答……「兩百八十一票贊成,兩百票反對」……議場裡「辭職!辭職!」的喊聲不絕於耳……那個老猴子喬希.韋奇伍德開始揮舞雙手並唱著海軍的愛國歌曲「統治吧,大不列顛!」。在他旁邊的哈洛德.麥克米蘭也跟著唱,但是被我們的吼聲壓下去了。納維爾顯得被這個相當不妙的投票結果震驚了;他也是第一個起身離開的人。他的表情凝重,若有所思,而且悲傷……慕尼黑協議之前還常有群眾對他歡呼,今晚卻沒有了,剩下的只是一個孤單、身形瘦小、已為英國鞠躬盡瘁的男人。

 

儘管小幅獲勝,張伯倫還是失去了他的黨派的信任,因為總共有四十一名保守黨議員對內閣投下不信任票。當中最年輕的是約翰.普羅富莫;這個才滿二十五歲的年輕下議員從他的陣營偷偷溜出去投了不信任票,後來被令人畏懼的保守黨首席黨鞭大衛.馬傑森嚴厲地責罵:「你這個可恥到家的小混蛋⋯你這輩子都會為你昨晚的所作所為感到羞恥」。

 

在保守黨的多數議席優勢銳減到只剩八十一席之後,國會已無法再辯論下去。

 

這時需要做的,是一次類似十字軍東征般的集體行為,正如張伯倫的首席私人秘書約克.柯爾維爾記下的私人感想所說:「每個人都把力氣投注在國內的政治危機(跟法國人一個樣)而不去思考明天希特勒下一步的動向,這實在令人厭惡。」

 

他們必須找一個新的領導人。但要找誰呢?誰有這個份量?而且誰已做好準備?

 

政治內鬥使英國面臨的絕望處境更為晦暗。英國需要有人不只是團結保守黨,而且還要讓反對黨與軍方言歸於好,因為這兩方在第一次軍事挫敗中就沒能好好合作(這次軍事衝突也讓從德國入侵波蘭以來持續了八個月的所謂「假戰」狀態驟然結束)。

 

錢儂在日記裡提到,主要的政治人物之間此時充斥了各種「謠言、算計、密謀跟反制」。

 

※本文摘自《最黑暗的時刻》第一章:分裂的下議院/作者為奧斯卡得獎編劇,從電影史蒂芬霍金的《愛的萬物論》到邱吉爾《最黑暗的時刻》,安東尼‧麥卡騰述說著歷史人物最真實深層的那一面。《最黑暗的時刻》是他的第一本非虛構文學作品/八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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