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政治的恩怨情仇透視自由時報-《編輯台憶往》之十五

俞國基 2018年12月21日 07:00:00

自由時報這一段從深藍到淺藍,再從淺綠到深綠的過程,既是「新聞史」,也是「政治史」。(資料照片)

比起中時、聯合,甚至蘋果等報紙,自由時報的崛起與發展,過程既複雜又曲折。講歷史,它起源最早;講投資,它下手最重,講發行,目前它是第一,講影響力,卻得打個問號。

 

臺東導報,自由時報最前身

  

談起自由時報的歷史,得追溯至1946年(民國35年)。當時,三民主義青年團臺東分團在臺東市辦了一份機關刊物,叫做「臺東導報」,想見是國民黨的喉舌。不過,在臺東這個全臺最偏僻、人口最少的縣份開辦一份黨報,究竟能有多少讀者、發揮多少影響力,令人質疑。不知國民黨相關黨部是否還存有這份檔案,至少在國家圖書館查不到任何蹤跡。

 

這份刊物辦了兩年,因經營不善(怎麼可能經營良好?)宣佈關門,但奇蹟發生了:臺東縣的老國代陳振宗先生居然有興趣接收,並改為日報,取名「臺東新報」,繼續經營。當時尚未戒嚴,亦無報禁,「臺東新報」成了臺灣東海岸的第一份報紙。這份報紙的內容如何?年代久遠,查考不易,不知臺東圖書館有無收藏?但這份「日報」只辦了一年十個月,也因不堪虧損,宣告關門大吉(1950年10月)。此時臺灣已進入戒嚴時期,停刊後的日報,申請改名復刊,非常不易。至1952年7月,經縣黨部主委吳若萍申請,竟然獲准復刊。這次的復刊經營最久,維持了八年半。到了1961年元旦,實在撐不下去了,只能找人轉讓。臺灣人愛辦報,真是先天的DNA,居然就有人接手,改名「遠東日報」,繼續發行。那時取名「遠東」,確也名副其實─「遠在臺東」是也。「遠日」辦了十七年(1978年),還是因財務問題再度易手。這次換老闆,不但改名為「自強日報」,報址也遷到了彰化。根據當時法令,不准許創刊新的報紙,但原有的報紙可以易地發行,但必須該地沒有其他報社設立。彰化縣確是一片「空地」,「自強日報」改設彰化,屬合法搬遷,加上黨部的關係,在臺東辦了三十多年的報紙,從此揮別臺東的老家,搬到彰化發展了。

 

臺東導報再變身自強日報

   

「自強日報」的負責人是吳阿明先生。吳先生能言善道,為人風趣,早年即加入國民黨,從事黨務工作,曾獲國民黨提名,出任第二屆及第三屆臺北縣議員。國民黨執政時代,他雖然學歷不高,卻博得黨的「關愛眼神」,不但榮任北縣議員,也出任勞工黨部代表。那時的勞工黨部,不是爭取勞工權益的機構,只是徒有其名,做些勞資溝通的工作,有時甚至站在資方的立場,講些不著邊際的話,表面上討好勞工,實際上最重要的功能則是防止工運,因為國民黨在大陸吃過工運的苦頭,共產黨利用工運,將國民黨整得七葷八素。國民黨在臺灣,絕對不讓工運有一絲一毫的空間。吳先生能言善道,又具有本省籍的背景,用他作為勞資之間的調和人士,實乃得人。

 

吳阿明擔任國民黨幹部,也負責輔選工作,我曾聽吳親口說過,競選期間,以大蔴袋裝著現鈔到處分送,事實上,國民黨執政時期,哪一位民意代表可以不買票而當選?見者均不以為意。我在自由時報服務時,一位司機先生告訴我,他曾載著滿滿一袋一袋的現鈔,先開至吳府,分裝成小袋,再依選舉人名單交由里長分送。那位司機笑著說:「天底下有這麼好的代誌,拿錢不用收據,分錢只憑口說。」拿了多少,神鬼不知,分出去多少,永久的秘密。當事人只求當選,白花花的鈔票買個立委、監委,中間有無流失,不是計較的要素,當選與否,才是真正的關鍵。

 

林榮三接手自強日報

   

吳阿明攀上林榮三先生的關係,應該是1975年、林參加首屆增額補選立委的因緣。吳擔任林的選舉左右手,並建立林與國民黨的關係(因為林尚未入黨)。此時吳擔任「自強日報」董事長,而「自強日報」當然沒有能力「自強」,乃不斷舉債度日,而債主就是林榮三先生。1980年4月,傳說林以四千萬台幣收購「自強日報」,次年元旦,改名為「自由日報」。此一傳說,吳阿明從未承認,他曾告訴我,因為負債太多,無力償還,只能將「自強日報」所有權轉讓予林榮三,林應允繼續聘任他為董事長,但並未支薪,林則掛名「創辦人」。報紙實權仍在林的手中,董事長只做一些事:一、編輯部每天例行的編採會議,吳一定到場,監督編輯方針、新聞取捨,以及專欄的立場。二、自由時報的特殊制度,社論寫竣後,影印數份交社論小組審核訂正,當時總主筆懸缺,審核者除創辦人外,即董事長、社長(林榮三次子)、副社長(筆者),主稿者(共四人,輪流執筆,均為社內同仁,我不參與寫作),有問題的稿件共同討論。吳阿明的功能便是看老闆的眼色發言,有時主稿者與創辦人之間不免意見相左,此時吳必然一馬當先,力護老闆的意見,並且引經據典,讓寫作者無言以對。我們旁觀者只能一笑。三、他維護日本的立場幾乎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某次一位知名作家(姑隱其名)為「自由」撰寫社論,其中一段斥責日本某件對臺不合理的政策。吳阿明堅持刪去,只為不得罪日方。次日見報後,果然作者打電話來報社,二話不說,堅辭社論寫作。他指出,「自由時報」親日媚日到如此地步,他只有停筆一途。

 

綜合觀察,吳在報社的功能便是揣摩上意,維護老闆的觀點。林榮三為人做事有時不免衝動激情,但仍顧慮大局,重視是非,尊重文人,但吳護主心切,求取表現,有時反而弄巧成拙,顛倒是非。吳阿明設有汽車零件廠,為豐田公司製造零件,加之日文流利,與日方交往密切。在日本朋友面前,他是臺灣第一大報的「會長」(董事長),份量不輕,他甚至自誇二十三歲前是日本人,二十三歲後才成為臺灣人,社內同仁、甚至老闆父子也深知其心態與利益,均一笑置之。

 

自強日報易名自由時報

   

吳是林榮三的心腹,因為他深知林的背景與好惡,他們開始合作於林投資自強日報。1981年元旦,自強日報改名為自由日報,87年9月再改為自由時報。其間6年餘,自由日報默默無聞,新聞及評論跟隨著國民黨的步調而行,因為此時林榮三的官運正隆,從增額立委做到監委,91年再當選監察院副院長,這些當然都是國民黨的恩賜,加之蔣經國仍在位,此時辦報,怎敢拂國民黨之逆麟?

 

真正轉彎的契機,應該是1988年李登輝出任總統之後。

 

我在前文中曾談過,李登輝雖為國民黨員,並由國民黨提拔為副總統,進而因蔣經國逝世,登上總統大位,但在他內心中,從未認同國民黨的理念與路線,甚至將國民黨視為「外來政權」。如果我們公平評斷史事,1949年,國民黨退居臺灣開始,以迄1988年蔣經國過世,其間四十年,均由蔣氏父子執政,表面上雖然標榜民主自由,實際上卻是獨裁專制,並且以黨治國,以黨領軍。不可諱言,當時的政權不僅是蔣氏當家,黨政運作幾乎是外省籍者一把抓。我於1967年應聘在臺南一中新化分部任教,該分部校長為省籍人士,但當時風傳,所有省立高中校長幾乎都需透過黨部的關係始獲任命,臺南一中新化分部校長為惟一的省籍校長。所以省籍人士為官者,在內心中,必然認為他們是被利用的二等官員,得不到中樞的信任。

 

同為臺籍,與李登輝結盟

   

再舉一例:1978年,我擔任臺中臺灣日報總編輯,該年六月,林洋港出任省主席,在我眼中,他算是國民黨內的開明人士,談話應有可讀性,因此他上任不久,我即約他接受「臺日」專訪,他不但立即應允,並請我在他的官邸午餐,邊吃邊談。我依約到訪,並隨帶一名記者記錄,當時座中,除了林的一名隨身秘書外,竟然還有一名「特務」在側,經過介紹,竟是中壢事件中鎮壓群眾的警察局長,林洋港調任省主席,他也以秘書身份隨侍左右,擔任監視工作。林嗜酒出名,斟酒必定滿杯,他戲稱為「表面張力」。我們在訪談中,自不免有些敏感問題,林主席正待作答時,這位先生立刻拿起酒杯說:「喝酒!喝酒!」或是「乾杯!乾杯!」故意打斷話題。林主席當然心知其中奧秘,也只能端起酒杯乾杯為敬。從這些小事上,可以看出,蔣家用人,心中確有省籍的區隔,儘管官至省主席,還要派「特務」盯梢。試想李登輝何能例外?他的偽裝能力極強,今日看來,以蔣經國之精明,也未能識透李氏之矯飾。

 

其實林榮三與民進黨之間,並無任何淵源,他的理念僅是「臺灣優先」、「本土優先」。(圖片摘自維基百科)

 

李登輝即大位後,以他過去的背景來看,既無班底,亦無死忠,因此只能從國民黨中的菁英挑選李煥與郝柏村為行政院長,收服他們的政治野心,並且組「統一委員會」表明他絕不背離國民黨原有的路線。然而,文宣方面,幾個重要的報刊幾乎都與國民黨有相當淵源。此時,已遷至新莊的自由時報與他搭上了線,林榮三與李登輝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並願以他龐大的財力全面支持李登輝的執政。他們的內心的痛點是一致的,他們的共同利益與思考模式也是一致的。他們在蔣氏執政時,遭受極大的挫折。李登輝在蔣經國身旁必須側坐以示恭敬,不敢有絲毫違抗;林榮三在黨內也受盡那些高位者的閒氣,他曾告訴我,宋楚瑜任中央黨部秘書長時,曾要求他的建設公司任用十餘名宋的人馬,甚至黨方直接要求他捐獻鉅款作為選舉經費,而這些金錢最後落於何方則無從查考。這些閒氣長期累積後,焉能不形成怨懟?某日,他率領妻、子及吳阿明共同拜見李登輝,李問及他今後的願望如何?林答:希望做一任監察院長。李未正面作答,此後的發展,只給了他副院長的位子。此事令他大為不滿,認為必是宋楚瑜從中作梗,因此,此後的自由時報對宋展開全面火攻,也使外界普遍認為「自由」是「反宋時報」。

 

促銷奏效,報份大幅成長

  

這些內心的不平,使李、林之間的合作更趨緊密,自由時報力捧李的政策與作法,毫不隱諱,而聯合報與中國時報則不時強烈批評李,李在四顧茫然之際,也只能對自由時報寄予厚望。李與林間的溝通管道是總統府機要秘書蘇志誠。林與蘇之間幾乎每天都會通電話,甚至英文版「台北時報」(Taipei Times)的創刊,也是李的意見。他建議林創辦一份英文報紙,俾作為對外宣傳的工具,林在考量之後,認為既可利用「自由」的印刷設備,其他諸如廣告、發行、財務、總務等事務,均可由「自由」現有人員兼職,減輕不少成本,於是招兵買馬,在很短的時間內,即已成軍。1999年6月15日正式發行,總編輯為司馬文武(江春男)。林本人不諳英文,竟然辦一份英文報紙,迄今仍在賠本發行,知情者才知道,這是李登輝賦予的使命,也是林與李之間建立更緊密關係的一份獻禮。

 

1995年,紙價上漲,各報紛紛調整售價,自每份十元漲至十五元。只有自由時報堅持不漲,仍賣十元。此一堅持,使「自由」的發行量有突破性提升。其實在92年時,「自由」藉著慶祝創報十二周年的機會,舉辦回饋讀者的抽獎活動。活動期間,訂閱半年以上報紙便可抽獎,最大獎為別墅,還有汽車及黃金,手筆之大,為報界前所未見。活動一推出,立即造成業界大震撼,也即時提升發行量達二十萬份,可惜事前準備不足,印刷設備不及供應,分銷單位甚至以中時、聯合分送訂戶,填補缺口,加之人才不足,報紙內容並未與發行量同步提升,此一窘境直到三年後方才全部解決。因此95年因不調整價格所增加的報份,均因新印刷機啟用而取得壓倒性的勝利,使各報為之側目,始知林榮三的財力雄厚,在報業市場中,終於與中時、聯合形成三足鼎立之勢。

 

互為奧援,林、李關係緊密

   

「自由」突飛猛進的氣勢對李登輝鞏固領導中心的地位勢必有所助益。1995年聯合報大力批李,李忍不住怒氣,曾發言說:「我可以讓大報變成小報。」並由某些外圍組織發動退報運動,同時公開讚揚自由時報的公正立場與優異品質。此時自由時報志得意滿,1996年8月在凱悅飯店舉辦了一場盛大的慶祝酒會,現場賓客滿座,冠蓋雲集,李登輝親臨致賀,並發表談話,認為自由時報的新聞方向才是臺灣的主流民意。這場盛宴,不僅提升了自由時報的知名度,也促使林、李的關係更為密切。而李的內心思考,與國民黨廻異的執政方向,拉攏民進黨為其側翼,以及將兩岸關係定位為「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亦均由自由時報為其詮釋,並加強論述。

 

這個過程是值得記錄與思考的,李、林都是國民黨老黨員,一位榮任總統,一位官居副院長,都經由國民黨的提攜而膺此高位,但他們與國民黨交往的過程中,並未受到國民黨真正的重視,他們的內心是受到挫折與傷害的,他們最後反叛國民黨,敵視中國,不喜歡外省人,實在良有以也。

 

氣息相通,與扁每月共餐

   

其實林榮三與民進黨之間,並無任何淵源,他的理念僅是「臺灣優先」、「本土優先」。他希望李登輝的政治生命能一脈相承,由連戰繼任,未料因連宋對抗而使陳水扁漁翁得利,登上大位。開始時,林與阿扁之間並無可以溝通的管道,但由於理念一致,氣味相投,阿扁也執禮甚恭,竟而結為好友,據林親口告訴我,他與阿扁每月共餐一次,並提供若干政治及財經方面的建議,阿扁也謙受指教。凡不能行者,必派林全赴林的辦公室解釋原委。林因受到如此尊重,與國民黨時代有天地之別,焉能不全力支持阿扁的執政?

 

阿扁卸任後,自由時報力捧蘇貞昌,希望蘇能繼任大位,未料,2008年第十二任總統選舉時,民進黨竟形成「謝蘇配」,主角是謝長廷,選舉結果,再度政黨輪替,馬英九上台,自由時報此後毫不留情抨擊馬的種種施政。雖然仍繼續捧蘇,但大勢已去,終於不了了之。

 

現在的「自由」幾乎成了獨派的喉舌,對蔡英文的某些溫和政策也予以無情的批評。自由時報這一段從深藍到淺藍,再從淺綠到深綠的過程,既是「新聞史」,也是「政治史」。它所表現的新聞方向、新聞評論、專題報導、公共意見,對今後學者研究臺灣自1988年後三十年來政治起伏的前因後果,提供一個重要的參考。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台灣大學歷史系畢業,服役後,考入師範大學中文研究所與故宮博物院合作的中國美術史專班。畢業後,進入故宮博物院任助理研究員,從事藝術研究工作三年半,後轉至新聞界,曾任:臺灣時報總編輯,臺灣日報總編輯。1979年赴美,曾任:舊金山遠東時報總編輯,紐約中報總編輯,紐約美洲中國時報總編輯、總主筆,紐約北美日報社長。1987年返台,任中國時報總主筆,1996年轉任自由時報副社長。2014年退休。作者見證過去近50年台灣新聞史,《編輯台憶往》為其記者生涯的回顧,獨家於《上報》連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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