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轉會在選前爆出「東廠事件」，網路鄉民到處散布「1124滅東廠」，民進黨地方大選潰敗，13縣市只能保住6縣市。即使事後不能證明多少選票響應「1124滅東廠」，但是促轉會的公信力遭受質疑，從前任主委黃煌雄到民進黨立院資深總召柯建銘，無一不認為促轉會的公信力，確實是民怨核心。
 

《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的立法疏漏，可由立法理由窺知。立法院無權在立法理由自稱不違背憲法，法條是否違憲，唯有大法官具有釋憲權，立法委員如何能夠置喙？促轉會能否有代理主委，已有法律上的適用爭執。按同法第8條第1項規定，促轉會置委員九人，由行政院長提名經立法院同意後任命之。行政院長為提名時，應指定一人為主任委員，一人為副主任委員。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及其他委員三人為專任；其餘四人為兼任。但全體委員中，同一政黨之人數不得逾三人；同一性別之人數不得少於三人。同法條第6項，規定委員因故出缺者，依同法條第1項程序補齊。
 

主任委員當然是委員，而且由行政院長提名時即已指定，無論委員或正副主委，均經立法院同意後任命之。換言之，主任委員因故出缺，視同委員之出缺，必須由行政院長再行提名，同時指定為主任委員或副主任委員，如此適法程序方符上開立法意旨。審酌代理主委楊翠的任命，跳過立法院同意的法定程序，國民黨立委要質疑代理主委的合法性，是有憑據，難謂無理。
 

促轉會日前提出三大主張，其一是中正紀念堂撤除三軍儀隊，其二是國幣去蔣，其三是蔣公銅像的移除與中正路的改名。光是國幣(硬幣與紙鈔)的「去蔣化」，成本至少需要288億元，代理主委楊翠辯稱夾娃娃機所需10元硬幣都可編列預算增量發行，為何遇上轉型正義就不行？此等比附援引顯見不倫不類，也讓人民見識楊翠堅持意識形態遠遠大過於手段的正當性。10元硬幣增量發行無涉改版，而且無論夾娃娃機如何興衰，為了零錢流通便利性，在拚經濟與便民考慮下，即使編列預算來增量發行，也無太大爭議。此與硬幣去蔣，尚須徵求圖案、重新鑄版，明顯不同，目的也迥異。
 

轉型正義是否能成功，唯一要件在於人民是否信任。如果主其事者，要強憑公權力遂行個人意識形態的執著，恐怕「新型不正義」將會伴隨轉型正義油然而生。有關「否定威權統治之合法性」的行政作為，是否應該限縮與特定？除了再三強調促轉會依法能做出行政處分之外，對於「威權統治者象徵」之處置，能否更有全面性的盤整與檢視？
 

「先總統蔣公」的尊稱，能否視為威權遺緒而予以改名或移除？例如法規用語或政府體系，是否能以「故總統蔣介石」取而代之，而非把「中正路」等路名全部消滅？銅像若可配合改名，消除「蔣公」尊稱等威權統治象徵，能否就地接受銅像的存在或保留？此外，最重要的觀念爭執，就是蔣介石本人能否等同於威權統治的象徵？在轉型正義的正當性基礎上，能不能把蔣介石當成「納粹」或「希特勒」，予以徹底排除與禁止？
 

蔣介石當年施行威權統治，從國民大會、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監察院等政府體系，賦予他充分權力，如果沒有法律授權，總統如何斷人生死？軍法審判共諜與台獨案件，唯一死刑的立法，豈能說是蔣介石一人即能完成？如果沒有這些「權力共犯體系」，威權統治如何執行？再者，當年威權統治下，擋住中國共產黨赤化台灣，為台灣現在的民主自由保留香火，衡平看待蔣介石的功與過，如何逕以「威權統治象徵」而概括論之？
 

蔣介石不是希特勒，國民黨當年戒嚴時，也沒有施行納粹主義，以滅絕本省人為統治目的。因此，「去蔣化」作為轉型正義的政績，恐怕會有正當性不足，也會傷害部分國民情感，畢竟「蔣公」這個政治圖騰，對於某些台灣人民而言，正面意義大過於威權統治象徵。促轉會如果不能體察此一細節，轉型正義之後，隨生而起的新型不正義，將會戕害促轉會的公信力與共識凝聚力。
 

蔣介石不論是中國歷史或台灣歷史的一部分，他的存在不能一筆勾銷，也不是「威權統治象徵」能夠概括論述。如果把「去蔣化」當成「除垢」，這樣行政作為，肯定會背離某些民心，繼續割裂台灣人民，製造無止境的對立，延續歷史上的糾葛與仇恨。
 

「中正紀念堂」如可改名，保留三軍儀隊與衛哨交接，吸引外國觀光客駐留，也可以為歷史作見證。現在的台灣人民重新檢視蔣介石的功與過，不再是威權與否的評論，更能升級視野，超脫大中國的史觀，找回台灣定位，從過往歷史與國族認知肯定轉型正義。
 

※作者為自由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