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上）自清帝國19世紀中遭遇西方帝國之來襲，也被迫放棄天下帝國的觀念，被迫成為西發里亞國際體系之一員。東亞大陸的帝國主義，亦於世紀之交轉型為中國國族主義。但中西輝政和王飛凌均認為中國未有心悅誠服地遵從西發里亞體系的遊戲規則，特別在1990年代經濟起飛之後中國就一直想重建「以我為主」的天下帝國體系。中西輝政指出中國近年與其他東亞國家交往時，往往遵從昔日朝貢體系的邏輯，比如把朝鮮視為自己的藩屏。

毛澤東在延安時期，就把韓半島、緬甸、不丹、尼泊爾和越南等地現已獨立建國之地，與香港、台灣、澎湖和旅順等量齊觀，同樣視之為被人搶奪的「中國的許多屬國與一部份領土」。中國經濟改革後無法再倚靠共產理想取得政權認受性，就只能重振秦漢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親政權的中國知識人為帝國擴張搖旗吶喊，有的鼓吹建立以中國為中心的天下國家體系、有的主張以儒化法家的「中國價值」挑戰西方「普世價值」的「霸權」。

中國於21世紀亦拋棄「韜光養晦」的務實低調，以大國崛起的姿態追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王飛凌如此解讀中國近年的基本國策：

中華秩序的復興將把全世界置於一個中央集權政府下，一個（但願是仁慈的）獨裁者而非法治制度之下。中國夢裝腔作勢地要把19世紀以前中華世界的長期停滯和專制主義，重新包裝，作為中國針對現存西發里亞體系而提出的替代方案⋯⋯北京的新國際努力儘管被勾畫為一種所謂的「另類現代性」，但其實不過是另一種形式的帝國主義而已。

東亞大陸在儒法混合的意識形態下，過去2200餘年中的大部份時間，都是由專制而敵視自由的大一統帝國統治。到20世紀儒化法家的作風又與舶來的黨國主義合流，使中國淪喪於極權主義的鐵蹄下。難道東亞大陸的政治秩序就沒有其他的可能？

曇花一現的澶淵體系

活躍於公元10至13世紀的宋帝國，可說是東亞大陸帝國體系中的異數。宋帝國之立國方針，亦源於對帝國體系之反省。唐帝國雖在7世紀至8世紀期間盛極一時，但自地方將領安祿山於755年叛變後，東亞大陸局勢就持續動盪。隨後一個半世紀，地方將領擁兵自重、密謀奪取中央執政權。

軍閥朱溫於907年簒奪帝位後，各地勢力即自立建國，令帝國體系一度崩潰。趙匡胤於960年發動政變創立宋帝國後，除策劃統一中土的戰爭外、亦要擺脫武人干政的傳統。他一方面收回地方兵權，另一方面則確立由文人執掌中央政權的原則。由於既有世族因前朝之戰亂而衰落，宋帝國只能透過科舉制度，讓民間知識人透過考試取得公職。

宋帝國開國時，在內亞的契丹人早已趁中土連年爭戰、學效東亞大陸的模式建立遼帝國，並一直控制着中原北部。雖然宋帝國曾嘗試以武力一統中原，但其軍事力量卻遠不及遼帝國。遼帝國1003年南侵、意欲吞併中土，部隊翌年末打到澶州時，戰事卻呈膠着狀態。雙方只得講和，並於1005年初締結盟約：宋遼兩國約為兄弟之邦、而宋帝國此後需要每年向遼帝國輸送幣銀和絹布。這即是說，東亞大陸中央的帝國僅將自己視為列國中之一員，並不再以天下帝國自居。宋帝國在澶淵之盟後有着明顯的邊界意識，並將界線另一邊視為對等的國家。

後來西夏於黃河中上游興起，之後雖協議讓西夏向宋帝國稱臣、但仍需向西夏輸送物資，兩國在實際上仍為對等關係。在女真人建立金帝國、消滅遼帝國並侵佔中原後，宋帝國於兩國關係中位階反倒較低。王飛凌認為這時東亞的國際關係，與西發里亞體系有其相似之處：儘管宋帝國並不情願，還是在條約上放棄天下帝國之宣稱、並自視為列國體系中之平等成員。

結果宋帝國在其319年歷史中，雖曾丟失半壁江山，卻仍然比其他東亞大陸帝國太平。宋帝國的對外戰爭及叛亂皆少於其他帝國，亦從未爆發過內戰。宋帝國相對的太平，使其可以貫徹文人統治的方針。此時世族衰落，取而代之的官僚則為科舉選拔的民間知識人、皇室祖宗之訓亦強調尊重文官，其社會以東亞大陸標準而言相對平等。雖然宋帝國仍是君主專制，但政策實際上出自君主與文臣之間之共議、近乎「君臨而不統治」之理想，時人程頣略為誇大地將之稱為文人與君主「共治天下」之局面。

這亦是東亞大陸思想較為開放的時期，外儒內法的意識形態不再具壟斷地位，各派思想家為儒家真義爭論不休，因而帶來百家爭鳴的學風。文學、科學、藝術、宗教的發展亦同樣百花齊放，這些文化成就也隨印刷業興盛而變得普及。市場經濟亦於此時完全取代莊園經濟，海洋貿易為宋帝國帶來巨額財富，令東亞大陸踏入前所未見的豐饒年代。

澶淵體系雖為東亞大陸帶來長久的和平，但宋帝國君臣始終未忘天下帝國之顛倒夢想，並將理性的外交政策視為奇恥大辱。宋帝國給予諸國以確保和平之財寶、遠少於征戰所需軍費，亦多能從邊界貿易中賺取回來。然而蘇洵卻以秦滅六國的歷史穿鑿附會，含沙射影地指出「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但實情宋帝國最慘烈的戰禍，皆出於恢復天下帝國的貪欲。金帝國興起時，宋帝國為取得一直由遼帝國管治的中原北部、以圓其一統中原之夢，就與金結盟夾擊遼帝國。但戰事反倒突顯宋帝國防衛空虛，金帝國遂直搗帝都開封。帝都於1127年攻陷後，欽宗皇帝、太上皇徽宗以及大部份皇族均淪為俘虜。

幸而康王趙構幸免於難，輾轉逃到杭州。南渡的宋帝國抵住金帝國兩次南侵、以較過往屈辱的條件簽訂和約，但宋帝國在文化經濟上反倒更為璀璨。然而宋帝國君臣還是未有從歷史學到教訓。權臣韓侂胄1206年發起北伐、卻出師不利，最後更須以自己的首級賠罪。之後宋理宗又在1232年決定與蒙古夾擊金帝國，就像聯金滅遼一役那樣，蒙古很快把矛頭針對宋國。力戰四十餘年後，太皇太后於1276年抱着年幼的恭帝出降、杭州無血開城。部份遺臣則另立少主在嶺南力挽狂瀾，但三年後就在崖山全軍覆沒。

宋帝國政權雖然覆亡，但其文化經濟人口仍得以保存、遺民於蒙古治下仍有相對的自由。雖然宋帝國遺民如今寄人籬下，但其文化依舊興盛：論文學成就，有元曲和小說；藝術方面，黃公望、王蒙、倪瓚、吳鎮這四大家之書畫更是東亞藝術顛峰之作。宋帝國故都杭州依舊繁華，甚至是元帝國最繁榮的港口。宋帝國雖已覆亡，但其社會卻運作如舊，如此72年後當宋金故地爆發大規模民變，元帝國的蒙古人很快就失去對長江流域的控制。在1350至1360年代初，長江流域陷入群雄競逐的局面。以江蘇、浙江沿海為根據地的張士誠透過海洋貿易致富，亦控制着連貫中土南北的大運河，有以商貿立國的傾向。

他對內爭取知識人的支持，對外則與元帝國時戰時和，勢要恢復澶淵體系南北分治之局面。但最終朱元璋憑武力成為最後的勝利者，先於1368年創立明帝國，隨後驅逐在中土的蒙古勢力， 1388年派兵消滅撤退往蒙古本部的元帝國朝廷。朱元璋稱帝後，就想擺脫澶淵體系的陰影，想着要恢復秦漢式的天下帝國。對內，他不信任曾支持競爭對手的知識人和商人，亦想以社會控制手段迫使民眾服從；對外，他認為中土以外各族應向帝國臣服、而國際交往均應只限於官方的朝貢：國際市場貿易則被指會損害帝國之威信。

是以明帝國之內政與外交，都按朱元璋對儒家理學之選擇性詮釋，確立內外差序、尊卑分明的秩序。宋帝國理學高舉道統，但考慮到當時以君臣共識施政的政治慣例，這背後很可能有以「道」約束君權之用意。但朱元璋則以儒家秩序觀肯定絕對皇權，並借用元帝國戶籍制度限制社會流動，並以禮法確立君尊民卑的身份區別，並制約民眾的思想與行為。他亦於鄉間舉行道德教育，藉此進行思想改造。朝廷之內，朱元璋則沿襲金帝國和元帝國的作風，將官僚視為自家的奴僕、而非共定國是的夥伴。他甚至以暴力強迫官僚服從，用體罰懲治不合心意的官僚、甚至釀成好幾次血腥清洗。東亞大陸帝國外儒內法的專制政治，自此進入另一個層次。

明帝國開國之初，亦奉行鎖國政策。各港口的市舶司於1374年廢除，自此外國商船不得泊岸，而海禁令則規定片板不許下海。到16世紀中，明帝國的管治能力衰落、無力杜絕走私貿易，才決定開放海禁。此後明帝國市場商品經濟雖變得空前繁盛，朝廷及官僚卻受制於意識形態，須扭盡六壬使貿易政策勉強符合僵化的教條。如此則招來論爭，使政策舉棋不定。是以有近兩個世紀的時間，明帝國對外之邦交貿易只限於官方朝貢關係，外邦須遵從內外尊卑之規範。要到清帝國才重新以推動海外市場貿易為國策。即或如此，清帝國仍對能衝擊儒法意識形態的外來思想存有戒心，對基督教傳教活動尤其警惕。是以通商口岸，都設於交通便利但又便於帝國監控的節點。

秦漢體系之東亞變奏

明帝國鎖國又要求列國朝貢的對外政策，擺出一副重建天下帝國的姿態，為東亞世界帶來衝擊波。韓半島的高麗國善於利用澶淵體制，一方面與宋帝國通商、另一方面又持續與遼帝國和金帝國抗衡，確立國家自主。直到1258年，高麗力戰27年後，才同意成為蒙古的屬國。朝鮮於1392年取代高麗後，雖實行親明「事大政策」，卻仍務實地捍衛王國之獨立自主。在日本，雖然室町幕府將軍足利義滿於1374年自稱日本國王，並向明帝國朝貢，然而室町幕府無力約束諸侯，到1467年應仁之亂後，朝貢已淪為地方大名與富商包辦貿易之機會。

但後來大名為爭奪參與朝貢之資格，縱容部下於1523年在寧波大打出手，驚動明帝國。至此日本再也沒法向東亞大陸帝國朝貢。在東亞大陸沿海靠海吃海的海洋族群，則受海禁政策所害。他們是大陸東南原住民的後人，較不受儒家教條約束。海洋族群因帝國政策生計受損，便以武裝船隊從事走私貿易，並偶爾侵擾帝國沿海。雖然明帝國後來放寬海禁，但這些海上武裝仍屢禁不絕。

到明清鼎革，東南沿海背離東亞大陸的形勢則更加明顯。朝鮮素來視滿洲人之前身女真人為蠻夷，又曾經在韓半島東北的咸鏡道征服女真人，對滿洲人有先入為主之見。清帝國及其前身金帝國先後於1627及1636年入侵韓半島，才使其不情不願地臣服。之前曾於1592至1598年的壬辰戰爭協助朝鮮抵抗豐臣日本的明帝國，卻於1644年崩潰、令清帝國能入主中土。自此朝鮮對清帝國陽奉陰違，自命為「小中華」的真正統。

日本將東亞大陸之變局，稱為「華夷變態」，儒學者自此將日本視為儒學發展的中心，而此時批判儒學正統的新思潮亦開始浮現。兩種不同學派的共通點，都是視日本為與清帝國對等的獨立國家。大陸沿海的海洋族群亦趁機擴張勢力，鄭芝龍的海上武裝先後投靠明清兩大帝國、其子鄭成功則以明帝國流亡政權的姿態於1661年在台灣創立東寧王國。東南沿海開始出現列國體系的雛形，與滿洲人在大陸、內亞、青藏和中亞的帝國體系分庭抗禮。就如歷史學家葛兆光所言：

明清時期，日本、朝鮮和中國，從文化上「本是一家」到「互不相認」的過程，恰恰很深刻地反映著所謂「東方」，也就是原本在華夏文化基礎上東亞的認同的最終崩潰，這種漸漸的互不相認，體現著「東方」看似同一文明內部的巨大分裂。

中西輝政和王飛凌均未有進一步闡釋東亞沿海體系之後的發展。不過觀乎17世紀以來東亞沿海諸國的發展，我們可以斷言這些國家都像昔日宋帝國那樣，未能擺脫天下帝國的思維。東寧王國開國後，國內一直存在路線之爭，陳永華一派主張固守臺灣獨立建國、經略南洋，但馮錫範及支持他的明帝國遺民卻堅持要反攻大陸反清復明。最終明帝國遺民在政爭取得上風，國主鄭經決定出兵支援大陸的三藩之亂，卻因而損兵折將。之後清帝國雖一度同意讓東寧王國成為獨立的朝貢國，明遺民卻於和談期間從中作梗，最終談判破裂，清帝國遂於1683年以武力侵吞臺灣。朝鮮王國則自視為東亞世界獨存道統的傳承者，其知識人貴族鑽研朱熹正統之學，卻為儒家思想該如何實踐爭論不休。

這最後演化為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各派都指斥對方偏離正統，如此既令施政舉步維艱，亦令創新之主張容易動輒得咎。朝鮮正祖李祘在位時銳意改革，並鼓勵學術創新。實學派獲國王支持，就積極主張擺脫固有華夷觀念，並向滿洲人治下的清帝國學習利民厚生之術。部份學者甚至更進一步，想從西方學習各種科學技術。然而正祖不幸於1800年急病離世，改革政策亦因保守知識貴族群起攻擊無以為繼。天主教的傳入，更觸動知識貴族的反動心態。迫害天主教徒的風氣過後，朝鮮王國就走上排外鎖國的不歸路。（待續）

※作者為香港鰂魚涌人。本貫石岐徐氏，母系祖先為新加坡潮汕籍歸僑及四邑移民。他們都是被中華帝國邊緣化的海洋東亞族群。香港中文大學內外全科醫學士，同大學社會學哲學碩士。自修香港史，並將心得寫成《香港，鬱躁的家邦：本土觀點的香港源流史》。書名是要向台獨運動的前輩王育德先生的《臺灣：苦悶的歷史》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