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帝國思維在日本的發展，更對當今東亞有決定性的影響。豐臣秀吉統一日本後，想取道韓半島入主東亞大陸，便於1592年發動歷時6年，牽動日本、朝鮮及明帝國的壬辰戰爭。德川家康於1600年取得日本政權後，對東亞諸國改採取務實政策，以求確保剛恢復的和平。

然而江戶時代日本知識人雖努力確立獨立自主的身份認同，卻始終未能完全擺脫因固有華夷觀念而滋生的自卑感。部份學者並不滿足於確立於東亞大陸帝國的身份，更想把過往的華夷秩序顛倒過來，使日本人成為天下帝國體系的中心。比如活躍於17、18世紀之交的朱子學家淺見絅齋於〈中國辯〉聲言日本才是「中國」：

生於其國，即以其國為主、已以他國為客。又是觀戰，當各有其國立處置稱號也。學道者，學實理當然也。在吾國，若知春秋之道，則吾國之主也⋯⋯孔子若生日本，則日本春秋之旨當立也⋯⋯中國、夷狄名，此皆唐所付之名也。若以其名稱吾國，此皆效唐之作為也。唯以吾國為內、以異國為外，明辨內外賓主，則稱吾國、云異國，又有何妨？蓋以不違道理故也。

日本明治維新期間之所以積極求學於西方，是因為認識到西方文明進步一面後，日本知識人開始視西方為真正的「中華」。這給予日本政界和知識界畢全功於一役的黃金機會：只要日本推行西式改革、學界又能儘速趕上西方學術水平，那麼日本自然能比執迷體用之分的清帝國更早達到「新中華」的標準，成為真正的「新中國」。保守派政客為抗衡自由民權思想，就借用神道教教義將天皇封為天照大神之後代，然後又將其包裝為儒家聖君、以儒家忠君思想要求國民盡忠盡孝，潛台詞是平民百姓必須順從「輔弼」天皇的薩長藩閥。

這些意識形態於1890年輯錄成《教育敕語》，全國國民自小學開始都要背誦。除此以外，明治政府亦將儒家父權家庭倫理寫進民法，原先儒家禮教只約束武士和貴族階層，如今卻成為對全體國民的監控。東亞大陸帝國的意識形態，就是外儒內法；而大日本帝國的意識形態，即是在儒法體制外，加上神道教的外衣。

日本自1895年於日清戰爭取得勝利，就為帝國擴張積極籌謀，政界及知識人開始視日本為天下帝國體系的中央。為預備未來之擴張，他們開始把大和民族想像成多元的複合族群。最初的大和民族，乃東國繩文人及西國彌生人之結合。後來自東亞大陸和韓半島來了一批渡來人，同時九州的熊襲、隼人，本州東北的蝦夷亦融為大和民族一員。到明治時期，琉球人與北海道的阿伊努人之同化方興未艾。

根據這種邏輯，日本與東亞其他民族都可說有血緣連帶，兩者唯一的分別在於日本已受到文明開化的洗禮。亦因如此，日本有義務為列島外的「同胞」推動「文明開化」，使他們同沐於天皇「一視同仁」的恩德，並同化為高度文明的大和民族之一員。日本的帝國擴張，也就是文明的使命。我們可發現這種多元一體民族論，與東亞大陸帝國體系的意識形態甚為相似：只是「天子」被置換成「天皇」，文明的準繩則由儒家禮教置換成現代文明而已。

如此日本版本的秦漢帝國體系，對內引致文武官僚專政的國家主義，對外則釀成不斷征伐的軍國主義。日本20世紀初雖有過自由化思潮， 1920年代曾短暫民主化，但到1930年代帝國夢還是壓毀自由和民主。帝國在海外屬土，一方面推行漠視傳統風俗的同化政策，另一方面又未能落實「八紘一宇，一視同仁」的族群平等，使屬地住民受到不公平的高壓統治。為求建設以日本為中心的天下帝國，日本的文武官僚一意孤行地使東亞各地慘遭戰火蹂躪，最終整個日本都要為帝國主義的野望蒙受沒頂之災。

日本式的天下帝國觀，最終反過來影響東亞大陸，使步向衰亡的東亞大陸帝國體系以中國國族主義的姿態浴火重生。清帝國於日清戰爭敗北後，知識階層紛紛湧往日本求學，想要參考日本現代化的成功經驗，最終按照日本國族建構的模式發明中國國族主義。中國國族主義雖曾探索過西方民主自由的思想，但還是帶來精英主導的國家主義，並形成主張讓少數先鋒黨改造社會的黨國主義。中華民族的論述，主張清帝國故土上各民族皆應「五族共和」、形成大一統的複合國族，就有着大和民族多元民族融合論的影子。

雖然中國軍事在20世紀初頗為落後，但民國軍人仍然相信軍國主義，極力主張以武力於新疆青藏等地殖民、要在武力支持下消滅其文化語言，其主張與日本軍國主義的作風幾無分別。比如在1935年，有中國軍官於中華民國政府軍事參議院軍事廳出版的刊物中，聲言要「取西藏之本質、繼乃奪其一切，漸次因勢而利導之，使於毫無反對與完全不覺之情形下、將西藏整個地為中國移植過來......（如敢反抗就令他們）感受無限之痛苦......必要時直搗西藏；負對西藏問題根本之重責者，莫如武力......」。回顧當年中國軍事文獻，此等論述比目皆是。在此基礎之上，毛澤東既以軍事動員的手法組織群眾暴力，又以集團方式建立指揮軍隊、監控民眾的黨國體系，使東亞大陸至20世紀中就陷入新秦漢體制的極權主義帝國羅網之中。

思索自由和平的東亞新秩序

當東亞大陸因毛澤東成功奪權，而淪入極權的新秦漢帝國體系時，東亞沿海列國體系的發展卻往前踏了一步。1945年日本戰敗後，駐日盟軍總司令部主導日本政治改革，自由派則趁此機會爭取民主和自由。1951年日本簽訂舊金山和約恢復國權後，日本已經是穩固的自由民主國。東亞沿海其他國家卻一度只能勉強站穩。韓半島1950年代爆發內戰，最終北部淪為東亞大陸帝國的附庸，唯有南部能留在沿海列國體系內。

國民黨政權流亡到台灣這片新得領土，並建立遷佔者政權，中華民國在台灣與大陸帝國分庭抗禮，但實際上卻正式成為沿海體系上的島國。此刻香港雖為英國殖民地，其政府卻高度自主，其住民則多自大陸避秦之士，亦多源自大陸之沿海。總體而言，是個與沿海列國體系更親近的準城市國家。戰後50年內，日本在頹垣敗瓦上復興，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大韓民國、台灣、香港與在東南亞的新加坡，亦因急速成長被譽為亞洲四小龍。這說明東亞除大陸帝國外，還可以有別的可能。

1980年代起東南沿海列國亦爆發自由化風潮。在此之前，東亞沿海只有日本是自由民主國家，香港則為半自由地區，除此之外都是不自由的威權國家，大韓民國持續不斷的社會抗爭，於1987年爆發六月民主運動。最終軍人政權決定讓步，同年12月舉行總統大選。反對派領袖金大中翌年當選總統，奠定大韓民國之自由化。臺灣的轉捩點，同樣發生在1987年。蔣經國於7月14日宣布翌日解除歷時逾38年的戒嚴令，臺灣的社會氣氛則逐漸鬆動。

流亡台灣的國民黨之構成亦日漸本土化，次年蔣經國急病往生後，接任總統的是臺灣籍的李登輝。李登輝於任內積極推動透過增修憲法條文把「中華民國」台灣化，將之從來自中國的流亡政權、改造成由臺灣人選舉出來的民主政體：也就是說，臺灣是個實然獨立的島國、它的國號叫「中華民國」。臺灣自此急速自由化，並於1996年舉辦民主的總統選舉。2000年的選舉，則首次由本土政黨取得執政權。香港雖然因英中談判失利，而將於1997年改換成中國的特別行政區，但此時亦出現要求「民主自治」、「港人治港」、「民主拒共」的呼聲。東南沿海列國體系，也自此成為追求自由的體系。

反觀東亞大陸在1980年代的自由風潮，所以一度令人期盼，卻於六四慘案後一沉不起：當權者決定以舉國之力發展國家資本主義，並推行「毋望國恥」的仇外教育，如此皆使東亞大陸帝國在財力及思想控制上更上一層樓。自由派此後已淪為小眾關懷，「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中國夢」才是社會的主旋律。至此東南沿海與東亞大陸之分野不再只是地理分野，而是自由與帝國兩種意識形態的對峙。

臺灣是個實然獨立的國家，它的名字叫「中華民國」。（資料照片）

當東亞大陸秦漢式帝國走向極權專制，那東南沿海世界就必須更團結一致，以守護沿海的自由與民主。然而東亞沿海的格局，此刻仍然倚靠美國提供的核保護傘，沿海各國未能意識到自己皆為抗拒帝國、捍衛自由的地緣命運共同體。沿海各國至今仍未能完全擺脫舊有錯誤的華夷觀念。日本雖在駐日盟軍總司令部軍事佔領期間民主化，但當局後來為冷戰之緣故，對轉型正義輕輕帶過。部份右翼政客一直阻撓政府為戰爭負責，亦未能了解日本以及國際形勢早就天翻地覆，還是以天朝大國的心態與鄰交往。大韓民國則內化其「小中華」思想，如此再加上被日本侵吞的屈辱感，就形成注重血緣文化的族群國族主義。

然而建基於血緣文化的國族主義，與自由民主有潛在的衝突。政客炒作韓日恩仇煽動民粹，亦有損東亞沿海體系的團結。而臺灣和香港，則與東亞大陸帝國藕斷絲蓮。臺灣住着一群中華民國遺民，一直都對本土化嗤之以鼻，繼而把「去中國化」當成罵人的髒詞；有的臺灣人想搭大陸帝國經濟發展的快車，就想掩飾自己的獨立身份，為了人民幣自甘為「中國台灣人」。香港權貴早遭各種殖民主義馴化，若能從中牟利，亦少有想到香港人之政治權益。即使是在野派，他們面對橫蠻的現實中國時，心中仍擺脫不掉那虛擬的鄉愁；他們不知道在沿海小邦推行民主自治，就必須要脫離帝國的宰制。是以當年輕世代提出要以香港獨立向帝國說不，卻不為鄉愿的主流重視。

如今東亞局勢大抵篤定。中國在東亞大陸已成為現代化的秦漢式帝國，在國內不斷提升習近平的「帝權」，對外則要將國力一直伸延到地極。這個帝國只會侵吞香港、干擾台灣、麻煩日本、離間韓國，並隔海向美國叫陣。但在東亞沿海，除卻香港仍在負隅頑抗、澳門早遭共產黨全盤操控、而韓半島北部仍由中國支持的極權政府管治外，餘下都已經是自由民主的文明國家。這個列國體系理當團結一致，集合力量阻止東亞大陸帝國的無限擴張，方能守護東亞的自由和平。為此我們必須丟清「華夷尊卑」、「天下帝國」等思想毒素，建立基於自由平等的沿海列國秩序。為了東亞的和平、民眾的尊嚴，我們不得不苦苦思索。

※作者為香港鰂魚涌人。本貫石岐徐氏，母系祖先為新加坡潮汕籍歸僑及四邑移民。他們都是被中華帝國邊緣化的海洋東亞族群。香港中文大學內外全科醫學士，同大學社會學哲學碩士。自修香港史，並將心得寫成《香港，鬱躁的家邦：本土觀點的香港源流史》。書名是要向台獨運動的前輩王育德先生的《臺灣：苦悶的歷史》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