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一篇中國的文章說，香港人的人生就是排隊，這個說法某程度上頗為正確，因為在香港所有公共資源，都需要輪候。

在香港，你覺得身體有問題，去看一次公共醫院，需要各種儀器檢查的話，通常你要輪候幾年，如果是會惡化的慢性病，你可以想像會有甚麼結果。 如果你想要公共房屋成家立室，更常是足夠讓少年變成中年，中年變成老年，長達十年二十年的等待。

而且這並不是先到先得的，既然是公共資源，優先照顧「較需要的人」，也是無可厚非。但這卻產生了一個問題，那就是怎樣定義最需要的人？那就是說，既然資源根本無法分配給所有人，僧多粥少，你我都是基層，誰該比誰更優先享受到這些資源？

當然最理想的解，就是叫政府增加所有開支，大量興建公共房屋，醫院，把公共資源開到能夠供應所有人，以及日益增加的人口，這也是香港部份反對派所主張的政策。 覺得這是公平的唯一解，其他的解都沒有意義，因為怎樣調整這條隊，都是不公平的。

但這種叮噹式的解決方式，相信在可望的將來都沒有實現的可能性。既然理想解是不可行的，那我們就不得不面對，排隊有先後緩急的事實。這個先後緩急，就是誰實際上得到公共房屋的居住權利，這是非常現實的問題，因為誰都需要這些資源。

總有一個規則，決定誰能先得到這些資源，基層最終爭奪資源的對象就是其他基層。政客與學者再怎樣說這是落入「民鬥民」的圈套，也是沒有意義的，對於住在舒適房屋的政客與學者來說，這是道德或意識形態議題，但對於那些基層來說，生活資源是個切膚之痛，最終問題就是「誰比誰更需要，誰比誰更基層」。

今天最需要得到公共房屋資源的，就是本地的年輕人，而這也是輪候公共房屋資源的重災區，本地土生土長的年輕人，在各種制度下，客觀上樓的輪候時間相當漫長。 因為這影響到生活質素與成家立業，他們自然想要在各種輪候隊伍中，得到更高的優先權。

偏偏社會的各界，卻認為他們並不是最需要的人。 政府無疑是支持北京的政策。房地產與相當的產業，會希望年輕人不知從哪裡賺錢來購買房產。 部份中產會希望年輕人投入承接房地產的價格，使他們投資的房產繼續升值。最要命的是，連剩下來的反對派政客，或者學者，社會活動人士，也不是站在他們一方的，甚至指斥這些主張為排外。

最終各自都有一些理由，去論證這些人並不是最需要公共房屋的人，但沒有人會否認公共房屋是給基層的重要資源。所以引致了一個非常詭異的結果，如果否定這些人有必要優先得到公共房屋，那只有主張他們並不那麼需要，明明收入不高，還是有義務去租買私人樓，沒資格住公屋，否則就是濫用「福利」，不思長進。

再加上很多過時的偏見，例如覺得大學生就是中產，根本不可能是基層。或者土生土長的人，應該比新移民富有。 一廂情願的覺得他們負擔得起香港的居住成本，但客觀現實上，他們的月入就僅是一萬多或二萬元，甚至不足一萬元，他們即使高學歷也絕對是基層，他們就是基層，在香港這樣生活成本高貴，租金極度異常的城市，不足二千美元收入的人，就是這城市的基層。 一個成年人，有正職每天認真工作八小時以上，連自己故鄉的房間也負擔不起，就是基層。

只是在各方自己的盤算下，他們連被承認是「基層」的權利也失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