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當性的問題

不過，所謂權力的強度並不能單靠實力評估。另外還有一項重要的指標──正當性（legitimacy），簡而言之，就是「統治的道德依據」。所謂統治，一定是統治的一方為少數，而被統治的一方占壓倒性多數。若大多數的被統治者感受到自己是被不當統治的話，該統治便無法長治久安。被統治的多數，不論是積極或消極，只要沒辦法認同該統治具備正當性，其便無法安定。那麼，幕藩體制下的統治依據是什麼呢？

首先就藩主而言，與中世領主自力統治的所謂「生死與共之領地」相比，出現了很大的出入。先不論像薩摩或長州那樣自中世延續而來的藩，多數的藩主，都有自己是被任命為大名的「家產官僚」意識。他們認為領地並非自己的所有物，而是公家之物。

從制度面看，則幕府握有管理後繼者的權利。倘若各藩都是自主的政治單位，那麼要怎麼決定該藩的藩主或是後繼者，理應都是各藩的自由。另外，收到幕府命令「改易」或「轉封」時，藩主也會留下武器前去。武器是統治工具的核心，放棄武器的行為，就是自力統治觀念極度薄弱的象徵。簡言之，大名統治領地的依據是來自將軍的委任。

而將軍統治的依據，則是來自「征夷大將軍」這個自古以來的宮中榮譽體系。將軍的「從一位」或「正二位」等位階，是由朝廷所賜予，其他大名的位階，同樣也是朝廷所賜。就這層意義來說，將軍的地位相對於大名，並非絕對至高的存在。幕府內優秀的知識分子，例如新井白石（1657-1725）或荻生徂徠（1666-1728）等人，便認為幕府有必要建立獨立的正當性體系。

崩解與統一的容易度

前所介紹的幕藩體制，不論實力或正當性都出乎意料地脆弱。在幕藩體制的完成與安定之中，並不是只存有會造成幕府突然崩解的條件，同樣也可發現讓日本迅速重新統一的條件。

首先，各藩自立性的薄弱，可直接轉換成統一的容易度。德國的例子，是各邦的自主性極強，反而不易統一。德國一直要到納粹政權時期，才達到與明治政府相同的統一程度。

宗教勢力的薄弱，使得社會問題可以不從宗教，而以世俗的觀點進行檢視。如同馬克斯．韋伯（Max Weber, 1864-1920）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一書中所闡明的，有時某些類型的宗教會促成資本主義發展。另一方面，由於宗教是透過獨立強烈的教義來理解世界，因此往往會妨礙對現狀的認識。由於當時日本的宗教屬於一種「無色」狀態，因此對於外來的刺激，能夠輕易地彈性對應。
 

和平的紅利
 

幕藩體制創造了長期的和平，而此和平，也為日本的統一及近代化提供了重要的基礎條件。
 

江戶初期日本的人口約為一二○○萬人，到了中期，推算有三一○○萬人。大約增加了二．五倍。然而，奈良時代的日本人口，光是統計在朝廷統治下的就已經有六五○萬人，超過江戶初期人口數的一半。換句話說，日本經過九百年才好不容易成長快兩倍的人口數，在江戶前期卻只花了一百多年就增加了二．五倍。

雖然江戶時期的人口成長到了後期便陷入停滯（特別是氣候條件不佳的東日本），但在前期卻出現了在前近代世界難得一見的人口成長。人們之所以會有江戶時代是一個暗黑時代的印象，主要是因為聚焦於江戶後期的東日本，再加上直接與今日的生活水準相比較所產生的誤解。
 

那麼，這樣的發展是如何產生的呢？第一，是耕地面積的大幅增加。這時期在技術上已經能夠控制大型河川，平原出現後，各藩也投入心力進行拓墾。在古代，耕作地主要是以像大和盆地那樣的地形為中心。另外，就技術層面而言，鐵製農具的普及也很重要，這是因為戰爭的消失造成武器需求銳減的緣故。鐵製農具的普及、古代的稻作導入，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化學肥料的導入，被並列為日本農業三大革新。
 

在商業方面，可以看到伴隨航路沿岸開發而形成的全國市場。米及其他全國的物資被運至大坂（一八六八年左右改稱「大阪」）、進行換金、或是運往江戶，都是得利於航路沿岸的發展。附帶一提，馬休．卡爾布萊斯．培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 1794-1858）的黑船之所以被理解為不只是幕府、而是日本全體的危機，其中一個原因，正是以航路為媒介所確立的全國大型市場之故。不知道會在哪出沒的那幾艘黑船，威脅了航路沿岸，對於日本經濟整體來說是一大危機。

更重要的是教育普及。在江戶前期，識字對武士來說並非理所當然。不過，到了江戶後半期，不識字的武士反倒變成了少數例外。讀得懂文字的人口比率，也就是所謂的識字率（literacy），在幕末的成年男子中約有四○～六○％，成年女子有一○～二○％，這在傳統社會中是令人驚嘆的高水準，即便在今日世界，仍有不少國家未達此數值。教育普及的結果之一，便是文書行政變得可能。因為只要識字率超過一○％，就能夠透過文書有效率地傳遞複雜的內容。
 

武士的行為準則
 

如此長時期的和平所帶來的另一項重要變化，是領導階層的意識變化。領導者的意識，在政治上發揮著重要的功能。所謂環境，是通過「人的意識」這個濾器後被理解出來的東西，然後再被投置於政治過程中。
 

當時的領導者當然是武士。武士的行為準則（ethos，根基於社會集團，慣習化後的倫理）以「武士道」廣為人知，原本是功名心加上對主君忠誠的一套組合。竭盡心力地效忠主君，在戰場上成就功名，獲得恩賞，然後更加力行忠誠。但問題在於，戰爭消失了，武士因此失去對主君表現忠誠的機會。
 

雖然大多數的武士都成為安居於特權之中的人，但仍是有人在重新思考著武士存在的意義。單方面接受主君的恩寵、失去報恩用的戰場的武士是什麼呢？這樣的武士是一種矛盾的存在嗎？如此一來，一方施予恩寵的認知與一方強調獻身相連結，相互契約式的君臣關係逐漸變化為單方向的君臣關係。
 

具體而言，武士應該做什麼？武士平時的義務、責任又是什麼？提供這些問題解答的是儒學，特別是朱子學的教訓──統治者必須有德望，領導被統治者。仁政安民是統治者責無旁貸的工作。
 

前述的變化也讓武士效忠的對象產生改變。也就是說，武士原本效忠的對象是主君個人；後來的效忠對象則超越了主君個人，轉變為「御家」。過去被視為美德的殉死行為，也被禁止。因為一個有才能的家臣若與主君同生共死，御家的安泰便會出現危機。不僅如此，根據此變化，效忠對象還變成抽象的原理。這一方面雖然降低了效忠的能量，另一方面，卻打開了選擇效忠對象的可能。從幕末到明治，能夠快速將對藩的效忠，轉變為對天皇或對國家的效忠，便是因為有前述效忠對象變化的前提。

雖然發生了這樣的變化，不過武士依然是武士，並沒有因此失去身為一名戰士應有的特質。軍事的第一步是正確地認清現狀，掌握敵我雙方的實力（「知彼知己，百戰不殆」）；此外在軍事上，重要的並不是賦予理論或意義，而是行動本身（「兵貴拙速」）。根據這樣的現實主義或行動主義，武士認為黑船來航首先會造成軍事上的衝擊，因而採取迅速的對應。
 

對比之下，武士以外的階層並沒有出現積極承擔危機的精神。在實力上壓倒性地贏過武士的商人階層，不同於西洋的資產階級（Bourgeoisie），無法擺脫寄生、被動的存在方式。相反地，不少出身自其他階層的人反而忠實地力行武士道理想。澀澤榮一（1840-1931）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從農民出身參加倒幕運動，偶然成為德川慶喜（1837-1913）的側近，明治時期出任政府官員，後來更成為商界第一把交椅。

新渡戶稻造（1862-1933）在其《武士道》一書中，敘述武士道始於武士，並擴散到其他階層。就此意義來看，在明治憲法下將國民稱呼為「臣民」，便是一個象徵。這意味著國民同時也是天皇的家臣，亦即將武士的行為準則移植到國民身上，正是明治國家的目標所在。
 

※本文摘自《日本政治史：以外交與權力的雙重視角，解讀從幕府到冷戰的關鍵時刻》第一章幕藩體制的政治特質／作者為歷任立教大學教授、東京大學教授、聯合國大使、政策研究大學院大學教授、國際大學校長等職。2015年起任現職。紫綬褒章受章（2011年），東京大學名譽教授（2012年）／麥田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