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自由的百年帝國夢》之四:獨裁主義讓蔣介石離心離德

徐承恩 2019年01月04日 07:00:00

蔣介石甚為欣賞剛在西方冒起的法西斯主義,雖然他畏懼法西斯模式的群眾動員,卻期望能以類法西斯組織招聚忠心的地方精英。(維基百科)

在1920年代,中國新興起的先鋒黨為復興帝國的春秋大夢,誓要戳破1910年代的自由夢,要以黨國體系集中眾人之力。受大五四啟蒙、並於小五四後投身社運的年輕知識人,就為國共兩黨所拉攏。自從這些知識人把目光從外交轉往反對軍閥政府,就失去民眾支持,工商界亦不願再提供物資。

 

社會運動陷入內外交困之境,令年輕人不得不向各政黨求援。青年代表初次與孫文見面時,雙方均感到格格不入:孫文根本對年輕世代的啟蒙價值興趣缺缺。但雙方很快就意識到彼此能互相利用。

 

國民黨於1920年代成為學生運動的主要財源,到1923年全國學生總會更索性遷往由國共兩黨盤踞的廣東。國共兩黨都積極在年輕人群體招收黨員,並想將青年運動轉化成政黨附庸。國民黨於1924年改組後設立中央青年部以指揮學生及青年運動,共產黨則派員滲透各社運組織、並成立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此後年輕知識人就成為國共兩黨打擊軍閥和外國人的馬前卒,或是做文宣工作、或是動員普羅大眾、或是上街抗爭。這些街頭運動往往演變成流血衝突,為國共兩黨興師北伐製造條件。

 

投入國共兩黨政治運動的年輕知識人,像政黨領袖一樣自視為先知先覺的關鍵少數。他們認為身為先鋒黨的責任,是去喚醒和領導後知後覺的普羅大眾。而普羅大眾在他們眼中是無知反動的愚夫愚婦,對自身的權益一無所知,是以民眾必須得到智者提點方能實踐其權利。

 

民眾尚未醒覺、其自由抉擇亦不能帶來解放,是以他們必須服從先鋒黨;而民主參與,則是在為民眾夙夜匪懈的先鋒黨的帶領下集合力量,爭取整個國家的集體權益。也就是說,要讓服從和團結取代自由和啟蒙。

 

國共兩黨及其年輕支持者若論及「自由」二字,只為突顯軍閥的不堪,卻無意推動民眾的自由與民權。他們反倒利用民眾既有的華夷觀念,主張打倒外國的帝國主義、奢言要重拾漢唐盛世的風範,以沙文主義口號煽動仇外民粹。而在取得一定民眾支持後,則會透過群眾暴力迫餘下的民眾歸邊。

 

先鋒黨帶領民眾革命,奪權以後就以黨國之力由上而下地改造社會,以國家主義集合眾人之力,從而達成國家的富強。如此大五四的自由夢,自1920年代後只屬少數學者的堅持,一切都被清末以來的帝國夢所吞噬。而當北伐推進到長江流域,青年運動隨著國共兩黨矛盾白熱化被國民政府瓦解,此後繼續參政多加入國共兩黨、推動黨國集權。帝國的復興夢,自此完全壓倒對自由的渴望。

 

赤化:極權主義與帝國建構

 

北伐戰爭於1926年爆發後,國共兩黨為爭取主導權頻起衝突。年末北伐軍打到長江流域,將沿江而下進軍上海。共產黨以拉一派、打一派的手法,高舉「打倒買辦資產階級」的旗幟爭取具國族情懷的商人支持。同情共產黨的商人聯同親共工會和大學生於11月28日召開市民大會,主張實踐抗拒軍閥的市民自治。1927年初北伐軍兵臨城下,共產黨發動三次罷工暴動,想要攻進上海各租界後建立政權、然後迫未進城的蔣介石接受既定事實。

 

他們於北伐軍抵達市郊時,於3月21日發起罷工罷市罷課、並於翌日成立上海特別市臨時市政府,又以警察和軍閥殘部的武器把工人糾察隊武裝成黨軍。然而蔣介石未有如共產黨預期那樣就範, 並於4月12日發動幫會襲擊親共工會、到14日派兵攻入臨時市政府總部,並開始肅清國民黨內部的共產黨員。到1927年,在武漢對蔣介石對峙的國民黨左派亦決定與蔣介石復和,並與共產黨訣裂。自此共產黨只能從事地下活動。

 

受到挫折的共產黨必須重新思索其未來發展。根據馬克思本身的想法,若要令普世所有人類得以解放,無產者必須團結一致,以社會主義革命推翻資產階級。如此人類文明才能進化,先是達成以勞分配的平等社會、並為步向以需分配的共產主義烏托邦繼續奮鬥。這場革命必須是全球革命,國族主義則是資產階級分化無產者的技倆。

 

然而這套正統理論在中國卻有實踐上的問題。中國工業發展遲緩,所謂資產階級其實是遠離權力核心的新興階級,而普羅民眾則多為農民、並不是工業社會的無產者。國際主義的主張,亦與懷着華夷觀念的中國人格格不入。不過列寧卻為馬克思主義開了一度後門:他認為西方的殖民主義乃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帝國擴張一方面是資產階級爭取利益極大化的必然結果,另一方面也是利用透過剝削得來的海外資源收買西方無產者的手段。

 

那樣西方以外資本主義發展落後的地區,仍能透過反抗帝國主義參與全球社會主義革命。倘若把這理論後門拉闊一點,共產黨就能以反帝之名義推動跨階層的國族主義革命,而毛澤東則把這理論突破轉化為政治實踐。

 

毛澤東出身於下層士紳家庭,在大五四期間於1918年曾任職北京大學圖書館,其上司為與陳獨秀一起創辦共產黨的李大釗。他於小五四爆發前返回家鄉湖南,發動學潮、組織學生、創辦刊物,之後於1920年成立湖南共產主義小組。他於1921年7月以湖南代表身份到上海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成為共產黨員。

 

在聯俄容共之時,毛澤東於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任職,負責北伐期間的動員工作。但在1927年清黨後,他未有像其他黨員那樣在城市組織地下工會,而是到江西農村帶領農民叛亂。當時共產黨由王明領導,主張以正統理論推動國際主義的階級鬥爭,認為毛澤東的農民運動只是旁門左道。

 

而毛澤東則批評王明教條主義,本身則想把國際主義揉合中國國族主義、以領導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為目標,從而滿足復興天下帝國的強國夢。國民黨期間多次圍剿在江西的共產黨根據地,共產黨於1934年9月決定逃離江西,一直流亡到陝北延安,美其名曰長征。在流亡期間,共產黨召開遵義會議,毛澤東獲得張聞天支持,擊敗王明那一派,亦自此晉身中央政治閣常委之一。

 

毛澤東站穩陣腳後,就積極擴張在共產黨的影響力,為此他提出了一套與王明等國際派抗衡的革命理論。日本曇花一現的大正民主於1930年代崩壞,並因軍人主政而走向軍國主義。

 

駐紮在滿洲的關東軍於1931年9月18日瞞着東京的民選政府,逕自起兵驅逐張學良的東北軍,並扶植滿洲國為日本附屬。1932年日本再出兵上海,迫使中國同意把上海鄰近地區非軍事化。蔣介石知道中國剛剛才勉強統一、與日本實力懸殊,因而投鼠忌器。在九一八事變時,蔣不許張學良反擊,之後亦對日本在華北的擴張多番忍讓。

 

但共產黨未有執政包袱,就能在道德高地指斥國民政府喪權辱國,以民眾的屈辱感煽動仇外情緒、藉此提升自己的聲望。毛澤東趁機提出一套兼容國際主義理想與國族情懷的論述,他於1935年於〈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指出:

 

國際主義者的共產黨員,是否可以同時又是一個愛國主義者呢?我們認為不但是可以的,而且是應該的…只有民族得到解放,才有使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得到解放的可能…愛國主義就是國際主義在民族解放戰爭中的實施。

 

蔣介石在北伐過後,就想要建立一人獨裁的制度。他甚為欣賞剛在西方冒起的法西斯主義,雖然他畏懼法西斯模式的群眾動員,卻期望能以類法西斯組織招聚忠心的地方精英。這種獨裁主義卻使蔣介石離心離德,曾與蔣一同參與北伐的地方勢力屢次與南京衝突,在1930年代爆發多場政爭以至是內戰,部份實力較強的地方勢力則於根據地雄踞自治。

 

高壓政治和連場鬥爭使知識階層對國民黨大失所望,亦令他們無法體諒蔣介石的對日方針。他們未有考慮實際戰略問題,只是覺得國民黨專注剿共而未有興兵抗日,是因為蔣介石為一己權慾而置國家安危於不顧。毛澤東認為這些知識人雖然都屬於資產階級,卻是能與共產黨聯手打擊國民黨的有用伙伴。他主張可以與非國民黨的在野人仕組成革命統一戰線,集中力量與日本侵略者和國民黨對抗。

 

失去滿洲地盤的張學良不滿蔣介石的對日政策,於1936年12月12日趁蔣到西安巡視時發動兵諫。蔣於被俘期間承諾暫停內戰並與共產黨合作抗日,為瀕臨敗戰的共產黨帶來生機。毛澤東主張調整戰略,先與國民黨合作抗日,並藉游擊戰培養實力。

 

在趕走日本人後,再與革命統一戰線聯手挑戰國民黨政權。毛澤東於1937年撰寫〈矛盾論〉,為此戰略提供理論基礎。他根據馬克思的唯物辯證法,指出在社會演化的每個階段皆有正反雙方的矛盾鬥爭。正題與反題的鬥爭,最終會辯證出合題,使歷史踏入下一個階段。此後合題就會成為新的正題,遭到與之矛盾的反題挑戰,如此再踏入下一個循環。毛澤東強調在每個階段皆有其主要矛盾,在當前的階段主要是中國與帝國主義的矛盾、在下一個階段則是革命統一戰線與國民黨的矛盾、在此以後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才會走到台前。

 

國際派想於此時此刻實現社會主義世界革命,因而主張以國際主義取代國族主義,則是不辨主次先後的左傾教條主義。毛於1940年〈新民主主義論〉,指出革命統一戰線在驅逐國民黨後,並不會馬上展開由共產黨領導的無產階級專政,而是要先實行新民主主義,讓革命統一戰爭各成員以民主方式組成聯合政府。此後中國要展開現代化改革建設,到條件成熟後才會過渡往社會主義階段。

 

在這些理論基礎下,毛澤東於1942年於根據地延安發動政治鬥爭,要求黨員自我批判、審查各幹部的思想,發展成批鬥內奸的獵巫運動。共產黨的國際派、親蘇派於這場延安整風遭到整肅,而毛澤東一躍而成共產黨獨一領導。然而在中國西南的大後方,毛澤東卻發行大批闡述新民主主義的文宣,非國民黨的知識人不滿國民黨以訓政為名實行一黨專政,對毛澤東新民主主義的承諾甚為憧憬。

 

在對日作戰方面,共產黨主要在華北農村發起游擊戰,將正規軍的對決交給國民黨。共產黨則以戰養戰,並於華北鄉郊建立多個解放區。

 

※作者為香港鰂魚涌人。本貫石岐徐氏,母系祖先為新加坡潮汕籍歸僑及四邑移民。他們都是被中華帝國邊緣化的海洋東亞族群。香港中文大學內外全科醫學士,同大學社會學哲學碩士。自修香港史,並將心得寫成《香港,鬱躁的家邦:本土觀點的香港源流史》。書名是要向台獨運動的前輩王育德先生的《臺灣:苦悶的歷史》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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