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和六四的自由夢之所以無疾而終，是因為政客和知識人皆動機不純。他們渴求的是一個強大的帝國，希望能以國家的力量滿足種族主義的虛榮心。中國人心底渴望富強，只有少數人能像劉曉波那樣有着自由高貴的靈魂。他們或會為追趕世界潮流、或是為壯大國家而主張民主與自由，但大部份人着緊的，卻不是個人的獨立自尊。

如此只要他們遇到挫折，或是遇到難以說服的民眾、或是遭遇船堅炮利的外侮，就會傾向精英領導的集權主義，並置自由理念於不顧。

華夷尊卑的意識於東亞大陸根深蒂固，是以當來自遠方的西方人帶着先進科技挑戰清帝國的霸權，清國人之認知就不再協調。及後東亞體系的小國日本憑藉源自西方的技術，把天朝大國打得落花流水，東亞大陸也不得不向陌生的西方求現代化之學問。

而在學習的過程中，清國知識人陷入既自卑又自大之情結。在初接觸西方學問時，他們總愛說他邦種種新奇事「我國古已有之」；在學習的過程中，又覺得不管如何努力還是會遭西方人白眼，因而深感屈辱。

但習過西學的知識人面對國人，又會鄙夷國人對外界的無知，自詡為接觸過世界潮流的先知先覺者；面對政權，一方面以懷才不遇的心態埋怨保守的當權者未能知人善任、一方面又期望能扶助明君謀帝國復興之大業。

這就有如管禮雅筆下對西方愛恨交纏、於國內又無法一展所長的俄羅斯知識精英：管氏認為俄國精英自卑仇外、懷才不遇的怨恨，乃主導其國族建構之集體情緒。最終俄國以先鋒黨奪權的模式完成其國族建構，並以集權主義肅清社會中潛藏的外國奸細、以侵害個體的方式集合全國之力，與或真或假的外敵周旋。而中國的國族主義，也是如此走上極權主義之路。

中國國族主義的目標，不外乎是要「師夷之技以制夷」，想要藉現代國族主義的動員力，趕走圖謀不軌的外人、恢復帝國的榮光。中國的愛國主義、國族主義，歸根究底是要在清帝國原有領土的基礎上向外擴張的帝國主義。

除此以外，富強的中國也要改變既有國際秩序，要「以我為主」地建立以中國為天下之中的新世界帝國體系。中國國族主義常自詡為反帝解放運動，但他們只是反對別國的帝國主義，心底卻想要以自己的帝國主義取而代之。到1990年代，中國乘着全球化浪潮，就要把百年來的帝國夢逐漸化為真實。美國土耳其裔中國研究大師德里克（Arif Dirlik）認為：

在1989和1992年之間……黨的領導人決定解決帶來六四事件的這些矛盾，他們將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間的鴻溝消除……新千年的中國，成功利用全球資本提供的機會，得以在「中國崛起」的脈絡中成長……世界第二的經濟力量很快就學到世界第一的帝國政策，美其名是「中國特性」，實際上乃是將早期帝國朝貢體制迴光返照，和半個世紀試圖挑戰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革命遺產混在一起。

這種戀慕帝國榮光的國族主義，使中國在本質上欠缺讓自由民主植根的土壤。為此我們可參考同樣以多元一體民族論立國的戰前日本。日本於二十世紀初，民眾透過一連串的抗爭要求民主參政，他們一方面爭取於本島推行普選、自由化改革和分配正義，另一方面又支持海外的帝國擴張。

他們相信本島的改革與帝國擴張可以相輔相成，美國日本史學者安德魯．戈登（Andrew Gordon）稱之為「帝國民主」。最終憲政會首相加藤英明於1925年與在野黨達成協議，眾議院遂於5月5日通過《普通選舉法》，讓本島25歲以上男性皆獲得選舉權。

但隨之而來的所謂「大正民主」卻異常短暫。1920年代末的階級衝突和經濟不景令民情出現變化，到1931年軍方繞過民選政府於滿洲發動九一八事變，令日本踏入戰時狀態。除卻少數忠貞的日本共產黨員，大部份曾擁護自由民主的日本政客和知識人都決定「相忍為國」、大批自由派和左翼知識人為帝國夢而紛紛轉向，支持由官僚和軍人聯合專政的例外狀態。轉向的政客則透過選舉政治替官軍共治的體系帶來認受性，到1940年更加入名為大政翼贊會的準法西斯組織。

對帝國邊陲的民眾來說，帝國民主的承諾更猶如畫餅充飢。雖然多元一體民族論主張對帝國境內全體臣民一視同仁，但當局及本島人對邊陲民眾始終充滿成見。殖民地當局常以民心尚未融合為由不斷拖延，並於當地推行意欲消除既有文化的同化政策，在實踐上則變成在文化上的種族滅絕。

東京要到1945年敗戰前夕，才宣佈讓臺灣及韓半島的民眾取得完全的政治權利，不過為時已晚。只要帝國夢猶在，民主就不可能持久、更不可能令帝國邊陲的民眾受惠。

即使中國能展開民主化過程，帝國民主也無法確保東亞的自由與和平。就如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歷史社會學家米高曼（Michael Mann）指出，民主化初期往往會伴隨族群矛盾的白熱化：新興民主國家的政客及民眾皆對民主政治缺乏概念，是以其政治陣營間的區隔多建基於族群身份，而不是較抽象的政策偏好。

政客因而會偏好以族群認同區分敵我，甚至靠煽動仇恨爭取選票。這些矛盾要待民主政治日趨成熟、自由價值日益普及、公民社會日漸壯大後，才有望於一代人的時間內逐漸化解。

然而，在一些族裔國族主義傳統較強的國家，主流族群主導的政權取得民意認受後，就會想按主流族群的偏好改造國家。他們或會要求少數族群融入主流、或是將少數族群當作二等公民，不論如何都可能引致意欲「淨化」國家的多數人暴政。

倘若這些國家民主化的底氣不足，很可能就會採用種族清洗的「最終解決方案」，令脆弱的民主迅即衰變為法西斯體制。尤有甚者，煽動族群矛盾的政客亦可能會主張收復故土，以行動串連鄰國的同族，使國內的族群問題激化為國際的邊境衝突。

而中國國族主義正正就是一種主張收復故土的族裔國族主義。中國國族主義者會要求清帝國故域內的所有民眾，皆要融入並效忠於所謂的中華民族：在實踐上這是要求少數族群採用漢族本位的主流文化。而中國的國族建構，基本上亦是收復故土的歷史過程：中國於1949年以「和平解放」之名侵吞新疆、在1959年消滅實際管治西藏的噶廈。到1997和1999年，則從英國及葡萄牙奪取香港和澳門、並持續削弱其自治權。

此後中國以虛構的九段線為理由入侵南中國海，又以文攻武嚇的手段想要染指實際獨立的臺灣。就如這篇文章一直強調，中國並未接受過自由價值，也未曾有過真正的公民社會。一直關注少數族群問題的中國異見人仕王力雄斷言，中國若然民主化，其前景將極不樂觀；最有可能出現的情況，是淪為群眾暴力的普羅帝國主義：

如果現在的中國政府打臺灣，會被認為是專制對民主的進攻，民主國家會為此保護臺灣。但若中國實施了代議民主，在極端民族主義的鼓動下，選民以符合程序的多數投票贊成打臺灣，包括打西藏、打新疆，不是沒有可能的，那時國際社會該如何判斷和對待？我把代議民主稱做「數量民主」。

東亞大陸何以和自由絕緣？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大陸的政客、知識人和民眾都眷戀着帝國的榮光。他們把帝國的面子看得比個人的尊嚴更為重要，想無所不用其極地取得在外族面前吐氣揚眉的力量。

這樣的國家即使有機會民主化，也只會淪為仇外的群眾暴政，甚至會演變成向外擴張的法西斯霸權。事實上如今的主流民意，亦支持共產黨黨國以威權政治集中力量富國強兵。國際社會面對中國之強權，也是不斷犯錯。當年西方把東亞納入西發里亞體系時，不顧體系的內在邏輯而把清帝國當成壟斷整個東亞大陸的法人，之後又讓中華民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先後繼承此法人身份。

批評西方帝國主義的進步知識人，則無視東亞大陸帝國曾稱霸東亞之歷史事實，單純地把中國視為帝國主義的受害者。如此皆助長了中國的氣燄，讓他們能披上國族自決的偽裝、行帝國主義之實。

東亞若要維持長久的和平、自由民主若要在東亞植根，就必須修正昔日便宜行事的歷史錯誤，裂解在大陸上的帝國體系、建設由民主小國構成的東亞列國秩序。建設民主中國之口號雖然漂亮，實情極不可取；若然愛民主、為自由，則當建設民主東突厥斯坦、建設民主西藏、建設民主廣東、建設民主湖南，諸如此類。

東亞新秩序的建構，當由臺灣和香港開始，因為兩者一個是實際獨立的國家、另一個尚且還是相對獨立的自治體。讓臺灣成為有實有名的臺灣共和國，並鞏固臺灣國族主義的國族建構；讓香港本土思潮從本土情懷提升為國族情懷，先挽回日漸消逝的自治、再將自治提升為實際的獨立。

就以臺港為抵抗中國帝國擴張的前哨、讓臺港示範何為沒有帝國的東亞體系，最終要令東亞大陸的帝國分裂、令民眾丟棄帝國稱霸的顛倒夢想、並在東亞大陸各地創立多個獨立自主的自由國家。就如旅德中國異見詩人廖亦武於2012年獲得德國書業和平獎後的謝辭所云：

為了孩子不再死於無辜，這個帝國必須分裂。

為了母親不再無辜地失去孩子，這個帝國必須分裂。

為了中國各地的人們不再流離失所，淪為世界各地的累贅，這個帝國必須分裂。

為了葉落歸根，為了將來有人守護祖宗的墓園，這個帝國必須分裂。

為了全人類的和平和安寧，這個帝國必須分裂。

※作者為香港鰂魚涌人。本貫石岐徐氏，母系祖先為新加坡潮汕籍歸僑及四邑移民。他們都是被中華帝國邊緣化的海洋東亞族群。香港中文大學內外全科醫學士，同大學社會學哲學碩士。自修香港史，並將心得寫成《香港，鬱躁的家邦：本土觀點的香港源流史》。書名是要向台獨運動的前輩王育德先生的《臺灣：苦悶的歷史》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