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於一九二七年、逝於二零一八年、人生橫跨二十世紀韋政通，引以爲自豪的身份定位是「一個自由獨立的思想工作者」，這個稱呼看似不起眼，卻有千斤重。韋政通認為，當代華人文化圈中沒有一個「國學大師」，他自己算不上，季羨林、南懷瑾、饒宗頤等人更算不上。按照清代漢學的標凖，國學大師必須超越現代大學中的學科界限，兼通義理、考据、辭章。所以，連胡適和陳獨秀都算不上「國學大師」，二十世紀唯有章太炎、王國維和陳寅恪三人是「國學大師」。而在「思想工作者」當中，韋政通堪稱一位不可多得的「異數」：他與梁漱溟、錢穆一樣，是極少數未曾受過完整、系統的現代大學教育，自學成才並自成一家之言的知識人；他又面臨著比梁漱溟和錢穆更艱難的處境：因為傳播自由主義而受國民黨政權迫害，他不曾在大學中獲得穩定的教席，僅僅在中國文化大學和政治大學短暫任教，很快就被迫掛冠而去。然而，韋政通在書齋中享有完全的思想和心靈的自由：從二十多歲開始著述，直到九十一歲高齡因車禍去世，他從未停止韋編三絕、奮筆疾書，即便稱不上桃李滿天下，卻毫無疑問是著作等身。

韋政通不是一名循規蹈矩、因循守舊的「思想工作者」，而是一位「異端思想者」，他大膽地宣稱：「人類爭取自由的歷史，就知識分子的角色而言，就是爭取做為異端的權利的歷史。在專制獨裁統治下的漫長歲月中，傑出的知識分子很少不扮演異端的角色。」

韋政通去世後，水牛出版社社長羅文嘉為之出版文集《異端的勇氣》，收入其系列講稿《人生十問》和若干代表性文章，堪稱一部「不是自傳的自傳」。韋政通是持統派立場的外省人，羅文嘉則是持獨派立場的本省人，兩人卻能成為忘年交。羅文嘉擱置統獨之分岐，為韋政通這位寂寞的前輩學者出書，是因為韋政通身上有一種特別的魅力深深打動羅文嘉，這種魅力正如殷海光當年對韋政通一句話的評價：「你啊，就好像一個孤炭，你一個人可以發光的。」羅文嘉在此書所寫的序言中説：「在韋政通的一生中，就他離家出走、與有夫之婦交往來看，他是社會風俗眼中的異端；就他澈底拋棄原先對當代新儒家的信仰，成為一個自由主義者來看，他是傳統學術派閥眼中的異端；就他獨立思考、勇於批判傳統與現在來看，他是當權者眼中的異端。然而對他而言，他就是要追求自己想要的人生，就是要相信自己的思考，就是要講自己想說的話，就是要走出一條自己的路。」在一般人看來，這是一條「光榮荊棘路」，韋政通卻「雖千萬人，吾往矣」地走了一輩子。

韋政通一生追求自由，他如此自述：「當我說，自由是我的天道時，自由已提升到信仰的層次。」對他而言，「追求自由」不是口號，是一生的價值與每日生活的具體實踐。在一次演講中他曾經直言不諱地評論胡適：「胡先生自大使生涯後，做學問的能力早已開始弱化，晚年在臺灣已不是學者的角色，而是一位「名流」，這是我既做不到也不羨慕的。」他看到在政府擔任高官的胡適失去了學者的特質和獨立的意志，就毅然與之逆向而行：他以高質量和高產量的寫作，爭取到了經濟上的獨立地位，不仰賴與政府、學術機構和贊助人。他強調説：「我一生最重要的追求是：追求經濟獨立、追求思想獨立、追求精神獨立。」如此，當然需要付出沉重代價：他曾隱居山中的茅草屋，幾乎茹毛飲血，患上傷寒，險些喪命；他曾受國民黨特務的騷擾，失去教職，只能賣文為生，廢寢忘食，每日下筆萬言；他還曾因為滿城風雨的婚姻，不得不躲避可畏的人言，從台中遷居台南善化鄉下；他脫離了如同追名逐利的「小世界」一般的主流學術界，不用評級、不用升等、不用經營人脈、不用討好同僚，其學術成就卻讓名校教授和院士們望塵莫及。

白色恐怖時代的愛與怕

韋政通晚年回顧自己漫長的一生，認為最值得自豪的一件事是：力排眾議，勇於追求自己所愛的。青年時代，他愛上一位護士，這名護士隨軍去了臺灣，他受到很大的刺激，「一個女孩子都有這麼大的勇氣，隻身跟著軍隊去闖天下，我是個男人，為什麼不可以？」於是，二十二嵗的韋政通偷了母親十塊銀元，在上海報名參加青年軍二零七師，於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乘船，兩天後到了臺灣基隆港。他上岸時才知道，共產黨軍隊已於前一日渡過長江，如果遲一天，他想走也走不了。與大時代的風暴中顛沛流離的大多數人不同，韋政通遠赴臺灣，是為了追求浪漫的愛情，而不是在國共兩黨之間選邊站。韋政通大器晚成，一九四九年剛剛上大學，對社會和政治的變遷幾乎一無所知。與之相似，在王鼎鈞、余英時的回憶錄中也可看到，他們離開中國的選擇，並非深思熟慮，而是充滿了偶然與變數。但是，留下和離開，此後的命運便是天淵之別。

為了愛情，不顧一切地跑到一個前途未卜的孤島上，那時身穿軍長的韋政，通宛如金庸小說《天龍八部》中大理國王子段譽那樣的「多情種子」。不過，他沒有追到那位讓他意亂情迷的護士。多年以後，羅文嘉詢問那段情竇初開的初戀，老人淡淡地回答説：「她當然嫁人了。」

真正「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的愛情在後面。在貧病交加、窮困潦倒之際，韋政通得到徐復觀的幫助，以著作獲得教師資格，到台中一中擔任國文老師。那時，徐復觀已經與國民黨分道揚鑣，因直言批判國民黨，成為特務關照的重點對象。台中一中的國民黨幹部知道韋政通是徐復觀推薦來的人，遂對其展開調查。黨部派遣同為國文老師的楊慧傑女士來調查韋政通的思想，結果發現韋政通有寫日記的習慣，就把他的幾本日記本拿去看。楊女士看了之後感動得流淚，感慨説「現在怎麽還有這樣生活的年輕人，有這樣的向上心」，反倒愛上了調查對象。三年之後，楊女士與前夫離婚，再與韋政通結合，此後兩人相親相愛度過了四十一年的美好婚姻。   

韋政通總結自己經歷的「愛情三部曲」，包括「情愛」、「志愛」、「恩愛」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情愛」，是從相戀到蜜月的激情階段。第二階段是「志愛」，即兩人志趣相投，朝著共同的理想而努力。夫人的理想是當大學教授，韋政通幫助夫人補習國學，兩年後順利考到大學教書的資格，之後夫人在中央大學任教十八年才退休。另一方面，夫人也是韋政通的支撐和幫手，「我不管受多大的迫害、多大的挫折、幾次失業，我的太太從來沒有對我失望過。我感謝她，在最困難的時候都是她在支持我」。第三個階段是「恩愛」，特別是進入晚年，彼此之間盡一切可能性互相幫助。夫人生命的最後六年都在病床上度過，一共住過十九次醫院。韋政通放棄外出講學的邀約，一心一意照顧夫人，早晨親自做早餐送到醫院，夫人睜開眼睛一定看到丈夫在床邊陪伴。辛苦固然辛苦，但韋政通由此悟出「愛就是犧牲」的真諦。

從牟宗三到殷海光：從儒學到西學

韋政通早年追隨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牟宗三很欣賞韋政通，但韋政通後來卻叛出師門。他如實描述了在牟宗三門下求學期間的感受：當牟宗三離開東海大學時，給他的感覺就像早年離開父親一樣，「渾身有一種舒適感，因為牟先生當時讓我感受到龐大的壓力」。此時，韋政通在新儒家圈子中已有不適應感，「言必稱儒家或者言必稱牟宗三」不符合他不羈的個性。更重要的是，隨著對儒家的深入理解和思考，加上對西方哲學的研讀，他漸漸發現儒家的許多重大缺陷，如消極性道德、家天下的政治、匱乏的經濟、載道的文學和道統偶像的建立等。所以，當徐復觀讓韋政通撰文回應《文星》雜誌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時，韋政通卻在《文星》雜誌上發表文章，猛烈批判儒家文化，此反戈一擊，可謂力透紙背。

韋政通背叛師門的導火索，是他陷入一場有違儒家道德倫理的戀愛——對方是正在處理離婚事務的有夫之婦。牟宗三寫來一封很嚴厲的信，命令式地對他説：「趕快，立刻斷掉，太不像樣了。」言下之意是，假如你不聽的話，我們的師生關係就拉倒。但韋政通的想法是：「這個女同事是我人生中所遇到的真正瞭解我的對象，也是我第一眼看上去就非常喜歡的對象。我想要的，我不惜代價。」於是，他離開新儒家的學術群體，「就在那個階段，我對精神依賴已有所覺醒，自我肯定的意識已抬頭，趁此機緣，反叛就成為必然不可避免的行為。那也是一種自救的方式。」

儒家的師生關係，遵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級秩序，不可能有人格平等和彼此尊重。尤其是牟宗三這樣教主式的人物，不能容忍學生不聽勸告。余英時曾討論新儒家的心理構造，認為新儒家往往自以為已優入聖域、自負道統，故表現了唯我獨尊，像君臨天下般的心態。余英時批評說，這是由自以為已體悟道體而來的傲慢，名曰「良知的傲慢」。這種「良知的傲慢」，正是韋政通不能忍受的壓迫。

一九五八年牟宗三先生（前排右四）五十大壽時，於東海大學寓所前與弟子合影。作者位於前排右二。（圖片由水牛出版社提供）

韋政通離開師門，接觸到作為「新人的典範」的殷海光，感受到另一番品格感染與精神砥礪。韋政通發現，殷海光是典型的西化派，「書房裡，三個大書架全是英文書，沒有一本是中文的」。殷海光的思維方式受西方邏輯實證論的影響，也具備西方知識人的人格形態。有一次學生舉手説：「老師，你這種意見，我完全反對！」殷海光笑著説：「我的意見，只供參考，你也可以把你的意見說出來，我尊重你的想法。」他不但沒有一點被冒犯的感覺，相反地，他非常欣賞肯自己思考的學生。這種「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的氛圍，在新儒家學術圈子裡「多乎哉，不多也」。

韋政通發現，與殷海光的交往是一個再教育的過程。殷海光永遠有學習的熱情。他舉例說，殷海光的學生成中英從哈佛獲得博士學位回來，在台大授課。成中英在美國將邏輯訓練和分析哲學學得很好，殷海光跟韋政通一起去聽課，並讚賞説，「雖然我一輩子教邏輯，但是我的程度不及他」。做為老師，去聽學生的課，學學生的東西，殷海光一點「師道尊嚴」的想法都沒有，他遵循的是希臘哲學的精神——永遠保持對知識和真理好奇心。韋政通自己也將這種可貴的好奇心保持到生命的最後一刻，他讀的最後一本書上，密密麻麻地寫滿讀書筆記和內容提要。

現代人格的鍛造

雖然一生並不順遂，但韋政通從不怨天尤人。他像柏楊一樣正視中國人的醜陋面：「現代的中國人，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最不文明的一代，我們一定要承認這一點。」然後，他立志要做一個現代「新人」，在人格方面不斷更新，在思想方面勇於探險。他的一生，探索和處理過三個時代大議題：第一，儒學傳統的反思與儒學的現代化；第二，將梁啓超的「新民」理想予以深化，建立百年來惟一的新倫理體系；第三，檢討傳統與西化之間的衝突與超越。

在此一思想框架下，韋政通晚年轉向研究毛澤東，先後出版《無限風光在險峰：毛澤東的性格與命運》和《一陣風雷驚世界：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兩部著作，本來他計劃寫成毛澤東研究三部曲，因為患病，第三部未能完成。他研究毛澤東，是用弗洛姆的心理學來分析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傳統人格，也就是剖析毛澤東與儒家文化之關係——毛號稱馬列主義者，表面上反對和批判儒家文化，其骨子裡並非現代人，而是儒家「聖王」人格模式。「韋氏研究」以「心理分析」的理論視角深入分析毛澤東的個體心理特徵，以人物「性格」為主題詞，將性格與權力、烏托邦等概念相結合，讓讀者對毛澤東這個複雜的歷史人物有了新的認識。

毛如此，蔣亦如此。韋政通同時對毛澤東的共產黨和蔣介石的國民黨予以猛烈批判，他是要通過對「反現代人格」的解構，為現代人格勾勒發展方向。他強調説：「作為一個現代人，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固執己見，要尊重別人。」他發現，中國人不是這樣的，《論語》裡缺乏師生之間精彩的對話，多半是老師的獨白，學生只能唯唯諾諾。中國人缺少像柏拉圖的《對話錄》的那種傳統，評論者多半是各抒己見，缺乏同情理解對方的能力。「柏拉圖的《對話錄》中不僅可看出早期西方哲人思考與教學的特色，其實從這種思考方式的運作中，早已奠定了民主的心理基礎。」

在觀念上知道什麽是現代人格，更要身體力行。韋政通認為，做一個現代新人，很重要的一點，「要消除傳統男人坏的習氣，就是在家庭裡面，要去克服，不能再有大男人主義，要尊重女性」。他在家中跟夫人搶著著家務，並不認為「君子遠庖廚」是對的。韋政通也平等對待子女與孫輩，從不居高臨下、頤指氣使。他被摩托車撞倒、送進醫院急診室後，看到趕來的孫女的第一句話是：「對不起，麻煩你們跑這一趟。」華語圈「養兒防老」的長輩通常說不出如此體貼的話。

與余英時相比，韋政通未能邁出的鍛造現代人格的最後一步：突破「大中華」、「大一統」的觀念。他直言批判中共「六四」屠殺之殘暴，卻又在「六四」之後常常赴中國講學，他不一定像李敖那樣有「走紅地毯」的虛榮心，去中國卻多少滿足了他對中國文化之「鄉愁」。然而，真正的個人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是沒有鄉愁的，生命個體本身就能建構一個自給自足的「小宇宙」。

※作者為中國流亡海外異議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