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發生在五十年代，富有的美國實業家赫伯特．葛利造訪威尼斯。偕同前往的是受雇於他的私人偵探，目的是要協助解開葛利的叛逆兒子迪基下落不明的謎團。迪基．葛利（Dickie Greenleaf）最近剛與女友瑪姬．雪伍德訂婚，但隨即花了很長一段時間與他們的「朋友」湯姆．雷普利一起旅行—直到迪基神秘地消失。瑪姬對雷普利的懷疑日益加深，因為他似乎迷戀迪基，並可疑地牽扯上迪基詭異的失蹤。她也非常清楚，儘管迪基無疑是名不可靠的花花公子，卻不會在這種事情上開玩笑，更不用說自殺了；迪基已經自殺身亡是雷普利設法要人相信的假設。然而，雷普利從一開始就成功地巴結住老葛利，所以只剩瑪姬隻身一人抱持懷疑，而她的懷疑是對的—迪基被謀殺了，兇手正是雷普利。
 

赫伯特．葛利才剛要求雷普利盡可能地提供協助，向私人偵探麥卡倫（MacCarron）說明「迪基生活不為人知之處」，而雷普利回答：
 

雷普利：「我會盡我所能，先生。能幫上迪基的事我當然都會做。」
 

瑪姬鄙視地看著他。
 

赫伯特．葛利：「從這點推測，考量到他留給你的信，警察認為這是個明確的跡象，顯示迪基那時正計畫拿自己開刀。」

瑪姬：「我就是無法相信！」

赫伯特．葛利：「是妳不想相信，親愛的。我想和湯姆單獨談談—也許今天下午？妳不介意吧？瑪姬，男人對愛人說的話和他向另一個人承認的事是—」

瑪姬：「你想說什麼？」

書中此處，老葛利溫柔好意地勸退瑪姬。瑪姬斷定迪基萬不會自殺的信念，對老葛利來說只是她身為愛人一廂情願的想法。此外，至少在某種程度上，他還錯誤地假設瑪姬對迪基低俗的生活面相一無所知，所以一方面是出於他對她抱持的主要態度，另一方面是考量需要保護瑪姬不去揭露迪基的真面目（雷普利利用並強調了這一點。

當天稍後，當葛利和雷普利獨處時，葛利陰鬱地反思：「不，瑪姬不知道另一面。」而雷普利回答：「我認為她知道後可能會受到傷害。」）老葛利所言「男人對愛人說的話⋯⋯」等等司空見慣的言論雖然很可能屬實，卻削弱了瑪姬對於共同生活相當時間的情人所擁有的認知效力。葛利只曉得自己對兒子所知甚微，他可悲地熱衷於聘請私人偵探，指望能彌補自己認知上的空白，然而他卻無能看出瑪姬顯然是瞭解迪基的知識來源。

瑪姬正確地推定迪基死於雷普利之手，當中一項關鍵理由就因葛利的上述態度而遭到擱置：她在雷普利的住所找到好幾枚迪基的戒指，其中一枚是她送的禮物，迪基曾發誓永遠不會把這戒子拿下來。葛利忽視這點，有部分原因是他看輕了迪基對瑪姬的承諾，所以在他眼中，迪基對瑪姬許下的諾言幾乎毫無價值；但主要原因是雷普利成功營造出瑪姬「歇斯底里」的形象。事實上，不僅是葛利，連瑪姬的朋友彼得．史密斯─金斯利（PeterSmith-Kingsley）也開始這樣看待她，因此最後的結果是男人聯手看輕瑪姬的發言。知識的主題在對話中浮上檯面。

我們一度聽見她的弦外之音，就在她發現戒指後不久，她的表達力似乎淪為一種自相矛盾的口號，她反覆地對心有疑慮的葛利強調，「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但我就是知道是這麼回事」；就在此時，葛利以常見的奚落回應她：「瑪姬，女性直覺是一回事，事實又是一回事。」這些往返過招催生出了故事中的這一幕：當瑪姬被護送上船帶回美國時，她突然掙脫撲向雷普利，大聲喊著：「我知道是你 ，我知道是你，湯姆。

我知道是你。我知道你殺死了迪基。我知道是你。」私人偵探麥卡倫從等候啟航的船上走下，出手制止了她，劇本上給演員的指示寫著：「雷普利看著他，好像在說：『你能怎麼辦，她就歇斯底里啊！』麥卡倫點點頭，將她拉上船。」

在這裡，我們看到可憐的瑪姬在某種程度上確實成為他人所營造的歇斯底里女性：明顯半帶矛盾地表達自己、堅持以直覺面對他人的理由、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這就是因果結構的惡毒機制。在這裡，我們看到一絲不尋常之處：這類因果結構如何為原本帶有偏見的可信度判斷提供最後的證成—也就是某些偏見所具有自我應驗的力量。

我們不能回溯然後證成葛利貶低瑪姬的可信度這件事，因為當時他並未掌握證據支持他的判斷；儘管如此，我們必須承認，瑪姬的懷疑是透過既不成功也不夠清晰的形式表達，致使可怕的證成循環產生，所以根據葛利的觀點，如果他判定她不值得信任的觀察透過她的行為獲得證實，那麼他的看法就是經過證成的。然而正如讀者所見，這種建構不管在過去還是現在都非常不公平。

瑪姬是對的。她非常瞭解迪基，包括他的不忠和所有其他事情，她都心知肚明，而這點在很大程度上促成她現在擁有永遠只有她一人知道的知識：雷普利殺了他（她知道她不能指望迪基對她忠誠，但她也知道他不會放棄那個戒指）。瑪姬的懷疑應該被當作一回事；所有人之中就她值得一定的信任。但雷普利肆無忌憚地利用當時的性別差異態度，讓她周圍那些善良和好意的人與他串通，有效地導致她在認知層面看來不值得信任（epistemically untrustworthy）。

這個例子，就像我們之前提到湯姆．羅賓遜遭受致命性證言不正義一樣，呈現了聽眾的證言理解能力對發言者持有偏見。因此，我們看到的判斷錯誤是自發而未經反省的。葛利的證言理解能力之所以自發性地出現運作過失，部分是當時性別偏見養成的結果。然而，有時過失也可能在反省後出現，這取決於聽眾在該情境中具有何種責任該做出認知轉換，以主動並帶有自我批判的態度參與，反思自身的證言理解能力。當然，例如在像是法庭這樣的正式情境下，陪審員有義務主動反省其證言理解能力的自發呈現，如果他們不這樣做，他們就會犯下嚴重錯誤。

無論從哪個方面來看，上述兩則故事都顯示聽眾未能修正自身證言理解能力中所抱持的身分偏見。在這兩個例子中，聽眾並未帶著批判性的察覺，來看待偏見如何扭曲他們對發言者的感知，因此他們的證言理解能力自發運作的結果是扭曲而未經檢視的。接下來，我將說明因為歷史背景之故，葛利對瑪姬帶有偏見的感知終究稱不上是有罪的。但是兩相比較之下，審判湯姆．羅賓遜的陪審團就不能說是沒有過失的，針對他們有誤的理解能力所自發呈現的不信任，與妥當關注證據所喚起的信任—無論白人或黑人，顯然其他在場人士都能給予這樣的適切關注—這兩者之間的衝突，他們是有充分機會去掌握並彌合的。

考量到陪審團成員的理解能力一直到審判當日都被彼時強大的種族偏見滲透，這部分值得原諒；但即便如此，他們仍然犯下明顯過失，因為他們無能適當地回應這場審判的關鍵證言經驗，也就是考量壓倒性的證據來判定湯姆說的是實話。

聽眾需要什麼樣的批判意識，才能修正既有可信度判斷中所包含的身分偏見？以赫伯特．葛利為例，他身為聽眾的慣性反應中充滿性別歧視主義所建構的性別觀念，而他無能修正—特別像是女性對於男性的真面目一無所知的觀點，以及她們有待保護以遠離這類真相的必要性；另外，還有女性直覺有礙理性判斷的看法，甚至女性容易歇斯底里的想法。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梅岡郡的陪審團身上，他們未能修正自身的聽眾慣性反應，當中充滿貶低黑人（Negro）的種族歧視主義—「所有黑人都撒謊，所有黑人基本上都是不道德的，所有黑人都不值得被信任來接近我們的女人。」兩個例子都呈現帶有偏見的刻板印象如何影響聽眾的證言理解能力，讓我們看見發言者和聽眾間的身分權力偏差運作。「黑人」或「女人」的社會想像觀念，讓聽眾在可信度的判斷上產生偏頗，而這種身分權力的運作，控制了誰才是知識的傳遞與獲取者。

依據我們想要強調的情境面向，我們可以將焦點擺在葛利對瑪姬積極行使的行為人身分權力（agential identitypower）以及陪審團對湯姆．羅賓遜的態度上；又或者我們可以專注於身分權力的純粹結構性運作，是如何有效地控制了像是葛利與瑪姬，還有陪審團和像湯姆．羅賓遜這樣的人。如果我們希望強調，各方人馬在某種程度上都受性別或種族意識形態控制的事實，那麼後面這項純粹的結構性描述就很恰當。但是，既然我的目標是凸顯不正義的發生，以及聽眾阻止發言者傳達知識的意義，行為人描述（agential description）在這裡就最為切題。無論何種取徑，聽眾都被認為無能修正身分權力的反理性（counterrational）運作，因而扭曲了他們對可信度的判斷。

※本文摘自《知識的不正義：偏見和缺乏理解，如何造成不公平？》第四章：證言正義的德行／作者為英國哲學家，現任紐約城市大學研究中心哲學教授，亦為謝菲爾德大學兼任哲學教授。她在獲得雅各森研究獎學金後，獲得牛津大學的博士學位，之後又取得倫敦大學英國國家學術院博士後獎學金。直到2012年，她都擔任倫敦大學伯貝克學院審稿人和哲學系主任，研究領域包括倫理學、知識論和女權主義哲學。2016年當選為英國學院成員／八旗文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