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的媒體很少報導或評論宗教問題，這也是中國文化對宗教包容的體現。臺灣社會各信各的教，互相尊重，很少出現宗教之間的衝突，也未見不同宗教間以文字或語言互相攻擊或謾罵。

惟一一次例外，則發生在臺北市大安公園興建完工之初。

觀音像遷不遷衍生衝突

1992年，臺北市政府欲將大安公園現址各類違建拆除，改建為一座可供市民遊憩的公園。拆除過程中，碰上一項難題：公園裡有座高大的觀音雕像。該雕像是知名雕塑家楊英風的作品，大雄精舍於1985年捐出，矗立於公園一隅，供信眾膜拜祈福。

為尊重佛教徒的信仰，市府拆遷違建時，將觀音像仍留在原地，但公園完工後，附近的基督教靈糧堂表示不滿，認為市府對於宗教信仰有所偏袒，如果公園裡可以設置觀音像，那能不能也建一座耶穌像、供信眾膜拜？隨後，並擴大抗爭行動，肇致市府左右為難。1993年6月3日，竟然發生觀音雕像遭潑糞及硫酸事件，導致佛教與基督教對立情勢愈演愈烈。佛教徒當然忍不下這口氣，乃發起「觀音不要走」運動，時任立委林正杰及釋昭慧法師等人並在像前絕食抗議，使宗教問題儼然成了政治問題。

事件發展至此，當然引起媒體的注意與報導。此時我在中國時報擔任總主筆，於是撰寫了一篇社論，標題是「宗教問題要用容忍寬恕來解決─談北市七號公園觀音神像的遷移問題」。內容一開始便指出，宗教的對立與泛政治的抗爭，如處理不當，勢將帶給社會極大的後遺症。我同時認為「中國在傳統上是一個對宗教極為寬容的國家，除了唐武宗滅佛的政教衝突外，幾乎很少有政教間大規模紛爭。比之歐洲中世紀的宗教獨裁甚至宗教戰爭，中國人的確吸收了宗教中最精華的部分─佛教的慈悲，耶教的博愛，使宗教中最偉大的精神，變成思想與生活的一環。」

一篇社論引爆退報運動

「觀音神像的去留，不應由佛教徒出面抗爭，因為：「從佛學的精義而言，用最簡單的話說，就是『緣起性空』與『無我無相』，金剛經說：『凡所有相皆屬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又說：『離一切相即名諸佛』。可見佛教一如基督教，也是反對偶像崇拜的。一位正信的佛教徒，心中之佛遠較園中之佛更有意義。因此，佛像安置在何處並非是不可商榷之事，倒是要移走心中之佛，才需要以死抗爭。觀音乃象徵慈悲之佛，他不會執意要在固定的某地立像，而他的信徒如仍執著於不能遷像，甚至要絕食靜坐誓死抗爭，觀音有靈，一定要責罵他們根本未讀過觀自在菩薩『五蘊皆空』的理論。」

社論刊出後，本以為佛教徒為彰顯其容忍、寬恕的精神，將大事化小，撤退靜坐行動，未料他們看到社論後，竟變本加厲，揚言發起退報運動，箭指中國時報。他們打電話到報社，指名要總主筆接聽，抗議報社有袒護基督教的傾向，他們將以退報方式表達不滿。

我的答覆很簡單：「任何報紙每天都有讀者訂報或退報。在一個言論自由的社會裡，報紙本應有其立場與主張，讀者也有選擇訂報或退報的自由。你們不滿意我們的言論，可以用投書方式辯駁或斥責，但不宜以退報二字作為威脅。」我也告訴他們，公園是公眾的遊憩場所，不宜用作焚香拜佛之地，何況楊英風大師的雕像作品，乃藝術中的極品，應該有更好的展示場所，如果立於公園中供人參拜，亦非楊先生的初心。

他們當然不會接受我的解釋，但最後市府的處理方式卻與我們的建議不謀而合。一、觀音像捐給市府，所有權歸於市府。二、觀音像仍立於原地。三、觀音像應視為藝術品而非神像，故僅供遊客觀賞，不得焚香參拜。一場宗教抗爭終於落幕。

宗教不應佔有公共財

此事件的始末，讓我感慨甚多，其一是不論佛教徒或基督教徒，都未能深入體會兩教最基本的教義：慈悲、博愛；無我、大捨，如果他們都能融會貫通，透過兩者經典中的精義，何至於為了一尊神像藝術品互相指責、謾罵，甚至潑糞潑酸？由此可以窺見臺灣兩大宗教的信徒內心修煉之不足。其二是我們仍未步上公民社會的軌道。公共場所乃是所有納稅人的財產，任何個人或團體都沒有單獨使用的權利。公園內豎立神像固然不宜，我們常見路邊、樹上懸掛各式木牌或以油漆書寫「阿彌陀佛」或「神愛世人」等標語，更是不尊重公共財產的行為。任何宗教都不應自視為「我是真理」而任意佔有或是毀損公共財。

其實，佛教在臺灣大有振興的氣象，不少社會與學界的精英陸續投入佛教的研究與信仰。可惜一般的寺廟主持者學養不足，未能指導信眾體會佛典的精義，偏重淺薄的信仰，以致完全不能理解「離相」的精髓，而形成一場無謂的佛像之爭。

該篇社論刊出以及退報風潮止息後，同事們問我：「你到底信仰哪一教？為何對它們的教義有客觀的看法？」

我的答案很簡單：我不是任何宗教的信徒，毋寧說，我與愛因斯坦相似，是一個「未知論者」。宇宙之大，深不可測，莊子說，至大無外，其中奧秘，科學雖極發達，我們所知，亦不過億分之一二。正如牛頓所說，在海灘上撿拾大量的貝殼，不等於了解深海中的一切。

愛因斯坦不否定神的存在，亦不肯定神的存在，因為人類的眼、耳、鼻、舌、身、意等感官，是極為有限的感受，即使加上科技的助力，如望遠鏡、雷射、火箭等，也只能了解宇宙的皮毛，未來的探索也許會發現神的存在，也許完全否定神的存在。所以，我只能說，我是一個「未知論者」。何況世間宗教類別之多，令人無所適從，基督教、猶太教、伊斯蘭教，均屬一神論者，而佛教，尤其是中國民間宗教皆為多神論者，關公、張飛固可為神，古樹、靈犬亦可立廟。究竟何者為真，何者為假，如何判斷，令人茫然。

宗教在現代社會有其必要

細究各教教義，人類最想求助於宗教的，不外人從何而來？往何處去？苦樂各異，根源何在？雖然「生死之事大矣哉」，宗教的解答亦各有版本，轉世之說有之，天堂地獄之說亦有之，何者為真？何者為假？眩人耳目。

有人說：世間有三大謊言家，其一為宗教，其二為政治，其三為愛情。因為宗教中充滿了矛盾的教義。既然說「神愛世人」，為何耶穌之後兩千年來戰火不斷、天災未止，人類受苦未曾止歇？既然說「觀世音菩薩聞聲救苦」，為何世間六十億人口竟有三十億左右處於飢餓的邊緣，未見觀音為這些餓殍伸出援手？這些在經典中隨處可見的語句，在現實的生活中卻未見蹤影，是否算是謊言？

當然，我們不能因為這些矛盾就直指宗教為謊言，海水深不可測，海中生態非我們所能盡知。也許有一天真相大白，宗教的布幕拉開，「未知論者」終於成為虔誠的信徒。但從另一角度來看，宗教確是世間絕不可少的信仰。它在我們絕望時，給了我們新的希望；在我們哀慟時，它安撫了我們的心靈；在人類衝突廝殺時，它讓人們將和平懸為警語；在道德墜落時，它教我們懺悔與提升人格。人的本性是善是惡，自古就是爭論，但宗教確將人的善念列為第一要素，將「愛」與「捨」拉到最高的層次。

宗教救災　成就臺灣最美風景

國際間誇讚臺灣最美的風景是人，而這片最美的風景，包括「雖不富而好禮」，包括「樂善好施」，包括「敬老尊賢」，也包括「治安良好」。每逢選舉，雖然互相對立抗爭，但社會上仍是一團和氣，互助互諒。這片美景，我常歸功於慈濟「慈悲為懷，濟世救人」的各種社會救助事業所散播的種子，這些種子都開花結果於人的心靈之中。

至於佛光山推動的「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三好運動，強調佛教的身、口、意三業，對社會道德的潛移默化有極大的貢獻。其他如天主教、基督教以及媽祖信仰等，莫不對臺灣社會產生正面的影響。反觀中國大陸，自共黨取得政權後，便仇視宗教活動，甚至視宗教如寇讎，加之文化大革命，將人之善良的一面完全鏟除，人與人之間互相猜忌、互相指責，父子、夫妻、兄弟之情消弭於無形。這樣的社會何來「風景」？

若將臺灣與大陸對比，宗教的正面能量明顯可見。我們不諱言，臺灣的若干宗教團體有造神、誇大、虛偽的一面，但總體而言，他們對世道人心與真善美的教育功能，是無可否認的。

1997年，我任職自由時報時，曾專程赴花蓮面訪證嚴法師，隨行者有地方中心主任莊坤松及花蓮在地記者。我們暢談她如何受教於印順法師，如何起心立誓，走人間佛教之路，挑起對社會的責任，全力造福人類。在花蓮新城鄉的「慈濟精舍」僅是數棟簡單、質樸的平房，無巍峨的大殿，亦無佛寺常見的庭園。

我看到一間大房，數十位出家人坐在桌前，桌上放著電腦，導覽人員說，這是他們的帳房，每天進出的捐款不計其數，必須有專人處理，再交由銀行存提，相關管理早已現代化；在救災助人方面，動員程序不但及時，而且有紀律，九二一大地震時，政府救災行動即遠不如慈濟快速而更具效率。

她與我談話時，很少觸及佛教的教理，大部分都聚焦於慈善事業的種種理念。她對臺灣媒體指責慈濟於91年大陸水患時，到華中一帶為災民建屋，施糧救災，認為佛教精義在「眾生平等」，觀音救苦，又何曾分種族、地域、老少？我們此時救災還強調敵我之分，豈不失慈悲之本心？她告訴我，今後慈濟仍將到大陸從事社會救助工作，雙方並已建立默契，即不談政治、不涉宗教，大陸當局亦心存感激。此一善念的種子，我相信在大陸也會發芽開花，進而產生蝴蝶效應。

信仰宗教　應識內在精義

我們在訪問過程中，證嚴法師身後有兩位法師擔任記錄。一位用紙筆，坐在小凳上；另一位手持錄音機，卻跪著錄音。我大惑不解，為何錄音者要跪著工作，而紙筆記錄者只能坐在小凳上？但不便提問。稍後一位信眾進入廳內，向證嚴行跪拜禮，她只是看了一眼，不發一語。信眾三叩之後離去，亦未見證嚴作何回禮的反應。我對此甚為納悶：她對我們到訪極為禮貌，言辭懇切，為何對弟子及信眾卻如此高傲？足見教團內部仍有階級之分。

佛光山與我結緣亦深，1971年，我任職高雄的臺灣時報總編輯，佛光山自辦的佛學院聘我教授「哲學概論」與「藝術欣賞」兩門課。當時佛光山僅建寺四年，一切初創，但我已見識到星雲大師的經營管理以及應對各方關係的能力。從建寺至今五十年，其發展之速，影響力之大，已是當年的百倍，它在海外的「小佛光山」，除了伊斯蘭國家及非洲國家，幾乎遍佈世界。它也擁有電視及報紙，甚至涉足政治，尤其在佛學書刊出版方面，無人能及。

雖然社會福利的推動落後於慈濟，但在佛學研究以及結合高級知識份子方面則領先慈濟甚多。有一次記者會上，有人向星雲發問：「你對慈濟的看法如何？」星雲脫口而出：「他們也能算是佛教嗎？」言後覺得不妥，立即改口說：「佛教也有各宗各派，正如你們有聯合報、中國時報及自由時報等，我不能對其他宗派表示意見。」這番話充分顯示臺灣這兩大宗派仍充滿心結，宗教修持，知易行難，雙方皆為高僧，心中對名望、俗念尚難放下，況我等小民豎子乎。

我生長於基督教家庭，先父畢業於南京金陵大學神學院，志在當牧師傳教，後因某種因素進入郵局工作，我們兄妹兒時均就讀教會學校，耳濡目染皆是聖經，所以聖經中的名句，我皆能背誦。我接觸佛教已是大學畢業以後的事，其深邃的哲理深深吸引了我，因此，我始終認為基督教的聖經是文學作品，容易感人，容易得益，而佛教的大乘經典則是哲學作品，一般粗淺之人不易深入堂奧，反而被一些粗淺的迷信教理所惑。

這兩大宗教如何取捨，存乎一心。如果信仰宗教不識其內在精義，大則有中世紀十字軍之戰爭，小則亦有大安公園對抗潑糞之情事。老子曾說：「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但如果聖人皆死，文化大革命竟橫掃中國，如何是好？我又回到「未知論者」了。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台灣大學歷史系畢業，服役後，考入師範大學中文研究所與故宮博物院合作的中國美術史專班。畢業後，進入故宮博物院任助理研究員，從事藝術研究工作三年半，後轉至新聞界，曾任：臺灣時報總編輯，臺灣日報總編輯。1979年赴美，曾任：舊金山遠東時報總編輯，紐約中報總編輯，紐約美洲中國時報總編輯、總主筆，紐約北美日報社長。1987年返台，任中國時報總主筆，1996年轉任自由時報副社長。2014年退休。作者見證過去近50年台灣新聞史，《編輯台憶往》為其記者生涯的回顧，獨家於《上報》連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