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化人梁文道日前來台灣旅行，臨走前，他委託下榻的酒店將他在台灣買的三本書《滾出中國》、《大辯論》、《思想史》寄回到香港。不料，回到香港後，他遲遲未收到包裹，後來收到台灣酒店的郵件通知，它們委託的快遞無法寄送這這三本書，因此將書存放在酒店櫃臺，等到梁文道下回來台時再歸還給他本人。

梁文道感到狐疑，因為他每年至少來台灣一次，每次都住同樣的酒店，每次都請酒店安排快遞，也每次都把書寄回到香港，何以這次不行？他追問飯店裡的人，卻說得語焉不詳，只說是快遞公司「順豐」的意思，和他們無關。梁文道於是又更多的疑問，這是順豐有專人在檢查書籍嗎？還是快遞小哥直接在酒店現場一本一本地審閱？那是他們手上有一份不准運送的書籍清單？而這些人都是臺灣人吧？他們是已經經過專門訓練？還是他們在揣摩對岸的意思？去年之前這家酒店都是透過DHL或UPS快遞，什麼時候開始只用順豐快遞的服務呢？是因為那兩家傳統快遞公司不夠好，所以順豐取代它們嗎？

「台灣順豐速運」主要股東原為香港巧順投資，香港巧順則由順豐集團創辦人王衛的妻子鄧麗貞控制，巧順投資則是於2016年將「台灣順豐速運」轉讓予獨立第三方，名義上，台灣順豐速運不再與順豐存在關聯。在經濟部的認定裡，台灣順豐屬於「港資」，而非「中資」，於是可以來台灣發展其兩岸快遞事業。只是，梁文道的經歷並非特例，台灣八旗出版社總編輯富察就表示，早在三年前他想到順豐快遞許知遠的《極權的誘惑》和《偽裝的盛世》就被快遞小哥拒絕。香港《蘋果日報》前兩天實測在台灣寄書到香港，台灣順豐快遞的人直接說，現在什麼書都不能寄，「有關中國的書更不能寄」。

過去一週來，梁文道無法從台灣寄書到香港的這件事成為台灣文化出版圈最熱的話題。不少人質疑順豐快遞豈能配合北京政府做言論審查，甚至憂慮台灣的出版自由會逐漸被侵蝕；不過也有不少人認為台灣的快遞貨運又不是只有順豐一家，順豐不行，還可以找DHL或UPS，甚至交予台灣的郵局寄送，「市場機制自然能夠箝制順豐，「它們無法壟斷言論」………

順豐不寄送台灣書籍到香港（中國）只是個別行為，無法箝制言論嗎？梁文道的例子其實就是個反證。梁所居住的台灣飯店快遞業務以往都是由DHL或UPS負責，可能是因為順豐便宜、快速，更受飯店業者與一般住客歡迎，所以取代了原有快遞公司。只是，順豐為何能夠比一般快遞業者便宜快速？可能又與該公司在中國大陸得以獲得某個程度上的特許甚至補貼有關。

對於飯店業者來講，既然順豐快又便宜，就開始捨其他快遞而就順豐，久而久之，順豐有更大的力量去決定「市場」是什麼，直到其他的快遞業者逐步退出市場，讓消費者沒得選擇。換言之，民主社會往往相信自由市場經濟的價值，但另一雙看不見的手其實正在顛覆這種價值。

長期在資本市場浸潤，台灣人往往將兩岸的交流視為一種單純的市場經濟行為，但其實它往往是由國家出面操作的政治經濟行為。順豐快遞的案例是如此，四年前兩岸服貿協議爭議裡，出版界對於是否開放台灣印刷業的辯論也是如此；陸客來台是如此，就連中國在各地發展的一帶一路更都是如此。事實上，梁文道所言的書本審查這幾年在台灣的出版界早已不是秘密，一位不敢具名的出版業者接受網路媒體《沃草》訪問時直言，中國資本干涉台灣出版產業早就不是新聞，「這些事情出版界都知道，但都不敢說，因為怕會有不好的結果」、「活在中國，有想法的人很辛苦」。

許多人不解為何一個快遞公司的小哥可以決定你手上的這本書可否寄到香港或中國大陸，這很容易讓人想到漢學家林培瑞極其生動的譬喻，他用盤據在吊燈上的巨蟒來形容這種現象，這種政權無所不在，卻在人們頭頂上監控與埋伏，召喚批評中國政權的內在恐懼，由於深怕牽連自己與別人，於是導致人們自我審查並調整自己的行為。

這條巨蟒早就盤據在台灣的上空，你不知道牠什麼時候醒著，不知道何時發出嘶嘶的聲音，何時又會吐出舌信，但牠總是在，而你總是害怕擔心，所以，就盡量不要惹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