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鐵志:放下拳頭 繼續在追求歷史正義上對話吧

張鐵志 2019年01月22日 22:37:00

讓蔣走下神壇,批判他的威權統治,不必然是傷害外省人情感,外省族群不需要被綁架。(蔣介石靈柩/圖片取自桃園風管處)

從前有一位智利的左翼民謠歌手叫Victor Jara,U2為他寫歌,Bruce Springsteen讚頌他的啟發。

 

1973年9月11日,智利軍事政變(美國是背後支持者),民選的社會主義總統阿葉德總統在總統府被炸死,Victor Jara和許多人在體育場被軍人虐殺。奪權的皮諾契將軍上台擔總統數十年,數千人因為政治異見被謀殺,數萬人被關進黑牢和刑求。但這個獨裁者也讓智利經濟快速成長。

 

上週我剛好在Netflix看了這部關於Victor Jara的紀錄片。

 

這部片的主題不是Victor Jara的偉大,而是他的太太瓊幾十年來如何一直努力地追查是誰下令殺了她丈夫。世人都知道皮諾契將軍在1998年被起訴和審判,但比較少人知道,Victor Jara的妻子瓊也一直要追求屬於他們的正義。

 

2016年,他們終於讓某位軍官站上法庭,瓊已經92歲了。

 

我是一個眷村長大的外省人,且在18歲之前,是典型的黨國奶水長大的小孩,反對台獨,覺得街頭衝突很亂。

 

大一時,我開始閱讀從日治時期到黨外民主運動的台灣史,我開始學習政治學和社會學對台灣的分析,我看到從二二八的受難者,到戰後初期社會主義青年,到自由中國的外省知識份子,到追求台灣自主命運的彭明敏先生和其夥伴,以及推動台灣民主人權的黨外世代被逮捕、拘禁,當然還有林家血案的震撼。我在黑夜中流淚,痛恨這個威權政黨。

 

彼時雖然解嚴,但還沒進行國會改選,更不要說總統不能直選。

 

我開始參與學運和社運,支持台灣民主運動,希望看到政黨輪替。

 

九十年代前期也是台灣族群政治最激烈的歷史時刻,外省族群對於新崛起的本土政治力量和象徵符號強烈感到不安。然而,看到國民黨的政治和媒體人為了保衛自己日益失去的利益,過度製造對於本土化和民主化的恐懼與焦慮,讓我的家人恐懼和焦慮,我非常憤怒。

 

還記得1994年台北市長選舉嗎?趙少康在政見會上說,阿扁當選,「中華民國就要滅亡了」。

 

但,「有那麼嚴重嗎?」

 

1996年,我在政治學碩士班寫下第一篇投稿報紙政論文章(中時)。沒記錯的話,我是批評陳水扁市長要大家忘卻悲情:我用剛學到的民主化理論去強調過去的歷史不正義可以原諒,但不能遺忘。

 

那時「轉型正義」這個概念尚未流行,但我已經想呼籲,民進黨不要為了選舉往中間靠,就忘記我們才剛走進民主,還沒認真挖掘歷史的黑暗。

 

如今,關於轉型正義的討論已經很多了,推動者大都認為台灣做的遠遠不夠,這包括扁政府該負起很大責任,只是選舉時才來「提款」。但這也或許反映,大家都覺得這問題敏感,會引起太多情緒。

 

但結果是,我們越避免處理,傷口的膿就越來越嚴重。台灣社會對於那段黑暗的歷史、對於統治者的評價,仍然有很不同的看法。國民黨主流或許承認那是不對的,馬英九先生也對白色恐怖受難者道歉過,但大部分藍營的政治人物仍不承認誰是加害者,不去批判蔣介石。雖然他是全世界正常人都公認的獨裁者(連Woody Allen都在早期的電影中諷刺過)。

 

我們對於共同的過去如此缺乏共識,其實是一件很悲傷的事。德國人對於納粹歷史有嚴厲的反省就不用說了,美國人對於六十年代民權運動之前的種族壓迫也幾乎是全民共識(除了極端白人),許新興民主國家從南非、東歐都拉美,也都承認過去那段威權統治時期的錯誤與邪惡。當然,每個國家面對與處理方式不同,要審判和處罰,還是該怎麼樣,這的確是轉型正義的難題。但無論如何,我們需要知道歷史的真相,更需要有一個道德的判斷:什麼是錯誤和不正義的。

 

有些人會認為,蔣介石固然有迫害人權的錯,但對台灣建設仍然有功。

 

但許多獨裁者從皮諾契到南韓朴正熙都對經濟發展有功,但很難想像他們的城市中現在會有一個巨大無比的偉人紀念堂,或者會有以獨裁者為名的大學。這是因為,一個民主國家之所以是民主,是因為我們相信人性的價值是最重要的事。而一個系統性迫害人權、壓制政治權利的統治者,就是獨裁者,而他應該是在歷史成為負面的教材,讓後人知道,我們不可以再犯。

 

也有很多人說,不要一直回頭看過去,不要只進行政治內鬥,台灣越來越封閉了,要往前看,要發大財,要走向國際。這樣的修辭經常來自商界。但如果真的有國際觀,會知道其他國家如何重視對歷史的反思:沒有一個進步國家會說,不要回頭反省歷史;沒有一個進步國家會說,發大財比人權重要——這是中國這種國家的價值觀。

 

更何況,越是說這些話,可能對台灣發生過的黑暗歷史越不了解,這也越代表:我們需要更多對歷史的教育和討論,需要更多對正義的思辨和價值的判斷。

 

有人說,去蔣化是掀起族群矛盾,但這明明是不同的事,這就是被故意製造出的假論述。蔣家威權迫害了許多外省人,而剝奪了所有人的公民權。讓他走下神壇,批判他的威權統治,不必然是傷害外省人情感,外省族群不需要被綁架。

 

更何況,如果無可避免有些人對蔣的情感被傷害,但問題是,瓊他們的情感呢?他們的伴侶、父母、孩子因為理想、熱情,喜歡思考,而被消失、被殺,這些巨大的傷痛是不是更該得到正義呢?

 

而這不只是他們的事,也是我們的,因為所有走過那時代的人,都被迫活在恐懼與無知,都失去了我們生活中的一個重要部份。

 

看到這位阿姨打人,我一方面對麗君部長非常不捨,另方面也感到問題不能僅僅放在他個人的暴力,而更要追問什麼樣的言論環境動員了人們的憤怒與恐懼,形塑了她對「去蔣化」如此強烈的情緒(更遑論文化部根本沒說要把蔣銅像搬走)。

 

我也希望台灣社會可以不要太陷入昨日的泥淖中,可以更多討論我們的明日。但這不是假裝歷史已經過去,和解已經達成,所以棄絕過去的責任檢討。而是要趕快做這件事(例如中正紀念堂當然應該轉型),但藍綠政治人物必須放棄過多的政治計算(我對鄭部長很有信心)。

 

「唯有面對歷史,我們才能解放我們自己去創造一個更正義的世界。」

 

這是哈佛大學校長Drew Gilpin Faust教授去年在討論大學歷史與奴隸制的研討會上說的,因為他們至今還在挖掘兩百年前這所大學的蓄奴歷史。

 

如果我們不去慢慢形成對歷史是非的裁判,不去釐清那段幽暗歷史中哪些行為是國家暴力和對人權的壓迫,那麼我們該如何在當前共同的政治生活建構一套民主的規範性判準,又如何真正做到永遠不再犯這些錯誤?

 

面對歷史的過程是不容易的,陣痛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我相信,這個共同檢視集體記憶、進行價值辯論的過程,本身就是一種民主學習。文化部對於中正紀念堂的轉型其實是很重視對話,尋求共識的。

 

讓我們放下拳頭,繼續在追求歷史正義上對話吧。

 

(本文轉載自作者臉書聲音與憤怒:搖滾樂可能改變世界嗎?(十週年紀念增訂版)》有Victoe Jara的故事

 

※作者為作家/現任中華文化總會副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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