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昭明專欄:天朝主義下的「中國自由派」(上篇)

曾昭明 2019年01月28日 07:00:00

「中國自由派」迄今還是相信,中國可以「走出帝制」而無需「走出帝國」。(美聯社)

不是「紅色帝國」的「中國」依然是「帝國」

 

國家一旦沒有了正義,就淪落為一個巨大的匪幫。——聖奧古斯丁

 

如果要研究「如何說帝國的故事」,當今的天朝學人,提供了許多現成素材。最近的一個例子,是許章潤發表的《中國不是一個紅色帝國》(以下簡稱《紅色帝國》)。

 

這篇文章自從刊登以來,瞬息之間即在漢字文化群的文人間流傳起來。文章的開頭,就引人注目。作者發出了一個嘆息,深深的嘆息:「曾幾何時,大國崛起,文明復興,一手好牌,勢不可擋。」

 

讓作者感慨萬千的,不是「文明大國的復興與崛起」的博弈設定(對這個實為「復興帝國」的國家策略,許章潤並不反對,甚且極力支持),而是——「滿手好牌居然被打壞了」!?「新天下帝國」的世界征程,還在起飛的階段,赫然就已「四面樹敵,八方開懟;聲勢日甚,聲譽日窳」。

 

中國的「帝國過度擴張危機」

 

但其實,類似中國這樣的「晚發展帝國」發生「帝國過度擴張的危機」,對漢字文化群之外的學者,早已是可預見的。美國的國際關係學者傑克·斯奈德(Jack Snyder),就曾以專書探討過「通過擴張來獲取安全」的「帝國迷思」(Myths of Empire):想像中的「帝國擴張的利益」,總是容易受到兩種反傾向所抵消——首先,地緣政治上的「作繭自縛」(激發其他國家組成反對帝國擴張的國際聯盟);其次,地緣經濟上的「過度投資」(在遠離帝國本體的邊緣地區不斷擴張,以至擴張的成本超過了擴張的收益)。

 

前者,許章潤自知甚明;至於後者,則尤其表現在許章潤火熱批評的「大撒幣」國家策略。然則,根據媒體報導,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鳴,在2018年4月就透露了,即便是有亞投行等國際機構挹注,「一帶一路」計劃每年的資本缺口也高達5000億美元。透過這些基本的經濟核算,中國晚近的「帝國過度擴張危機」,其程度之深重,由此可見徵兆。

 

無論如何,「打壞滿手好牌」的扼腕之痛,該是許多天朝學人的心底話,語氣真摯。憂患甚深。但也因為如此,對天朝主義文人圈之外的人來說,雖然在知性上可以理解,卻可能終究難以「心靈契合」。

 

「中國」作為「帝國裝置」

 

如同該文的標題所暗示的,《紅色帝國》的論證主旨和標靶,聚焦在否定「中華帝國論」上,而也因此,在行文論述上,對晚近天朝流行的「帝國模式」和「帝國情結」多所臧否。作者並且明確主張:「中國是一個超大規模極權國家,不曾、不必、不該也不可能是一個紅色帝國。但因其超大規模,確有走到這一步的潛在勢能。」

 

翻譯成台灣天朝主義學人著名的白話來說:中國是一個「大國」,但不是「帝國」。我們或許還可以接著說:因為「中國」是「大國」,因此勢必蘊藏著「帝國化」的潛能;但「中國」自身從未是「帝國」,未來也必然不可能是「帝國」。

 

有趣的是,從對「帝國意識形態」的系譜學批判的角度來說,「絕對不可能實現的帝國化潛能」,或許正好無意中揭示了「中國」作為一種「帝國想像」為何能夠魅惑華夏心性,就如同借助了永遠無法返回的「三代之治」,儒教帝國經綸術方得以安立與守護自身的形而上本體。

 

可是,也從這個角度來看,許章潤的論斷顯然無法解釋每一個具有健全理性的人都可能想到的基本疑情:如果「中國」一直說起話來像個「帝國」,排場作態像個「帝國」,在國際社會作業起來像個「帝國」,並且持續用「修齊治平」的古典儒教帝國經綸術來訓導「儒官集團」的接班人,那麼,何以「中國」不是「帝國」?

 

借用許章潤自己的話來說:「凡此利害,都是明擺着的事兒,雖世相迷惘,修辭紋飾,說白了,不過如此。」——對此,我們或許還可以補充一個觀察:近代以來,「政治成熟」的「帝國護教學」,懂得「隱微書寫」技藝的「帝國護教學」,一貫的起手式就是否認自身所要辯護的是「帝國」和「帝國主義」。

 

「走出帝制」但不「走出帝國」?

 

關於作者「中國是大國,而不是帝國」的基本論斷暫且放一邊,值得注意的是,那麼他如何論述中國「走出紅色帝國」的道路?

 

在這個關鍵的環節,作者提供的解決方案,並不讓人陌生,從論述的表面內容來看,貼近諸多「國粉」和「民國派文人」的「常識」與期待。他主張:基於「建設『現代中國』這一大歷史進程」,「破解紅色帝國之道」並不遠,就在於「撥轉華夏邦國重歸『立憲民主、人民共和』這一近代中國的主流歷史意識和政治意志」。

 

以此來說,這篇文章的要義,正呼應著晚近某些天朝學人的高調訓言:為著完成華夏文人百年來「復興帝國」的「帝國建設方案」的最後一里路,中國共產黨必須「體面退場」。

 

按照這些基本論斷,我們似乎可以毫無疑問地做出一個暫時的結論:「中國自由派」,迄今還是相信,中國可以「走出帝制」而無需「走出帝國」。

 

「中國」即「帝國」

 

然而,許章潤文體風格「古意盎然」的「公車上書」,不僅只是天真地複製了老儒教的「禪讓政治學」,而且可能還存在其他被作者的論述構架所懸置或障蔽的基本問題。

 

首先,作者雖然極力否認「中國」是「帝國」,但他顯然其實意識到:一個不是「紅色帝國」的「中國」,依然還是個「帝國」!故而,他必須極力澄清:梁啟超以「中華民族」為名——和孫中山以「中華民國」為名——的「民族性帝國主義方案」,並不具備「帝國」和「帝國主義」的性質。他堅定地主張:「辛亥以還,中華帝國蜕轉為民族國家。不僅華夏帝國賴以伸展的傳統東亞中華世界早已煙消雲散,而且,既有疆域亦多流失。」

 

縱使如此,雖然許章潤可以義正言辭且毫不費力地複述「帝國變身為民族國家」的歷史敘事,但這個歷史敘事本身,實際上已不斷受到檢視和質問。從日本學者平野聰的《大清帝國與中華的混迷:現代東亞如何處理內亞帝國的遺產》,到中國學者王飛凌的《中華秩序:中原、世界帝國,及中國權力的本質》,都凸顯了一個論題:以「中華民族」的為名的現代國家建設過程,依其本來面目而言,乃是接續著大清帝國的「帝國遺產」而展開的「帝國建設方案」;而以「中華民族」為共名的民族主義,最本質的屬性乃是——「晚發展帝國」中的權力集團,為著預先抵消現代的、民主的民族主義的衝擊,秉持著自身的「帝國傳統」,而去「重新發明」的「民族性帝國主義」。

 

「接地氣」的「中國自由派」

 

尤有甚者,對「帝國變民族國家」的歷史敘事發出質疑的場所之一,還是許章潤自己熱烈參與過的「世界歷史的中國時刻」專題研討會。

 

2012年12月15日,在北京的航空航天大學,舉辦了首屆的「知行思想年會」。在這個場合,姚中秋——許章潤的好朋友——接續吳稼祥在《公天下》這本書所提出的論點,反覆倡言:華夏道術的起點和根本問題,從一開始就是「如何治理一個超大規模的共同體」的問題;易言之,是一個「帝國治理的問題」。華夏道術的這個基本的規定性特質,是與希臘哲人如亞里斯多德討論的「城邦治理問題」絕然不同的事物。華夏聖王與聖人所關切的,一以貫之地說,始終是「如何治理天下」的「帝國建設問題」。

 

明眼人應該都看得出來,許章潤自身的「華夏大國論」——以及他對古典儒教的「修齊治平」帝國經綸術的推崇——顯然是延著姚中秋的「天下帝國論」(中華型的「文明帝國論」)而展開的。可是,這樣的「天下帝國論」,還有其他附帶的論述主張:中國始終被認為沒有完成「民族國家建設」的過程;但重點是——中國並不需要完成這個過程!相反地,「中國自由派」應該放棄以「現代民族國家」為框架來理解和籌謀中國的國家建設方案,回歸到屬己的、本真的、接地氣的「華夏帝國傳統」,從中取得「中國自由派」建立自我理解的參照基點和文化資源。

 

從「帝國建設方案」的視閾來重新理解中國現代國家建設的特質、難題與方向——這即是那場研討會的基調和基本結論。從研究「帝國意識形態」建構的角度來說,「世界歷史的中國時刻」研討會在「世界史」上的意義,或許可以與1942年7月日本京都學派成員參與的「近代的超克」座談會相提並論,且在熔鑄帝國神學的志向與氣魄上,也無分軒輊。而對那場研討會上種種鑲滾著古典的帝國榮耀神學的論述,當時的許章潤,是熱切鼓勵且高度支持的。

 

「儒教自由帝國」

 

對那時的姚中秋和許章潤,「儒教自由帝國」,毫無疑問乃是「世界史的中國時刻」命題的「題中之意」。那場研討會對華夏版的「大國崛起」,洋溢著此刻已不復見的激昂血氣;天朝學人似乎相信,既然中國已經歷過「國家統一的馬基雅維里時刻」,經歷過「展現強大國家的霍布斯時刻」,當下要進入「呈現國家建設效用的洛克時刻」,自然將會水到渠成。

 

關於許章潤自己心目中的「儒教自由帝國」,雖然在《紅色帝國》一文中略有觸及,但卻僅是以潛台詞的方式浮現。要更完整地探究他對「儒教自由帝國」的構思,就還要參考他諸如《論「家國天下」》、《今天中國為何需要省思「國家理性」》、《現代中國的國家理性:關於國家建構的自由民族主義共和法理》等的作品。

 

這些文章的共同特點,就在於以「民族國家論」為修辭脈絡,但卻以「文明帝國論」為論題指向,刻意用心將天朝學人關於「天下帝國論」的種種立論,挪移到「民族國家論」的架構內重新表述,將「天下帝國的精神」嫁接到「中華民族」上,形成了貌似溫良恭讓、宛如磨平了狼爪的「中國特色帝國民族論」。從整體的論述邏輯來看,依然處於梁啟超為「中華民族」打造的「民族性帝國主義」方案的輻射範圍和延長線上,是這種晚發展帝國的「官方民族主義」的修訂與增補,而非否定或超越。

 

我們幾乎可以篤定地說:類似吉爾吉斯坦爆發的反中遊行,不會是這種「儒教自由帝國」的倡議者會關心的事情;而在「宗教中國化、五教合一」的帝國儒教議程下,類似中國成都秋雨聖約教會王怡牧師夫婦被指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的事情,以至於「伊斯蘭中國化五年計劃」,也不會是這種「儒教自由帝國」方案會操心的議題。更不用說,關於「新疆」的集中營,關於取消和禁止哈薩克和維吾爾的母語教育,關於銷毀以哈薩克和維吾爾文字書寫的書籍,對這種「儒教自由帝國」,也顯得是「國家理性」下的「必然」和「必須」,非但毋庸指責,更該維持和獎勵。

 

對這種「儒教自由帝國」藉由「國家理性」話語而可能遮蔽的「平庸的邪惡」,在此我們或者只需暫且點明:整體來說,對許章潤的「儒教自由帝國」構想,下面的論斷還是適用的——沒有「百年國恥」的帝國史學,就沒有「復興帝國」的帝國神學。用一句話來總結:許章潤的「儒教自由帝國」,類似國民黨的三民主義教義學,依然有著濃重的「天朝喪屍」況味。

 

「天朝主義的新中間路線」

 

雖然如此,許章潤的「儒教自由帝國」構想,如果與主張「帝國要求著帝制」的天朝主義「右派」相比較,或許還是應該定位為——某種「天朝主義的新中間路線」。

 

許章潤將習近平政權下的「帝制之復權」描述為「僭政化」。這點,當然是與劉小楓、李猛、吳飛等天朝主義「右派」針鋒相對的。

 

對這些基於「政治儒教」、「新康有為主義」等國粹派觀點而熱血倡議「儒教王權主義」的天朝學人,復歸純正的「儒教王權帝國」,乃是以古典的「聖王專政」來「超克現代」的必由之徑;沒有在「神性王權統治」之下透過「神道設教」而奠立的「自然正當秩序」,就不可能實現「天人合一的天下帝國」,也更無法證成「天下帝國」治理所有人類棲居地域的「自然權利」,怎麼可以說成是「僭政」呢?

 

以他們的角度而言,既然許章潤自己也倡議「家國天下、修齊治平」的儒教帝國經綸術和修身功夫論,自己也將「聖王」統治下的「周文漢制」當作建設「華夏文明大國」的範式,為何會糊塗到將「聖王禮樂政教的回歸」視為「僭主的僭政」?這難道不是與「西方文化帝國主義」唱和?詆毀「聖王專政」的「神顯權威」,豈非另一種「東方主義」和「歷史虛無主義」?他們或許會說:許章潤連與他們一起議論「國是」的資格都沒有,還是先回去讀讀錢穆吧——或者,台灣高中的《中國文化基本教材》也行。

 

儘管如此,天朝學人大概很難否定,許章潤針對「紅色帝國」撰寫的檄文,確實以他自己的方式,說對了一件事情:早已遺忘古典的「帝國傳統」的「現代國際社會」,必須要等到中國權力集團明確、公開地進行「帝制之復權」的時候,才會領悟到一件早該明白的事理——「中國」是一個「帝國」,是擁有「帝國傳統」和「帝國主義」的國家裝置。

 

就這點來說,「政治儒教」、「新康有為主義」等鼓吹「儒教王權主義」的天朝學人,的確可能對反於他們的自我理解圖像,弔詭地變成了埋葬「百年帝國建設」的「歷史罪人」。(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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