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嘉君:台灣歷史裡的暴力論

陳嘉君 2019年01月24日 00:02:00

作者為了抗議當年馬政府花公帑榮耀一個江南案的殺人兇手軍情局長汪希苓,卻遭到逮捕。(圖片由作者提供)

鄭惠中暴力的一巴掌引發當前社會一片「譴責暴力」之聲,很可能成功地再一次為我們遮蔽住嚴肅探討問題的契機。台灣歷史裡從不缺這樣的歷史教訓,可惜了,一代又一代的遺忘,很難記取歷史教訓。1947年二二八是暴力事件,1970年泰源事件是暴力事件,1980年美麗島是暴力事件,1990年五二O是暴力事件。可是,不正是這些被當局譴責的「暴力事件」,改變了我們也改寫了歷史嗎?

 

暴力不是錯誤的本身,在許多人類極端的歷史情境裡,暴力往往是唯一的正義之聲,不論是對他人,比如恐怖行動,或對自己所行使的暴力,比如自殺抗議。「譴責暴力,其餘免談。」這是古今中外掌權者面對暴力最為一致的回應,剛剛嚐到權力滋味的民進黨新任主席果然已經駕輕就熟。注意,這句話的重點不在譴責暴力,在「其餘免談」。這根植在我們根深蒂固不加思索的習慣裡,遇到小孩打架,第一句劈頭就問:「誰先動手的?」再來馬上下定論:「打人就是不對。」誰有時間與耐心去理解發生了什麼事呢?我們就是如此暴力地偽善地以「譴責暴力」來維持表面的秩序,罔顧真相。所以孩子們的世界裡充斥著霸凌與無奈,漸漸他們不再相信正義,成為偽善軟弱的人,另外一些人成為暴力有用論的信仰者。

 

十年前美麗島事件三十週年紀念,馬英九政府主導下在當年警備總部景美看守所的紀念活動,居然花公帑榮耀一個江南案的殺人兇手軍情局長汪希苓,我經過與當時我的朋友文建會主委盛治仁先生通話40分鐘溝通無效,只好淪為一名「暴力份子」,因為有些事情不做就違背良知,我是一個極度需要與良知相處的人,我必須做出像一個人應有的反應。我採取的暴力是針對榮耀殺人兇手的裝置,不是行為人游文富,我反對的是國家的行為與游文富的行為,並不是反對這個國家或這個人。國家榮耀一名殺人兇手是不可赦的邪惡,游文富為私利承包這種邪惡的案子,不知是「無知」還是......,到今天我仍然沒有答案,游文富也沒有交代。我記得當年的輿論也是一片壓倒性的「譴責暴力」論,可怕到令人昏厥的程度,我印象太深刻了,在座談會上討論的竟是:「藝術是自由的,創作是自由的,榮耀殺人兇手有什麼不可以?」這件事情鬧到,主其事者文建會王壽來被監察院糾舉,然後告我毀損公物,法官蔡守訓當庭把我收押,後來王壽來繼續升官,盛治仁繼續舉辦國民黨的建國100年,游文富繼續承包花博最大標案,我繼續不斷申請國家檔案被拒,繼續作很少人關注的白色恐怖歷史研究。然後,十年又過了,紀念日又來了,然後巧遇鄭惠中的一巴掌。

 

江南案的軍情局長汪希苓。(圖片摘自網路)

 

在歷史上,在立場上,在情感上,我與鄭惠中是站在對立面的兩極。她擁護蔣介石,我的先生施明德是被蔣氏政權囚禁了四分之一世紀的良心犯,但作為使用「暴力」的人,我們有一個共同點,我們都是手無寸鐵的平民,我們面對的是掌握權力與暴力的政府(政府即合法掌握暴力工具者)。很明顯的從她的言論即可以顯露出她對歷史真相的無知,對威權偶像崇拜的一廂情願,所以沒什麼好談的。但她的暴力看似不是一個單一事件,而是台灣政府、文化界、學術界以及人民在解除戒嚴後,便宜行事地選擇迴避「蔣介石問題」後的一種歷史必然。這一巴掌喚起我年輕時代的記憶,1990年三月的野百合學運後,有一天在中正廟廣場上,幾名洪門的黑道份子強押一名落單的台大學生下跪道歉,給誰道歉,當然是給蔣介石道歉。那是剛剛解嚴才不久的時刻,剛剛浮現出「蔣介石問題」,而我們卻都沒太注意。

 

該紀念什麼?該譴責什麼?是我們活著的人一項重要的人性義務,是人類文化很重要的表徵。可是,對我們這一群平白從「白色恐怖統治」活過來的人或後裔,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好人變壞人,壞人變好人,家人變惡人,萬惡者變無辜者、高高在上的人原來殺過不少人!太多的不解、驚訝與尷尬要處理,可是我們都沒好好把話給說清楚,實在太不堪。所以,「紀念」成為我們政治上的、情感上最難的事,最荒謬的事,可是,是人又不得不做,所以搞得國家四分五裂,有時紀念殺人兇手,有時紀念被殺的烈士,同時譴責戒嚴時期的恐怖,同時又懷念起獨裁的領袖,想起應該感念當年受苦的人,卻又認為特務對國家也貢獻良多。從陳水扁總統、馬英九總統到蔡英文總統,哪一個不是代表國家一邊去慈湖謁陵,一邊紀念二二八和美麗島。這樣的精神分裂要到何時?到何時才能把話講清楚?到底我們一起共同要紀念什麼?譴責什麼?當我們願意誠懇地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就是在建立一種文化。紀念就是在譴責了,紀念就是不鄉愿,紀念就是表態,紀念就是恢復正義。正義就是讓事情擺回到它應有的樣子。

 

是人,不管烈士或獨裁者,在時間的長流裡都將屍骨無存,唯有我們願意紀念的精神會永存,存在世世代代的人心中,在我們備受威脅、軟弱的時刻鼓舞著我們。這才是紀念的意義。

 

在這個意義上,台灣人要如何面對「蔣介石問題」是一件重大的歷史課題。我相信沒有好好處理「蔣介石問題」將是政治上躲不掉的地雷,不知什麼時候就會那裡爆一下,炸一下。自古以來這種事就是難題,古人說殺父之仇不共戴天,但,我們今天難就難在無論如何必須「共戴天」,如果覺悟了必須「共戴天」,那麼追求真相就是唯一的路,人唯有在真相面前才能臣服,才能和解。

 

請不要再消費無知的「鄭惠中」,她有心主持正義如黑道般的行動點出了台灣文化上的大問題,她那一點點小小的暴力,撼動不了我們的民主,倒是真的委屈了鄭麗君個人,何況民主不是什麼需要捍衛的價值,民主就是一種不得不的政治制度,真正值得捍衛的價值是自由、平等、博愛,真正值得紀念的是人類行動裡的榮光,那往往來自一種為凡人所不能的勇氣與犧牲。
 

 

※作者為施明德文化基金會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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