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究台灣的民主體制，抑或世界上所有的民主體制，我們皆可用下列兩種原則性的價值，簡單總結其運作的整體形式，那就是「競爭」和「參與」。一來「競爭」意旨：所有的意識形態，都能以（甚至是說「該以」）和平、理性溝通的方式，來進行對敵立場的談判與斡旋，爭取全體人民的抉擇傾向己方，使抽象的意識形態，化作新政策新法規，具體實踐，成為公共社會生活的總體目標；二來「參與」明示：任何人的任何意識形態論述與主張，皆擁有跨過公共討論門檻的權利，擁有和平地爭取認同與付諸執行的機會。

如上的兩項原則，套用到國際上其他採行民主制度的社會當中，例如在德國，脫離二次大戰後，雖然我們可以看見其社會中大多數人，對於歷史慘痛記憶的集體反思與嚴正批判。不過，聚焦近年德國政壇，我們亦可看見，其因為自身民主價值，而必然地做出了維護競爭和參與兩項原則的具體實踐，在如是實踐中，明示著一種顯而易見地道理：只要你是用「談」的，而非用「打」的，那麼國家基本會／要保障你「表達」的權利。

在德國的政黨列表當中，不乏存在將反民主作為中心主張的極端政黨，有些甚至坦然地大聲傳述自身種族主義、排外意識的敏感論述。例如，德意志國家民主黨（NationaldemokratischePartei Deutschlands, NPD），作為德國政壇上的新納粹主義分子，在李樂曾、鄭春榮主編的《德國發展報告》中指出，該黨曾發行一本刊物《明文》，並於過往內容載明道，德國不需要清真寺、排斥移民與難民加重德國社會負擔等，極端右翼的排外論述，嗣後遭到德國郵務公司以特定立場拒絕寄送，最終德國聯邦法庭介入爭端，裁決該刊物享有著作出版自由，為民主社會言論自由的權利所保障。

言論自由的保障，包容多元歧見，提供了意識形態自由且和平流動於社會的基礎。在台灣，守舊派人士想要保存威權時代領導人的神格地位，決心及其背後思想皆毋庸置疑，但相對地，如此堅定的決心與立場，也得接受在這個社會上有其他一些人，正在揭竿起義，提出訴求，欲推翻其既有主張和事物的狀況。而這正是因為我們，活在實行民主的台灣。

如今，文化部以轉型正義的意識形態欲推動中正紀念堂轉型，為去除威權時代象徵，找出具體辦法，目的在於，實現中央想由公權力的角度，促使台灣社會對過往共同歷史，重啟一場以理性對話為基底的立場交流。為達此目的，把蔣公從陳腐的神壇上請下來，實屬必然，不然在存有「政治正確」的答案前提下，我們如何得以理性談論不同立場，更遑論化解長遠歷史傷痛，達到互相理解與尊重。

文化部的行政目標不能簡易化約為去蔣化，更難與郝龍斌先生所論及的去中國化劃上等號，具體而言，它甚至比前述所提及德意志國家民主黨的極端立場，更為溫和且立意良善許多。並非為樹立誰對誰錯的絕對判準，而是為台灣社會徹底釐清過往共同歷史的不同認知，促發歷史對談，溫和地理解彼此相對的立場，真正做到化解隱性社會對立的目標。不過，卻仍得活活挨受情緒激動的不同立場人士狠狠一巴掌。

此舉已然脫離平時網友間所戲稱的，在論述上「打臉」對手的羞辱式攻擊得分，而是貨真價實的拳腳相向，以暴力作為最終訴諸辦法，拒絕民主社會不同認知間的談話，拒絕斡旋，只求達到己身立場滿足。等到自己內外身心都暢快舒爽，管別人家的歷史傷疤遺留千秋還是萬代。

當然，談到中央近時廣泛推進的轉型正義，確實如同我們所看到的，在許多初始討論的階段當中，立場的異質性必然地已將不少人推入了言論對立的無盡漩渦。然而，這也正明示著，我們是如何真實地陷於歷史對話的陣痛階段，邁向真正的社會和解。過程艱辛在所難免，畢竟不同立場的不同本質，立基於諸多不同的歷史記憶與情緒。

此時，民主社會的兩項原則性價值，則更當受到謹慎重視，具體遵循。只因對立的情緒記憶，極有可能隨時爆發如同今時今日這般無端的肢體暴力，此等非理性行為，終將促使台灣社會人民的價值永久對立，更將永久阻斷和平討論與理性談判的進行，干擾民主社會運作的整體形式，是為威脅台灣民主的潛在破壞因素。我們皆應當予以嚴厲的譴責才是。

※作者為關注原住民族轉型正義的排灣族山地青年／國立大學政治系三年級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