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報紙的社論有如人臉上的眉毛，用處不大，最多是汗流如雨時，擋住汗水進入眼裡，最大的作用，還是美觀。然而，如果缺了眉毛，不僅顯不出眼睛的神采，也恰似一幅圖畫，留白太多，單調而無韻味。報紙的社論雖是一家之言，但影響力多大？有多少讀者認真細讀？答案不問可知，但如果取消了社論，卻像刮掉了眉毛，怎麼看都不順眼。

為媒體寫社論非獨管爺

最近監察院小題大作，對臺大新任校長管中閔提出彈劾案，指他任官期間曾為壹周刊撰寫社論，並用筆名為其他刊物撰寫專欄，有違法之嫌。政務官能否在媒體上撰寫社論與專欄，的確是可議之事，尤其是寫作內容如涉及所主管的業務範圍，不論是支持或反對某項政策，都有道德上的瑕疵。但是臺灣的媒體對此從未避嫌，執筆的官員也不以為意，因此大批官員在媒體上放言高論，已成常態，如果監察院要對此提彈劾案，就不能針對管爺一人下手，一旦全面篩檢，勢必有更「驚人」的發現。

我任職報界四十餘年，主管「修眉」的工作斷斷續續也有三十餘年。各報的主筆群中，學者或大學教授佔最大比例，其次為社內的專任主筆群，再其次就是政府官員。官員中比例最高者乃財經部門，其次為民代與科技、環保與衛生等單位官員，行政官員與法官則絕無僅見。

上述部門，專業性較高，需要理論與實用並濟，主管其事者多由學者轉任，不僅專業學識深厚，在務實應用與制訂政策方面亦多有獨創的見解，只要寫作的內容不脫離現實太遠，並與報社的立場不背道而馳，都會受到歡迎。這類文章既非學術論文或高頭講章，亦無明顯的政治色彩而作攻擊之論，深入淺出，平白近人，故看不出是高官之筆，大部分亦言之成理，提供極具價值的意見，供政府參考。

財經官員寫社論頗受歡迎

我於1988年自美返臺，任中國時報總主筆，前任是楊乃藩先生。他文筆極佳，延攬之寫手亦均一時之選。斯時財經方面的社論皆出自王作榮與汪彝定先生之手。王先生於1978至1988年十年間，擔任工商時報總主筆，1984年同時擔任考試委員，也算是政府官員了。他在中時及工時所發表的社論及專欄，見解超人，提出一系列的政策主張，多被政府採納，以致天下雜誌譽他為「第一位政策經濟學家」及「經濟設計師」。

他主張，承平時代，政府應放手讓經濟自由發展，少插手其間，但在經濟發展遭遇世局影響，面對困境之際，政府亦應扮演適當的管制角色，不能過度放任自由。此一理論經他反覆詮釋，政府主管財經、貿易官員都能誠服接受，肇致臺灣七、八十年代的經貿發展一路順風，王作榮先生堪稱是最佳舵手。而中國時報的社論亦因此聲譽鵲起，由「眉毛」升級為「眼睛」了。

另一經貿作者汪彝定先生才華橫溢，文采多姿，除財經題材外，亦兼寫一些社會問題，因見解超然，語多幽默，極受讀者歡迎，他那時任職國貿局長，如以現在監委的執法標準，他亦應遭到彈劾。

我接任後，王作老（我們都這樣稱呼他）因年邁不再寫稿，然而他老當益壯，1990年還出任考選部長，1996年又出任監察院長，當然也沒有精力再寫社論。汪彝定先生在1989年左右罹患癌症，開刀、吃藥、打針，受盡折磨，但在如此的身體狀況下，他仍應允撰寫社論。由於全身疼痛，竟趴在地上寫稿，其精神令人敬佩。但細讀其內容已大不如前，諸多段落必須重加潤飾，後因體力大衰，也就不再執筆了。

此時為中時寫財經方面社論的主筆，其一是政大教授殷乃平，另一是陸委會經濟處主任傅棟成先生，傅先生是王作榮的學生，也是王力薦到時報擔任主筆撰稿者。他寫稿平實、簡潔，見解不凡，尤其是有求必應，無論多麼忙，只要一通電話，他必然準時達成任務。某次他打電話至報社，表示因為工作繁忙加之寫作壓力，寫到一半竟然暈倒，文章難以為繼，我聽後大吃一驚，請他家人立刻將已寫竣的部分傳真到報社，由我狗尾續貂，勉強湊全，次日問社內同仁都說看不出接縫的痕跡，我總算放了心。他的用心與敬業，實令我感動，迄今難忘。

中時「主筆」達七十餘人

另一難忘的主筆則是王建煊先生。他於1990年6月出任財政部長，但仍為工商時報撰寫社論。91年某日，余紀忠先生問我為何不敦請王部長也為中時寫社論？我當然立刻遵命，先求見王部長，並在來來飯店二樓設宴請他吃飯，談談寫稿事宜。在座作陪的，還有劉必榮、黃輝珍等主筆，席間我請教他：「部長希望寫哪一方面的專題？我需將社論內容與新聞配合。」他答曰：「都可以！什麼題材都可以。」我聽後頗為吃驚，每個人都有其專業範圍，尤其現代化的臺灣，分工極細，懂財經不一定懂法律，懂法律不一定懂外交，懂外交不一定懂醫衛，怎麼有膽說：「什麼都可以？」

過了幾天，我終於找到適合的題目請他執筆，他倒是一揮即就，社論一般約晚間十時左右截稿，他居然七時許即寫畢交稿。我讀後大吃一驚，在此不細述其內容，只覺得必須面呈老闆，決定取捨。我先安排一篇備稿，再攜王稿晉見，未料余老闆該晚赴忠孝東路某友人家打麻將，我問得地址，先電話聯絡，再叫計程車直奔該宅求見。

余先生真是一位盡責的報老闆，他立刻停牌，到客廳與我相見，我呈上王部長的稿子請求定奪。他認真讀了以後，面孔緊繃，小聲說：「不能用，不能用，你有無備稿？」我說：「已有備稿，無庸耽心。」他再說：「叫他以後不要再寫了。」哇！我知道他不便直接向王開口，壞人由我擔當，我也只能硬著頭皮，以電話向王解釋，並致上無限歉意。這一段公案就到此結束。

次日下午，余先生約我到他的住處，問我處理的方式，並拿出一本名冊，要我細看一下，這本名冊封面寫的是：「中國時報外聘主筆年資及薪資表」。打開一看，竟有七十餘名主筆，薪資最少者每月為兩萬五千元，最高者有七、八萬元。我再細看，其中為我們長期寫稿者僅六、七人，其他均為掛名主筆，支薪而不寫稿。名單中洋洋灑灑，有內政，有外交，有司法，有教育，當然更有財經諸官員。顯然這是余老闆拉攏在朝官員的一種手法，尤其薪資一律以現金支付，俾不著痕跡，「王聖人」亦名列其中。

表面上看，不少官員多方設法與媒體建立關係，實際上，媒體負責人也多方設計，希望從政府官員處得到若干無形的支援，包括人事的安排與財務的挹注。以臺灣日報老闆傅朝樞為例，他因與王昇有同鄉關係，與蔣彥士也有特殊私交，雖然沒有找他們為報紙寫稿，但各種私下的往來不時可見於新聞版面。所以臺灣日報社被迫賣予總政戰部後，竟可將交易所得全數結匯，寄至美國。在那個戒嚴時代，能獲得如此特權，若無相當政商關係，何能致此？

社論宣示報老闆的政治立場

社論有無重要性，老闆與總主筆之間往往有些不同的想法，老闆認為，這個一、兩千字的長形方塊，是代表他個人立場的園地，除了宣示政治立場與主張，往往也藏著私人的恩恩怨怨。字裡行間隱藏著許多錯綜複雜的利害關係，不足為外人道者居多，而總主筆雖有主觀的思想體系，若與老闆的想法扞格，往往也只能遷就老闆的想法。我常公開自我調侃：「總主筆正式的名稱應該改稱『代書』，總主筆只是一個好聽的名詞而已。」

我服務過九家報紙，伺候過六位老闆，主持社論工作者達八家，其中最尊重總主筆與寫作群意見的老闆有兩位，一是高雄臺灣時報（以及美國遠東時報）的吳基福先生，一是中國時報（包括美洲中時）的余紀忠先生，尤其余先生高倡自由主義，除了重大新聞事件外，很少過問社論寫作的內容與方向。但遇到關鍵性的重要議題，他不僅字斟句酌，一看再看，甚至要求重新寫過。記得郝柏村組閣的那一次，國人的看法兩極化，有人認為軍頭組閣，必然將臺灣的民主拉至反方向，再度回到國民黨集權的時代。

康寧祥主持的首都早報，竟然整個頭版版面僅用了一個「幹」字表達心聲。那天晚上，余老闆到了編輯部，坐在我的對面，要求我每寫一張即交給他審核。老闆就坐在對面，一頁一頁地審稿，其壓力之大，不堪想像。我只能硬著頭皮寫一頁送一頁，終於大功告成，左右同事都斜眼偷覷，看我怎能在這種情況下，還能從容完稿。

冒犯老闆　社論無法見天日

當然，這種場面，我任職中時八年中，僅此一次，但凡涉及政治上的政策、人事變遷或重大弊案，他都會特別關心，並要求看稿。1992年，簡又新先生任交通部長，任內發生了「十八標案件」，起初只是立委葉菊蘭在國會質詢，暗示有五位國民黨立委在高速公路十八標案中，收取鉅額賄款，立委及記者數度詢問簡部長，簡一律笑而不答，顧左右而言他，無形中增添更多的神秘感。

後來案情發展愈演愈烈，不僅監院主動調查，甚至地檢處與調查局亦派員介入，交通部乃主辦單位，部長怎可用笑而不答或「不作評論」敷衍塞責，於是我撰寫一篇社論，要求簡部長必須釐清案情，主動出面說明，怎可抱持「和稀泥」的心態敷衍，大事化小？此稿寫成後，我心知該事牽扯甚廣，主動到老闆辦公室呈閱。他細讀後不發一言，直接打開桌中抽屜，將稿子置入，關上抽屜後，對我一笑，只說了一句話：「書生之見」。然後叫我趕寫備稿。我當時一頭霧水，這件事怎麼扯得上「書生之見」？事隔數天後，我終於了解，他與簡私交甚篤，不願以十八標案指摘交通部長，甚至次日竟將原稿私送簡又新過目，討個人情，幸好稿上未留姓名，否則我豈不是平白惹上麻煩。

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1992年。那時蔣經國已過世，李登輝繼任總統，余先生曾在中常會擁立有功，加上王作榮先生極力牽線，李、余之間也發展出相當的情誼。我斟酌當時情勢，寫了一篇社論，主張裁撤救國團，或者改為教育部轄下的青年活動組織，以與國民黨脫鉤，避免淪為「青年洗腦機構」。此稿呈閱之後，亦遭到同樣命運：一聲「書生之見」後，置入抽屜之中，永未再見天日。

綜而言之，臺灣媒體的社論、專欄，操刀者以學者為最多，媒體人次之，政府官員、尤其是財經官員亦不少，他們固然賺了不少稿費，但也對國家制訂政策作出不少建言，當然也有官員利用為報紙撰寫社論而牟取私利者，如某教育部官員為中時撰寫社論，當自身晉升為國際文教處長時，寫了一篇自我吹捧的社論，題目竟然大書：「深慶得人！」余老闆閱後表示，天下竟有這麼不要臉的人嗎？一邊說著，一邊將稿子撕得粉碎，擲入字紙簍中，我們都大笑不已。

人間事有利有弊，我始終堅持一種看法：「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官員寫文章似無不可，只要不「深慶得人」，就不算是踰閑了。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台灣大學歷史系畢業，服役後，考入師範大學中文研究所與故宮博物院合作的中國美術史專班。畢業後，進入故宮博物院任助理研究員，從事藝術研究工作三年半，後轉至新聞界，曾任：臺灣時報總編輯，臺灣日報總編輯。1979年赴美，曾任：舊金山遠東時報總編輯，紐約中報總編輯，紐約美洲中國時報總編輯、總主筆，紐約北美日報社長。1987年返台，任中國時報總主筆，1996年轉任自由時報副社長。2014年退休。作者見證過去近50年台灣新聞史，《編輯台憶往》為其記者生涯的回顧，獨家於《上報》連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