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還在法蘭克福工作的時候，認識一位在法蘭克福度過六〇年代的朋友。在一次聊天中我提起，正計劃寫一本關於法蘭克福的書，其中有一篇要談學運。他很高興地說，是的，談這座城市不能不談起那個年代的學運，並從家裡拿了張剪報給我看，那是一九六八年，學生們手牽著手上街抗議。他說：你看到了嗎，我就走在第一排。

有意思的是，他本身是法學博士，談起世界各國挑戰政治秩序的運動時，總認為改革甚至革命，不管訴求多麼正當，還是得確定民主憲政的體制不被動搖。但在一九六八年時的他所加入的學運，其實是全面質疑戰後西德體制正當性的。那個年代，對於許多法蘭克福的大學生來說，是生命中難以忘記的一部分。每個人都無畏地走上街頭，覺得這個國家因為自己的行動，正在往更好的地方去。對他們來說，不再能把未來寄托給正在當權的上一代，因為這些人在第三帝國的十二年期間是臣服於獨裁之下的子民，到了共和國時期又未能對下一代交代當時的歷史真相，不提責任，想當成一切都不曾發生。可是對青年人們來說，一切都曾真實的發生，而且，不正確的事情還在繼續發生中。例如西方國家對第三世界的殖民主義、資本主義對勞動階級的剝削、高等教育的僵固與無批判性、西德在越戰與冷戰中與美國的合謀。

這個反叛的學生世代，剛好在思想上也遇到了理論革命的六〇年代。戰後二十年保守主義並沒有讓德國變得更好，自由主義又僅是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共犯，可是學生們又無法全然接受傳統的左派語彙，因為馬恩所使用的階級、無產者、生產關係、歷史唯物論等等分析方式已過時，一百多年來始終不見左派所允諾的革命。於是，學生們不只挑戰上一代的政治立場，也拒絕上一代的理論宏大敘述，各種新的主體、階級等等以往的社會理論概念退位，尋求社會結構之缺口的「後」思潮興起。霍克海默、阿多諾、哈伯瑪斯等法蘭克福的哲學家們提供的批判理論，缺乏革命的力量。學生們學習了老師所教授的反叛精神，但又相信，要改變這個體制，他們必須更激進，甚至更暴力。

把學生推向街頭的事件中，最具決定性的，是警察槍殺學生，以及學運領袖杜區克遭受右派激進者暗殺，這些暴力事件讓學生相信不可能再任由國家權力宰制，必須起而反抗。於是學生們從課堂上走向了街頭，又走回課堂占領高等教育殿堂，想發動一場從下而上的政治、生活與思想革命。所以整個六〇年代末到七〇年代，學運浪潮席捲整個聯邦共和國。所謂的一九六八分子（1968er），也在這麼長的時間裡奪得了發言權，在政治論述、社會哲學思想、左派理論、文藝創作等領域都想像如何改變世界，累積了極為豐富的成果。倘若我們要理解戰後德國歷史，絕對不可能略過一九六八年…

我的家鄉是文學：文學教宗萊西—拉尼茲基

永遠的局外人

說到法蘭克福與文學，有一個名字永遠留在法蘭克福人的記憶裡，但他不是德國人，他選擇了德國與法蘭克福，做為他第二個家鄉，以及第一個精神的原鄉。

馬賽爾．萊西—拉尼茲基（Marcel Reich-Ranicki），戰後主掌《法蘭克福廣訊報》文藝版的波蘭人，他在這個德國極重要的質報上對德國文學的評論，相當程度上左右了戰後德國寫作與出版的方向，其影響力之大，使得他被暱稱為「文學教宗」（Literaturpapst）。《南德日報》（Suddeutsche Zeitung）總編輯凱瑟（Joachim Kaiser）曾在該報文學版這麼描述他：「德國最被廣為閱讀的、最被畏懼的、最受矚目的、因而最被憎恨的文學批評者。」

一九二〇年，萊西—拉尼茲基出生於波蘭的猶太家庭，他的父親是波蘭商人，母親是說德語的波蘭猶太人，因此萊西—拉尼茲基從小生活在多語的環境裡，但他最喜愛的語言還是德語，那是因為德語對他來說是文化語言。受母親影響，他自小喜歡文學，每年八月二十八日母親生日時，他向母親祝壽，母親總是毫無例外地問他：你知道今天還是誰的生日嗎？

他總是毫不遲疑地說出歌德的名字。

小學時，母親帶他回到兩人的原鄉讀書。他在柏林讀小學，直到一九三八年時高中畢業。早熟的他在小學時已經展現了對文學的熱情，他說，在學校裡因為他比同學都更早能夠閱讀並引述文學作品，使得他在同學間並不受歡迎，他成為「局外人」（Außenseiter）──這個身分，幾乎刻劃了他的一生。 高中畢業後他遭納粹驅趕回華沙，被囚禁在猶太人隔離區，因為通曉德語，得以為占領波蘭的納粹軍隊擔任翻譯。當時在小小的華沙舊城區隔離了幾十萬猶太人，後來爆發了反抗行動，萊西—拉尼茲基也參與了那次反抗，失敗被捕。他與太太原將被送入毒氣室，卻在最後一刻逃離華沙。

波蘭被蘇聯解放後，他加入波蘭共產黨，協助波蘭重建。原來他的姓只有萊西，他不得不加上拉尼茲基，因為萊西太過德國化，也太過猶太化。憑藉其雙語能力，他為波蘭政府的情報機關以及外交部工作，最後也成為我的同行，外派到倫敦擔任波蘭的外交官員。但後來他被召回華沙，並被解職，原因是共產黨政府認定他的意識形態立場與黨不相符。在短暫入獄並獲釋後，他不再為政府做事，而全心投入文學。他開始為報刊撰寫德國文學評論，並在出版德國文學的波蘭出版社工作。最後這位立場被懷疑有問題的前外交官，也被政府下令禁止出版任何作品。波蘭已無他所能容身之處，一九五八年，他帶著妻小，去了德國，從此不再回到家鄉。

他先去了漢堡。漢堡向來是德國的媒體重鎮，《明鏡週刊》、《時代週報》（Die Zeit）、《週日世界報》（Welt Am Sonntag）、《北德廣電》（NDR）、《圖片報》（Ｂild）等大媒體都在這裡，他很快地找到為各媒體撰寫文學評論的工作。後來，當時最好的報紙《法蘭克福廣訊報》文學版主編出缺，他遂於一九七三年來到法蘭克福，直到二〇一三年過世為止。一九九九年，他出版了《我的一生》（Mein Leben），超過五百五十頁的自傳，文筆優雅清晰，寫出他從威瑪共和、納粹德國到聯邦共和國、從華沙到柏林、漢堡、法蘭克福的動盪一生，每一頁都精采。根據出版社於二〇一五年的資料，這本自傳的銷售數字是不可思議的紀錄：超出一百二十萬冊（其中也包括我買的兩本，第一本在臺灣，但是來德國後，我實在太喜愛這本書，不得不再買一本）。

對文學的愛

在自傳裡，他回憶如何開始其早熟的對文學的熱愛。那是一九三二年底，十二歲的小男孩得了一張戲票，得以進到真正的戲院──不是兒童戲院──去看席勒的戲劇《威廉．泰爾》（Wilhelm Tell）。他說，那個晚上開啟了他對德國文學永遠不變的愛。

在納粹掌權時，他在納粹的首都柏林讀書。在德文課上這個愛著文學的少年表現優異，除了「極佳」沒有拿過別的成績。但高中畢業會考時，他卻只得了「佳」，後來校長偷偷告訴他，閱卷委員們並未考慮給他「極佳」，因為那「不適合」──意思是，對一個猶太人學生來說不適合。在一九三八年的氣氛下，可以理解老師們的顧慮。 當時已經有許多德國的猶太人準備逃亡到國外。與萊西—拉尼茲基同住在柏林的叔叔，有位朋友是化學家，少年常常去他家看書。在逃亡前夕，這位長輩跟他說，你來我家吧，帶一個小行李箱，我帶不走書，你就搬回去吧。萊西—拉尼茲基拉了一只大行李箱，欣喜若狂地裝滿了里爾克等知名作家的全集。他向化學家道謝，化學家告訴他：「你根本不需要向我道謝。這些書我不是送你的，我事實上只是借給你這些書，就像這些年的時間對您來說也是借來的。我的年輕朋友啊，就連您，最終也免不了被驅離此處的命運。而這許多的書呢？最後您也得留下它們，如同我現在一樣。」 化學家是對的，兩年後，萊西—拉尼茲基終究要歸還他借來的時間。他被解送回華沙的猶太人隔離區，離開柏林前他只能匆匆地抓了幾本書放進行李，這些書中的絕大部分，他沒能夠帶走，還給了時代的無情…

※本文摘自《美茵河畔思索德國：從法蘭克福看見德意志的文明與哀愁》六八學運之城／作者曾派駐法蘭克福辦事處，現任職外交部。2018年獲得由香港外國記者會、香港記者協會及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聯合主辦之《人權新聞獎》文字及印刷組評論優異獎／春山出版